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友芳： 卫生兵诱捕鬼子信鸽获情报
来源：光明网   2015-12-08 10:48:24

　　何友芳耳背得厉害，需要记者拼命在他耳畔喊，才能听个大概。老人的身体还算硬朗，精气神足，而且记忆力特别好，能够清晰地记得许多战友的姓名。

　　“哎呀，年纪大啦，抗战的事情，本来一直想写一篇回忆录的，眼睛不好写不了啊。”见有记者来，老人很激动。拍照时，他颤颤巍巍地从衣服内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头是一枚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挂好，他才笑眯眯地面对镜头。

　　他19岁时参军入伍，加入暂编第9军34师驻金华办事处无线电台。后来，回到浙江的何友芳被编入21军145师435团，这是一支骁勇善战的川军。

　　小时候当长工做学徒

　　我叫何友芳，以前叫何孙宝，今年92岁，义乌北苑街道塘坦村人。我有一个哥哥，叫何孙愰，他比我大11岁。我从小气闭，以前眼睛也受过伤，左眼瞎了，连着右眼也看不清东西。

　　小时候父母都是种地的，家里很穷，饭都吃不饱，但我们村地主很多，他们家里富有。十一二岁时，我就给地主放牛，吃一顿午饭。从13岁开始，出了一个新村规，村里凡是何姓孩子，都可以免费念书，于是，我就在当地的学校里读了3年书。

　　读完书后，我去孝顺镇上一家名叫“信泰源南北货店”的百货店当学徒，主要做擦柜台、扫地等杂活，日子过得很艰苦。我在那里做了一年多，又去了畈田蒋村，在艾青家里干过一年多的活，当时他还不叫艾青，叫蒋海澄。

　　一路颠沛去福建，遭遇日军空袭

　　1942年正月十六，我19岁，正式去当兵。哥哥当时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抽壮丁抽到我哥哥，如果他去当兵，家里就没有劳动力了。我身体不太好，也不太会干活，就顶替了哥哥。

　　我加入的是暂编第9军34师驻金华办事处的无线电台，当时台长叫曾宪卓，江西九江人，瘦瘦高高的。刚开始，我在里面也是当杂工，烧开水、打扫卫生。这个无线电台里，有9个人，基本都是金华本地人，有一个叫陈三弟的人，在金华办事处当班长，他是我姐夫的亲戚，无线电台这些人，基本是他联系来的。

　　我还记得，身边的战友里老乡很多：柯红弟，柯村人；徐村乡，后园村人。无线电台里的那台美国造的电报机，发电报的时候需要摇手柄驱动。那手柄很重，我摇上20分钟就吃不消了，每当我摇不动时，台长很恼火，一拍桌子骂我：“这么没用！换个人来。”柯红弟牛高马大、身强力壮，接我的班，他能摇上很长一段时间。

　　1942年农历四月，金华也要打仗了。浙赣战役打响前，我们奉命转移，在金华火车站，大家扒上了一列前往福建的火车，里面挤满了我们的人，以及大批武器弹药，以至于我跟许多战友，都只能趴在火车的车顶上。

　　也许是汉奸提供了情报，火车开到半路上，突然，天上飞来6架日本飞机，火车只好停下，所有人都下车躲到两边的山上。我们拿着枪，朝天射击，哪里打得着飞机，只见飞机投下一枚枚炸弹，开火车的拼命操纵火车躲避炸弹，他害怕车头被炸，就开足马力倒车。幸好，车头没被炸，后头好几节车厢都被炸掉了，铁轨被破坏，损失惨重。

　　坐火车坐不成，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后勤物资被炸毁，当时我们一路上没什么吃的东西，就从地里拔一些黄瓜和芋头来填饱肚子。我们无线电台的9个人，好不容易走到福建崇安县位于武夷山山区的32集团军司令部。

　　在武夷山的司令部副官室，我主要是负责几名副官的伙食。我经常背着两个小箩筐，去附近小镇上买菜，路途遥远，要翻过五个山头。后来，我跟着一个义乌老乡投奔驻扎在衢州江山的第64师留守处，一共只待了两个月。再后来，又来到一个名叫“170收容所”的地方，主要收治前线的伤员，我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是部队医院，第二年就撤销了。

　　转战龙游，我被编入21军145师435团，在团部卫生大队，上等兵，其实就是担架兵，专门抬伤员。卫生大队人数不少，有3个连的规模。

　　成功抓住鬼子信鸽获取情报

　　1944年6月，衢州保卫战打响。龙游陷落，日军直逼衢州。21军驰援衢州。卫生大队的任务，是从前线往后方运送伤员。

　　当时，145师435团上校团长刘一接到的命令，是守卫衢州机场。我们在那里坚守了好几天，伤亡惨重，子弹和炮弹真的是不长眼睛啊。我们也不管，只管往后头运伤员。

　　记得有一次，我们抬着一个伤员往后方跑，路上遇到一座桥，为了迟滞日军西进，那座桥早就被炸断了。桥上铺着一些简易的木板，谁料那些木板实在不稳当，我们跑得又匆忙，不慎脚下一滑，一脚踩空，连人带担架摔下桥去，我们两个担架兵，还有那个伤员，都掉到桥下的浅滩上，三个人都摔伤了。

　　就在那次战斗中，团长刘一跟鬼子拼刺刀，壮烈牺牲。即便伤亡惨重，我们还是守住了衢州，守住了机场。

　　后来，养好伤，由于我身体不好，力气又小，排长让我当看护兵，类似于现在的护士，职责就是给伤员换药，帮忙烧开水。

　　在战地卫生所附近，见到一只鸽子。我以前驯养过鸽子，鸽子是雌的，我模仿出一段雄鸽子特有的声音，那只鸽子果然扑腾着翅膀，飞过来停在我的肩膀上。我意外地发现，这是一只信鸽，脚上绑着一张小纸条，上头全是日本字，我心中一喜，一定是日本鬼子的。于是，我连忙把这封情报交给了部队里的一名副官。据说，这封情报非常重要，三战区根据这封信，重新制定了作战计划。但遗憾的是，那位副官好像抢走了功劳，后来他没有再提这件事，也没有为我记功请赏。

　　1945年8月，鬼子投降后，我们部队被调往上海城郊受降。

　　1946年，我回到老家，在傅村镇做了一名普通的店员。

　　现在我住在金华这里，老伴也84岁了，有一个保姆一直照顾我们，挺好的。我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义乌工作，他们有时候也会来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