一步，向死而永生
来源：《炎黄春秋》2024年第3期 文/ 秦正   2024-08-21 10:13:37

　　导语：1940年2月中旬，潜伏在国民党军统电讯处的张露萍等7名地下党员暴露被捕。2月底的一天，张露萍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曾家岩50号周公馆附近被敌人释放，最近时离公馆后门仅有一米。组织的怀抱近在咫尺，一步向内即生，一步在外必是死。张露萍目不斜视，径直向前，一步步远离周公馆，一步步走向死亡，却走向了永生。谨以此文向牺牲时年仅24岁的隐蔽战线英雄张露萍致敬!

　　今天看来，张露萍的人生轨迹清晰无疑，她18岁受组织委派从延安前往重庆从事秘密工作，被捕后坚不吐实，狱中表现铁骨铮铮，牺牲时从容壮烈。然而事实上，由于隐蔽斗争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残酷性，从被捕、坐牢到牺牲，张露萍的真实身份都难以留下清晰准确的材料。张露萍被捕后，与她联络的上线又被调离重庆，加之其间与他人发生的种种误会，最终造成有人说她是烈士，也有人说她是叛徒、是军统特务。这一切皆归于“隐蔽”二字。

　　迷惑了敌人，但也困惑了自己人

　　张露萍原名余硕卿，1937年秋末冬初，她与成都、重庆两地的进步青年奔赴延安，1938年2月抵达延安前改名黎琳。1938年10月黎琳在延安入党，1939年11月受组织派遣到重庆，由叶剑英负责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在曾希圣、雷英夫指导下，黎琳化名张露萍，受命领导潜伏于军统电讯处的中共特别支部。1940年2月张露萍等7人暴露，短时间内相继被捕。被关押5年后的1945年7月，被捕的7名同志于息烽监狱被杀害。

　　垂直领导、单线联系、互不交叉，是当时隐蔽斗争的主要方式。黎琳到达重庆后化名为张露萍，领导军统的中共特别支部一事，只有叶剑英、曾希圣、雷英夫3人掌握，而她秘密工作的具体细节则只有与她单线联系的雷英夫一人了解。遵照秘密工作纪律，叶剑英、曾希圣、雷英夫对这项绝密使命守口如瓶，军事组之外的南方局其他同志毫不知情。张露萍本人更是严守秘密工作纪律，领受任务后，立即切断了与战友、亲友的一切联系，远在延安的丈夫李清对她到达重庆后的秘密工作也一无所知。可单线联系也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旦单线联系的上级调离或牺牲，下线情报员就可能成为无人知晓的“黑户”。

　　1940年张露萍7人小组被捕后，曾希圣即刻遭到敌特怀疑和监控，面临暴露的危险。在周恩来安排下，他随叶挺秘密转往新四军任职。不久，叶剑英奉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雷英夫随行回到延安任作战局副科长。1941年雷英夫与刘革非在延安结婚，刘革非正是当年与黎琳一同奔赴延安的蜀华中学校友。而雷英夫严守保密纪律，关于同黎琳的工作关系及其经历对妻子也只字未提。

　　仅有的3位知情人调离后，“重庆的张露萍即延安的黎琳”这一情况几无人知。被捕后，张露萍对敌人说自己去延安之前的名字叫余慧琳，随后5年牢狱期间，都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曾经的秘密工作始终守口如瓶，以致关系最亲密的狱中难友都不知实情。因为单线联系中断和隐姓埋名，后来组织上核查时，都难以断定狱中自称为国民党中将余安民之女的余慧琳就是南方局军事组领导的张露萍，而张露萍就是延安派出的那个黎琳。

　　两次误会遭疑叛变

　　一次误会发生在被捕之前。到达重庆后，南方局赋予张露萍3项秘密任务：“领导军统局电讯处张蔚林、冯传庆等五六个党员，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将张、冯提供的情报，通过中间站转送周公馆;若有可能，在军统电讯处继续发展党员。”[1]

　　遵照南方局安排，黎琳化名张露萍，与张蔚林假扮兄妹，租住于两路口附近牛角沱的一间房子，并作为秘密联络站。假扮兄妹，自然要表现得情同手足。张蔚林、张露萍时常一同逛街、购物、吃饭、娱乐，同时以此为掩护与上下线接头联络，一切似乎无懈可击。

