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为国际间谍万斯白的所见所闻所述。
5月2日,我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日军司令部对于在横道河子所发生的事件,发出了以下的“官报”:
本月十二日下午五点三十分在横道河子附近,苏维埃人炸毁了一列到穆棱去的火车。死者三人,伤者十人。暴徒已经被逮捕,并经证实,这是共产党犯下的罪行。
二十三日下午十一时,有一队四千人以上的悍匪袭击了在横道河子的日军支队。我方与土匪激烈交战,最终我们的军队把土匪赶走了,敌方死亡三百六十七人,被俘二百十一个俘虏,我方缴获大量的枪械和军火。
我方有四个兵士被杀,十一人受伤。
日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大佐
上面的“官样”文章一看就是出自日本民族之手。他们坚信自己是优等民族,是神明的民族,其他的民族和他们比较起来都是低等民族。在任何与其他民族的交战中,他们都不会承认失败或受挫,甚至死了很多人,他们也会隐瞒死亡的真正人数。有了这样的信条,他们便自信是神圣的民族,而掩盖事实的真相了。
他们自己是怎样评价日本的海陆军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日本的海陆军能够击败全世界海陆军的总和。”这样一句话就解决了关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论争了。每个日本人,从天皇到挑煤夫,都有这个信念。
所有日本人都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嫡派子孙,天皇的军队一定是无敌的。如果军队是无敌的,那么在逻辑上,军队的所有军人一定也是无敌的了。
如果写出一个日本哨兵遭人打了,那就是对整个军队的侮辱,对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侮辱。如果写出几个中国人炸毁了日本列车,死了几百个日本兵士,那在日本人看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此日本政府想方设法地在文字上减小灾难的重要性,他们减少着死伤的人数,谎报真实的情况,他们认为,这样做了,士兵、日军的荣誉,天皇以及“太阳女神”的荣誉,就都可以保全了。
日本的“官报”一般都好大喜功,充斥着胜利与辉煌,但它们和事实及真相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日本军人做报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竭力宣扬日本军队及士兵的勇敢和无敌。为达此目的,他们是不怕抹杀事实的,不管那有多夸张。比如说此次发生在横道河子的袭击案,我目睹了日军被打得七零八落,死亡143人,但在他们的“捷报”里,死亡人数降到了4个。明明是失败,却说成胜利,越是说得荒唐,军事当局就越会欢喜。
我发现,在一切说到和敌人会战的日本官报中,一定是要加入一些一名武士杀死二千敌人的日本神话,这种连没有头脑的木偶都会发笑的夸大其词,日本人竟会认真地相信,在他们的这种大言不惭中,我看到了日本真实的民族精神。
在我为满洲日军工作的四年半中,我从未见过一篇报告是说日军和土匪或义勇军会战中他们被打败的,日本人从来不承认他们会吃败仗,他们也从来不承认他们遭到重创。一旦他们打了几场小胜仗,他们的宣传工具就要拼命地夸大宣传。假使有人把日军司令部的报告集合起来,这就是一本最可笑的笑话全集。
例如,在松浦镇战争中,哈尔滨师团长多门中将发给报馆的官报,就是日本民族好大喜功、极爱面子的典型:
“1932年5月18日,一队1200名的日军在松浦镇(离哈尔滨数公里的一个乡村)和一股悍匪遭遇,敌方人数有8000以上,统统配备着苏联的来复枪和机关枪,来势汹汹。整个战斗过程异常激烈,其间经过多次的肉搏,幸赖我军无上的勇敢,最后终于把土匪击退。我军在清理战场时统计,敌军遗留尸体1214具,伤者763人,我们的损失是死者是14人,伤者31人。师团长多门中将。”
但我是清楚真相的,如果我把真相说出来,上面的神话应该改成如下的叙述:
“在松浦镇战役中,一队有3500人以上的日军遭到大队义勇军的攻击。不敌义勇军的日军被迫向松花江后退,在江边的一个渔村中驻扎,等候着黑夜的到来。他们在黑暗的掩护下乘渔船渡河,经义勇军猛烈炮火扫射之后,3500余人的日军只有1676人到达彼岸,其中有许多还是受了伤的。河面上漂满了日本兵的尸体,其惨状让人不忍直视。6天以后,当日本援兵占领松浦镇时,他们在渔村和松花江之间,找到了907具日军的尸体,每个日本兵都是赤条条的,他们的衣服都被‘盗匪’剥去了。在以后的15天中,又在江中捞上了531具尸体,指挥这队伍的大佐的尸体也在其中。5月27日,哈尔滨的日军司令接到一封义勇军首领的信,在信中首领说他们俘虏了382个日兵和11个军官。他提议来一次俘虏的交换。”
看看,这场日军伤亡重大的战役,却被日方涂抹为只死了十多人的重大胜利。说实话,我很同情日本的普通民众,他们的亲人孩子或许也在战场上搏斗,甚至丧命,却被官方瞒得严严实实,连实情都不让知道。
日军的这个基本特性,不单显示在军事之中,也显示于他们的生活之中。
例如,一个日本宪兵在哈尔滨的街上拦住了一个俄国人,想要搜查他。这俄国人因为喝醉了酒,竟抓住了宪兵的衣领,夺去了他的手枪,把他痛打了一顿。这宪兵躺在地上,被打得头破臂折。刑事科的副巡斐陀罗夫捉住了这酒醉的俄国人,把他带到警察所里,并写了一个报告说明这案件的真相。
第二天早晨,日本的宪兵司令把斐陀罗夫副巡叫了去,大骂了一顿,其发怒之态好像要把副巡枪决。宪兵司令暴怒:“你怎么敢写一个酒醉的俄国人夺去了日本宪兵的武装并痛打了他呢?你已经构成了侮辱日军、侮辱神圣天皇的罪行了。再去写一个报告来,对于写的内容,你给我小心措辞!”
可怜的斐陀罗夫不晓得怎样做才好。无奈之下他去找一位叫石桥的日本律师商量,这位律师就代他写了一个报告,这让哈尔滨警界闹了一个大笑话。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
“1933年6月5日晚上10点钟,日本的宪兵贺本日新太郎遇见了一队有20人以上的青年共产党员。这群共产党员叫嚣着,殴打过路的公民,极大地扰乱公共的治安。正在巡逻的贺本见状勇敢地挺身上前,叫他们解散并停止对民众的骚扰。这些酒醉的共产党员非但不理会宪兵的请求,反而用棍棒将他痛击一顿。
“贺本凭了武士道的精神大施神勇自卫,与共产党员们进行了殊死搏斗,虽然受了重伤,最后终于击退了共产党员,捉住了他们的领袖并把他关入监狱中。他这样英勇地完成了任务之后,就昏厥了过去。
“我身居‘满洲国’警察局的副巡,把贺本的英勇行为呈报给日本当局。他是光荣日军称职的代表,真正的武士,他的英勇让我们充满着敬仰和惊奇。”
这重写过的报告大受日军当局的赞赏,并称道着斐陀罗夫是一位忠诚的公民。
三个月之后,贺本因着他的勇敢而被授予勋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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