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日情报战
来源：中国论文网   2017-06-14 08:48:51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80多年了。这场事变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在这场事变中，中日情报机关进行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博弈和较量。

　　土肥原领导的关东军情报机关

　　1928年6月3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在高级情报参谋河本大作的策划下，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军阀张作霖，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与此同时，关东军情报机构还组织了4次从事间谍活动的“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实地侦察，筹划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

　　1930年4月起，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新军阀混战开始。张学良借口调停，于9月18日率奉军7万进关。日军为了瓦解华北张学良的势力，1931年3月，正式在天津设定特务机关，并任命土肥原为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穿梭于旧北洋军阀之间，拼凑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联合。1931年7月，土肥原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虽然并没有成功，但却使张学良把关内部队增至11万人，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当时，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这样谈到土肥原：“历史将清楚地证明，在中国制造事端、寻机挑衅是日本军队的既定政策。而土肥原大佐积极参与了所有这些阴谋活动。他手法高超，不断地在中国人之间制造纠纷，为侵略铺平道路。他只要在任何地方稍稍一露面，无论把话说得多动听，都是要出现事故的前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九?一八”前，土肥原参与策划的各种阴谋，收集各种情报，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日军在东北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其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正式名称就是关东军情报部。另外，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也是专门从事所谓“秘密战”的特务组织，其触角和耳目很广，构成了遍及全东北和察蒙的日本关东军间谍特务网。

　　1931年6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志调查。中村勘探战时日军沿兴安岭斜向纵段支队的宿营、给养、给水、行动的难易情况，被中国军队缴获，查有日文和中文军用地图各一份，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表册三份：一册为调查兴安区中国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驻屯地点，营房景况等;一册是调查蒙旗、县人口等;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等。

　　翌日，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下令处决中村等四人。间谍组携带物品，除留重要文件资料上报外，一律焚烧灭迹，投入洮儿河内。但一个不易被察觉的细小失误，却成为了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

　　在审讯的过程中，中村震太郎态度十分蛮横。眼见罪行暴露，中村欲夺取卫兵武器逃跑，旋即被在场军人打翻在地。在格斗中，中村佩带的日军军官专用“三道梁”手表被打飞，掉落在门后。正巧东北军屯垦三团团部司务长李德保进门送夜宵，看见后不声不响地拾去。后来，李德保去洮南府嫖妓时，将其抵押在当铺内。当消息传到时任日本驻满洲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的耳中时，土肥原当即大喜过望。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中国东北，却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而他正在发愁无从下手时，突如其来的所谓“中村事件”正好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土肥原密令当时在天津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连夜赶到沈阳，命令她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中村大尉的那块手表，以作为东北军“图财害命”的确凿“证据”。川岛芳子得令后立即星夜赶往齐齐哈尔，设计诱捕李德保，得到了中村震太郎的“三道梁”手表。

　　在“证据”到手后，日本陆军省便于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部队割鼻挖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宣称：“‘中村事件’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他们以此为契机，煽动复仇，叫嚷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朝野和民众团体也一窝蜂地总出动，要求陆军“武力征服满蒙”。建川美次还亲自出马，到处作题为《帝国国防与满蒙》的报告。军务局长、间谍头目小矶国昭也四处活动，争取天皇和政府各部门批准和支持这次侵华战争。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铁路警备队在沈阳(当时叫奉天)柳条湖附近安放炸药，将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炸毁，然后将这一起自编自演的闹剧，栽赃到中国人头上，编造中国军队炸毁铁路，袭击日本军人的谎言，借此发动战争。在东北军放弃抵抗之下，沈阳、锦州等地相继沦陷，日军迅速侵占我东北全境。

　　就在占领沈阳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即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沈阳情报机关，其头子即是被国际新闻界称为“满洲间谍大师”的土肥原。土肥原早在日驻华使馆当助理时，就开始了对华的间谍活动。他的汉语说得相当流利，能说四种中国方言。利用语言之便，土肥原一方面网罗一帮中国败类提供情报，一方面在沈阳、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开设妓院，设立情报据点。