　　不料，意外还是发生了。而且这场意外并非来自敌人，而是来自战友。1939年秋，张露萍的抗大校友谌曼丽因患肺结核从延安前来重庆就医。1940年初病情好转即将返回延安的前两天，谌曼丽乘坐着黄包车到市中心购物，途经著名的陡坡七星岗时，被迎面走来的一对手挽手的青年男女所吸引。男青年着一身国民党军装，女青年的穿着显然是富家小姐打扮。是黎琳!谌曼丽仔细一打量，认出了那张熟悉的美丽面孔，她当然不知道此时的黎琳已是更名改姓的潜伏者，万不能与延安来人街头相认。张露萍也认出了谌曼丽，急忙拉起张蔚林，迅即隐入人流。正当谌曼丽叫停黄包车，转身上前想要叫住黎琳的时候，却见那对男女急匆匆消失在了一个巷子口，一场误会由此酿成。

　　黎琳在抗大上学时颇有名气，能唱歌，会教歌，善指挥。一次，叶剑英到抗大做时事报告，男女学员队相互拉歌，轮到女队时，同学们红着脸，面面相觑。这时，黎琳大大方方地走到队前说：“好吧，我们就唱《干一场》吧。”从此，大家都亲昵地称呼黎琳“干一场”。这样一位活泼可爱又美丽的同学，即便扮成大小姐，谌曼丽也不会认错。她还知道，黎琳在延安时就已结婚，丈夫是马列学院的李清。黎琳怎么会跟国民党军官打得火热?惊疑之余，谌曼丽向南方局个别同志核实黎琳近况，他们当然也不可能知道黎琳的秘密使命。回到延安后，谌曼丽忍不住向一位好友透露了“重庆偶遇”的情形。于是，黎琳跟一位国民党军官手挽手，就成了口口相传的“新闻”，进而演变为“黎琳变心了”“黎琳叛变了”，最终传到了不知实情的李清耳中。这条“负面新闻”无疑对日后组织核查造成了困扰。

　　另一次误会发生在被捕之后。1940年2月底的一天，正当南方局军事组开会研究张露萍小组被捕一事的影响与对策时，张露萍突然出现在南方局所在地曾家岩50号周公馆附近，身后尾随着特务。叶剑英立即命令曾希圣和雷英夫赶往后门观察以应对突发情况，并调来警卫班以防不测。雷英夫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判断有两种可能：一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说话，看她进不进周公馆。如果她同谁讲话就抓谁，如果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第二种可能就是她叛变了，引着国民党特务来抓人。但是张露萍出现了以后，见到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讲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离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以进到院子里来，但她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因此，我们当时判断是第一种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只是一种估计。”[2]

　　虽是国共合作抗战时期，但国民党对中共重庆地下组织乃至周公馆的监控破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一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只是一种估计”，说明当时隐蔽斗争之复杂尖锐，也给张露萍被捕后的表现留下了模棱两可的悬念。

　　坚不吐实，一度被军统定为“违纪人员”

　　张露萍被捕后拒不承认共产党员身份，始终坚称：“本名余慧琳，余安民私生子，逃婚去延安，怕苦回重庆，准备考大学，路遇张蔚林，两人仅相恋，其余一概不清。”[3]张蔚林的口供仅为：“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冯传庆、杨光、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亦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

　　“张露萍虽被判了死刑，但敌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实她是共产党派来的。特务们还真以为她是张蔚林的女朋友，是误抓的‘特务家属’，所以对她的看管也比较松。”[4]按照当时军统的“家规”，一些触犯了内部纲纪的特务，会被判罚坐牢，在狱中充当“内线”戴罪立功。在此背景下，特务们对张露萍的“优待”，也给外界造成她是“军统特务”的误判。据说蒋介石得悉军统“红色电台案”后，曾对戴笠大发雷霆。为挽回颜面，戴笠在案发初期或许更愿意相信张露萍等人与中共无关的口供，进而顺水推舟将他们列为“军统违纪人员”。直到后来叛徒出卖，戴笠了解到张露萍的真实身份，才下令将7人全部杀害，但一度定性的“军统违纪人员”，委实给张露萍复杂难辨的身份又添了一抹疑云。加之张露萍的父亲余安民曾任国民党川康绥靖公司公署中将参赞，这一家庭背景，也会使人采信“军统特务说”。

　　1950年元月，重庆各界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死难烈士大会，“有关方面在清理这些烈士名录时，未将张露萍等7位烈士列入《被害人员登记表》，只在《白公馆被难人员名册》里记载了张露萍等7人是‘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与《新华日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不提名’等字样”[5]。

　　不该发生的事

　　张露萍领导的潜伏于军统的中共特别支部成立后，在张蔚林、冯传庆的帮助下，很快吸纳了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成员迅速增至8人，情报工作屡建功勋。

　　1939年12月，杨光奉命向胡宗南部发报，通知军统特工小组潜入延安的具体日期与地点，要求胡宗南派人护送。张露萍立即将这一情报报告给周公馆。这样，军统特工小组和胡宗南所派护兵还未进入延安，就被我一网打尽。

　　1940年1月下旬，军统发电要求昆明警备司令部抓捕中共昆明市地下党部分领导并开列了名单，赵力耕截获了这份密电。张露萍第一时间报告南方局，中共昆明市委及时撤走有关同志，避免了损失。

　　特别支部还获取了军统电报密码、电台呼号和波长，军统内部概况，军统搜集的我方情况及向我内部渗透的计划等重要情报。

　　接二连三地泄密，引起戴笠警觉，他责令电讯处严加追查，电讯处则把追查“重任”交给了冯传庆。张露萍得悉，立即报告了曾希圣和雷英夫，并得到支部各成员立即暂停搜集、传递情报的指示。就在大家准备蛰伏一段时，又发生了一连串今天看来不该发生的事情。

　　张蔚林不该暴露。张蔚林时任军统局四处一科通讯业务员，兼任稽查处电讯科报务员。1940年2月中旬的一天，他值班时不慎将电台3只真空管烧坏。当时器材配件奇缺，电讯科科长肖茂如认定张蔚林玩忽职守，将他关了禁闭。张蔚林一下慌了神，担心自己因此暴露，便趁看守不备，从禁闭室出逃，直奔周公馆。“老电台”曾希圣给他分析，电台上烧坏真空管是常有的事儿，对于工作过失，最多受个处分，就此逃跑，则反遭怀疑。于是，决定让张蔚林买个真空管尽快返回单位。张蔚林依计返回，面见恩师和直接上司、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解释误烧真空管的原因，争取同情保护。董益三素来赏识张蔚林，曾经有人告发张蔚林暗中订阅《新华日报》，这本为军统大忌，董益三却只简单询问两句便不了了之。然而，本来有望亡羊补牢的应对措施，却因张蔚林的另一个失误而变得无济于事。当肖茂如发现张蔚林逃跑后，立即让稽查处派人四处查找，结果在张蔚林住处发现了军统职员名册、军统各地电台配置、电台密码等绝密文件，还搜出了一些中共党内材料。肖茂如立即打电话报告董益三，后者当即下令将正在其家中的张蔚林押送局本部，军统特务总队随后包围电讯总台，抓捕了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

　　冯传庆不该被捕。敌人实施抓捕行动时，正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闻讯翻墙而逃，于次日晨来到周公馆。鉴于身份暴露，叶剑英安排他前往延安，临行当晚送他一件古铜色皮袍和200块路费。雷英夫等人找来礼帽、文明棍，将冯传庆打扮成上等人，嘱咐他途中一定要住大旅馆、吃高级饭，万不可露出寒酸相。随即派人从周公馆地下防空洞将冯传庆送至嘉陵江边，经侦察没有发现特务，马上送他上船过了江。按理冯传庆已安全脱险，本应趁机“人间蒸发”，他却在岸边一个渔民的草棚里躺下来，或许是一天一夜又惊又累所致，倒头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渔民发现一个穿皮袍戴礼帽的上等人睡在乱草堆里，以为是引导日本军机轰炸重庆的汉奸特务，当即将他扭送警局。警局此时已接到附有冯传庆照片的通缉令，即行扣押了他。

　　安文元不该被吸纳。敌人虽从张蔚林处搜出上述材料，但若张蔚林拒不承认，仅凭这一点并不足以给他定罪。然而安文元一被抓就扛不住了，出卖了支部成员，还供出张露萍的动向。被捕即叛变，说明支部吸纳他入党时，考察不够深入充分。

　　张露萍不该上当。案发时，张露萍正奉命回到成都做父亲余安民的工作。安文元供述这一情况后，敌特假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去“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诱骗她回重庆。年仅19岁的张露萍隐约感到了蹊跷，立即发密信报告南方局。张露萍因担心战友而等不及南方局回复就已经启程，抵渝即被捕。