　　“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是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三人，事变后围绕着如何处理满洲的地位问题，石原与板垣发生了争论。石原莞尔提出，占领东北之后，要象对台湾和朝鲜一样建立总督府，成为日本殖民地。板垣征四郎提出，把东北满蒙变成它的领土。就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土肥原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他提出利用隐居在天津的前清宣统皇帝溥仪。因为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溥仪时，走投无路的溥仪，正是土肥原将他接到了天津，保护了起来。此时，溥仪正住在天津日租界一个叫静园的公馆里。1931年11月4日，土肥原来到天津静园公馆，游说溥仪。溥仪后来这样描述土肥原：他那年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驰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为了让溥仪尽快离开天津，土肥原策划了一系列事件。1931年11月19日，溥仪在土肥原的安排下偷渡到了大连。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土肥原等关东军少壮军人们不但没有因为自己先斩后奏的策划行动受罚，反而成了日本帝国的英雄，土肥原也一跃晋升为陆军少将。作为日本军中有名的“中国通”，土肥原竟是以“重信义，尚承诺”而著称。抗日名将马占山曾经说土肥原从不骗人，宋哲元也评价土肥原是说话算话。而蒙古德王，谈到日本的时候，只要一扯到土肥原的名字就会说，“他懂，他懂，他说话算话”。因为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土肥原贤二于1936年晋升陆军中将军衔。

　　满铁调查课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参谋部”作用

　　在“九?一八”事变的整个过程中，满铁调查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是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阴谋的直接参与者，而且为发动事变做了充分的情报准备。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阴谋的参与者。日本平素军事演习，一直在满铁配合下进行。事变前夕，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视察、检阅满铁沿线的关东军，进行发动事变的军事动员。在“九?一八”事变中，满铁迅速发挥其有效的铁路军事运输机能，保证了关东军的紧急军事部署和机动作战计划的实施。没有满铁的有力支持和配合，关东军要在短期内侵占全东北是不可能的。另外，满铁以军列、装甲列车配合关东军作战，在军事通讯、情报和宣传等方面给予关东军以有力支持，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关东军实施日本“大陆政策”的行动。而其中在1907年3月设立的满铁调查部(1930年12月改称满铁调查课)是这个侵华工具中的特务情报部门，在日本侵华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参谋部”作用。

　　满铁调查课是日本对外侵略，特别是对华侵略的情报调查机关，它有统一组织，有明确的调查方针和任务，窃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也培养了一大批侵华骨干分子，成为日本政府、关东军和满铁对旅大和整个东北实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智囊团，其使命是把殖民统治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区、中国的蒙古地区以及全中国。1907年3月，满铁调查部成立，设在大连满铁本社，其下属机关分布在奉天、哈尔滨、天津、上海、南京直至纽约、巴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满铁调查课已经是一个拥有2000多个骨干分子的庞大的调查机构了。据统计，满铁调查课在近40年里提出的调查报告多达6200份，为研究而积累的书刊、剪报等资料有50多万件，集近代殖民侵略史上情报机关和特务系统的大成。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机，满铁调查课从一个情报咨询部门变成了配合关东军决策的机关，其调查机能大大增加了。

　　“九?一八”事变前，满铁调查课与关东军进一步加强合作，协调行动，建立了互派联络员(称为“嘱托”)制度。关东军派佐腾勇助作为特约人员加入满铁调查课，调查课方面则派木村正道参加军方的情报活动，实现所谓“军铁一体化”。军方资源班的调查业务一概由满铁调查课承担，而调查课人员则可以方便地利用关东军参谋部的地图，甚至在一些有抗日武装活动的地区，还可以要求关东军派兵保护。

　　1930年3月，调查课长佐多弘治郎为了调动和唤起全体调查人员的战争意识和主动参与精神，特邀请关东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为调查课全体人员做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武装占领东北的必要性、重要性报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整个满铁的日本人社员全部武装。仅在事变期间，满铁日本人社员21000人中，立功者就达5884人。只有1万余人的关东军仅以4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整个东北，与满铁调查课的积极参与事变阴谋、精心策划行动步骤有着直接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曾任满铁总裁和外交大臣的松冈洋右一语道破玄机：“发动满洲事变，是关东军和满铁的共同行动”。

　　在“九?一八”事变前，满铁调查课的活动异常活跃，据满铁档案记载，1931年，调查课有关情报事务，以满洲事变为契机显著增加，处理件数比上年度增加58%”。1930年为10948件，1931年则增加到18617件。这一年的主要调查事项有10余项被列为“秘密事项”，并搜集政治和军事情报。在政治方面，集中搜集中国的法令、东北地方政府文件，调查、研究东北政权、政局动态，如东北三省重要文武官员名单、张学良周围势力情况、张学良关于满洲铁路的态度、东北地方当局“排日”情况、东北人民反日抗日斗争的情况、国民党在东北活动情况，特别是把研究中日间矛盾冲突的背景，作为情报搜集的重点。在军事方面，则注重东北军队动态、武器装备运送以及军政机关位置、军事配置、防御设施等情报的搜集。

　　就在事变前一个月的8月15日，《安边商工日报》对日本调查人员的活动进行了报道：“最近满铁挑选100名通晓华语与熟悉东北人情之社员及专家，乔装华人，秘密前往东北各县，调查矿脉、山岭、河流、人口、道路与资源及地理情况，以为经济侵略及军事占领做准备。”调查课为关东军提供了有效的情报支持，使日本军方详细地掌握了东北地区的地志、军备情况。而在获取了东北当局持避免和日本冲突的情报后，日方在事变前已判断出中方对待事变的态度：“此时虽有可能导致日中战争(即可能引起张学良军与日军冲突)，但中国方面或许会避免冲突，抱不抵抗的消极态度，采取诉诸列国之举”。因此，关东军更加大胆地加紧实施进一步侵占东北的计划。

　　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关东军侵占地区的不断扩大，局势纷繁复杂，情报工作尤为繁忙，满铁调查课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根据情报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及时向日本驻我国东北的各军政机关、驻所传达、通报。1931年11月，为了与关东军协作方便，满铁调查课在沈阳设立了由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指挥的情报机构，继续履行调查和情报搜集与通报职责。满铁调查课仅在事变期间为关东军、领事馆以及其它在华机构提供情报就达数万份。另外，满铁设在各地的事务所、公所，在事变爆发后也广泛采取行动，忙于采取妥善措施应付形势，搜集对外宣传情报，报告有关时局情况，等等，业务状况异常繁忙。

　　由于满铁的情报网遍布东北各地及关内各主要城市，情报的搜集和相互联系是日本各系统情报部门中最完备的。“九?一八”事变期间，在满铁3.9万多名社员当中，因“九?一八”事变而“立功”者竟达22254人，占社员总数的57%。满铁领导人曾自夸说，“事变后会社搜集的情报当中仅是提供陆军、领事馆、警察署及其他机关的即达数万份，对树立时局对策和防遏兵匪贡献很大”，因而博得了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军部的称赞和嘉奖。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于1932年8月被召回国时特向满铁颁发“感谢状”，吹捧满铁“是军民合作，团结一致的楷模。盖大作战无有铁路是难以完成，机动作战则尤为重要，而大放异彩、神速的关东军之行动实为以帝国实力为后盾之贵铁路俨然之恩赐也”，“对会社各位之伟绩与后援表示由衷感激之情”。

　　卓有成效的沈阳警察情报工作

　　在“九?一八”之前，沈阳城内有警察系统和公安队共有2000余人。事变前，沈阳警察系统即不断得到关东军活动异常的情报，沈阳市公安局迅速向辽宁省政府和东北边防司令部报告。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黄显声曾专赴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情况。8月中旬，沈阳警察系统得到了更多的情报：关东军向沈阳周边大量集结;南满火车站附近日军架设了火炮，炮口对准城内;日本侨民中传出日军将占领沈阳，军事解决中村事件;土肥原贤二突然从日本回到沈阳，并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密晤等等。这些情报逐级上报后，得到的回复是：“中央一再指示，避免冲突，不可扩大事件”。为防不测，黄显声在警察系统一面迅速改编全省公安队，一面着手筹划更新警察武器。

　　9月18日夜，日军攻下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后，于19日晨即迅速向沈阳城内进攻。当时沈阳城内并无实质的军事力量，城内的省政府和各党政司法机关人员已逃离一空。日军重点攻打各公安局所，要求所有警察向日军缴械投降。黄显声并没有完全执行“不抵抗”的命令，他要求各公安分局队要“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决不放弃驻地”。日军先由沈阳西南登城墙入城，包围公安第一分局和宪兵司令部，破坏电话线并占领电话局，城内城外通讯全部断绝。随着小西城门被打开，大股日军蜂拥而入，坦克、装甲车也冲入城内。沈阳警察和部分军人在大街小巷，与日军开展了激烈战斗。