　　张露萍既已怀疑电报有假，且报告了组织，何不等到回复再作决定，或绕道秘密潜回重庆?此外，张蔚林是江苏无锡人，张露萍是四川崇庆县人，俩人口音不同，却假扮兄妹，被捕后又改称恋爱关系，或有前后的自相矛盾之处。这些情急之举，今天看来都属于“不该”之事。

　　真金不怕火炼

　　被关押在息烽监狱期间，孙壶东、徐宝芝夫妇是张露萍最亲近的难友。孙壶东是张露萍父亲余安民在“国民党改组派”的同仁，徐宝芝与张露萍同押在一间牢房。以余安民之女余慧琳为名入狱的张露萍，被他们夫妇当作亲侄女看待。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曾将张露萍英勇牺牲的事迹报告成都民政局，请求追认她为烈士。此事虽因余安民系被镇压的历史反革命而搁置，却提供了张露萍即余慧琳的重要线索，但这仍不足以证明张露萍的完整革命经历。

　　所幸的是，张露萍在息烽监狱的表现引起狱中党组织的关注。更令她惊喜的是，找她密谈的人，竟是她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建国中学同学车崇英的父亲车耀先，他曾是中共四川省委委员，被捕后任狱中党支部委员。张露萍向他汇报了从延安入党到重庆从事秘密工作直至被捕的全部经历。

　　然而，就在张露萍牺牲后的第二年8月，车耀先被敌人杀害了。幸亏他生前曾向几位支委通报了张露萍的主要情况，而其中一位支委活了下来。他叫韩子栋，即小说《红岩》里“疯子华子良”的原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贵阳市委副书记。1980年春，韩子栋了解到中央下达了关于清查在敌人监狱中遇难者问题的指示，当即向中组部和全国妇联报送了《关于张露萍等7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证明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提供了“张露萍是四川崇庆县人，本姓余，曾与车耀先之女车崇英中学同班，原组织关系在中共南方局”等一系列关键线索。据此，贵州省妇联查清了张露萍即黎琳这一关键问题。

　　1981年12月，四川省委组织部成立“黎琳叛变案”复查组，考证出具了《关于张露萍烈士和余安民是什么关系的调查情况报告》，说明张露萍确系余安民之女余慧琳。复查组找到了最重要的证人雷英夫，他专门回忆起张露萍突现周公馆时的情形：“现在看来，张露萍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她采取的行动上很正确、很聪明、很成熟的。后来，我们看到有些材料上讲，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市委，这就说明，张露萍同志的行动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6]沈醉所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雷英夫的证词。

　　当雷英夫将复查一事报告叶剑英时，叶剑英显然还记得他当年到抗大作报告时男女学员队拉歌的情景，他很激动地说：“我想得起，张露萍同志的外号叫‘干一场’。”[7]随后，他还亲自写下详细证明材料。

　　复查组找到了时任交通部部长李清，向他核实讹传黎琳“叛变”有关情况。李清称，当时年仅20岁，虽坚信黎琳的品德，但也被那些“有鼻子有眼”的传闻弄得很烦恼。但很快就收到了黎琳托人带来的一包水果糖，装糖块的布袋是黎琳常用的一块手绢做成的，布袋被一片1940年1月1日重庆刊发的《中央日报》包裹。旧报纸透露她在重庆，水果糖表明她时刻思念着爱吃水果糖的他。没有只言片语，但已暗示她所从事的工作密不而言。一切都清楚了，黎琳没变心，更没叛变。

　　1984年1月21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布《关于复查追认张露萍等7位烈士的简报》。同年5月，张露萍烈士陵墓在她牺牲的息烽快活岭落成。

　　距组织怀抱仅一步之遥的生死关头，张露萍选择了向死，也因此走向了永生。1945年7月14日，息烽快活岭上，一阵口号高呼，一串冷枪射出，张露萍洒尽最后一滴鲜血。

　　注释：

　　[1][4]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215页，第217页。

　　[2][6]何建明(执笔)、厉华著《忠诚与背叛》，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318页，第318页。

　　[3][5]张泽石：《七月里的石榴花—张露萍烈士传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第152页。

　　[7]孟勇：《中美合作所殉难人员复查纪实之一》，载《文汇报》1983年8月14日第2版。■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