　　由于日军动用飞机、坦克、装甲车，失守区域的警察只得向总局总队撤退。21日夜间，沈阳全城各城门均被日军占领，公安总局、公安总队队部相继被日军坦克攻破。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为避免更多的牺牲，黄显声只得指示沈阳警察从后门撤出，并连夜向锦州方向退守待命，来不及撤退的警察则潜匿百姓家中。22日，日军早就准备好的伪“自治警察局”立刻粉墨登场。伪警察臂戴白章，与日本宪兵一道挨户搜查抗日军警和武器，沈阳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九?一八事变”前，沈阳警察积极收集情报，并为军事斗争做准备。在“九?一八”事变中，面对强大的敌人，以黄显声为首的警察队伍不胆怯不轻言放弃，顽强地抵抗日本法西斯。重温这段历史，让人感慨良多。

　　中共满洲省委和共产国际东北情报组织的建立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预谋已久，中共满洲省委一直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反帝斗争的重点，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在战争爆发前中共满洲省委对日军预谋侵华的动向密切侦察并予以深刻地揭露。

　　在东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尤以日本为最大，满洲省委也一直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反帝斗争的重点，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剧，满洲省委密切注意日军的侵华动向。早在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至1930年3月)期间，就明确地提出“反对东北的殖民地化”的政治口号，强调“东北是日本统治的势力范围，日本要求进一步把东北殖民地化”，这是当前最大危险。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剧，满洲省委密切注意日军的侵华动向。“九?一八”之前，当时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奉天市委、大连特委、辽西特委、南满特委、东满特委、北满特委等党组织，派出得力干部，监视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华阴谋。满洲特科作为党中央情报部门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亦称“特务部”、“特科”)派驻东北的分支机构，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把监视日军在满洲的侵略阴谋活动作为特科的一项主要任务。

　　为完成这一任务，满洲特科千方百计将自己的人员打入日本特务荒木与吉平佐卫门集团中，侦察了日军的侵华许多重要动向和阴谋活动情况。中共满洲省委在1931年4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报告了日本在东北各地驻军、修建军营、工事、进行军事演习以及不断增兵的情况，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要直接占领满洲”。战争爆发的前一个月，满洲特科人员在沈阳南满站等地发现的异常现象，“车站的大仓库，本来已经很大了，这时又扩大了许多，看来日本人要动手了。”为了提醒国人引起注意，满洲特科在事变前一个月就向上级党组织打了报告，事变前两周给辽宁省主席臧士毅打了报告。满洲特科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阴谋活动的侦察、揭露和分析，对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正确把握日本的侵略动向、制定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特别是对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作出及时而正确的反应和提醒辽宁和全东北各族民众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应苏共中央的要求，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了反帝情报组织。1927年，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借调做国际情报工作的同志。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实派中共党员高庆有、苏子元、傅天钧等人分批到苏联海参崴学习情报工作。训练课程主要是一些军事常识，同时还组织到郊外测绘简单的地形地图。训练几个月后，他们被派回国内，在哈尔滨建立了情报站，主要任务是搜集东北军在各地的驻防情况。搜集到情报后，他们直接向苏联远东特别局司令部第四科汇报。凡参加共产国际情报工作的党员，即不再与本国的地方党发生横向联系，而直接由共产国际方面派出的同志单线联系，再由共产国际方面派出的同志布置任务，分发经费，批准发展成员及训练使用。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加强了在满洲的情报工作，中共满洲省委和在哈尔滨的国际反帝情报组，分别选送好几批中共党员和抗日爱国的进步青年赴苏联接受特种训练，受训后被安排在全满各地，从而形成了遍布东北各地的反帝情报组织。由王东周、杨佐青担任哈尔滨情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经过积极的工作相继发展了几十名党员为情报人员。这个时期，日本特务机关以哈尔滨为中心，加强了自己的工作力量。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为继续向全东北扩大情报眼线，哈尔滨情报组除在哈尔滨市，开展反帝情报工作外，还派少数地下工作人员，到新地方开展反帝情报工作。共产国际通过中共党组织分别在牡丹江、奉天、锦州、齐齐哈尔、大连、安东、青岛等地开展情报工作。至此，反帝情报组在哈尔滨、长春、吉林、奉天、锦州、大连、呼海、齐齐哈尔、佳木斯、阿城、双城等地建立了情报点，形成了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并和上海、天津、青岛等地情报组织建立了联系，各种情报及时地通过情报网源源不断地送往苏联情报中心。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同时，国际特科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却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反帝情报组(亦称“国际特科”)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在同日寇斗争中，特科战士大部牺牲，幸存者尤其是后发展的没机会加入党组织的幸存者，手里没有任何可资证明自己身份的凭据。建国以后，幸存的特科战士成为重点审查对象。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特科”组织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