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谍报员肖若霖的跌宕人生
来源：李桦   2017-07-17 00:11:09

　　只要是出太阳的日子，95岁的肖若霖都会让保姆把轮椅上的他推到阳台上晒太阳。阳光下他总是一个人望着远处的风景，发呆。

　　这位抗战时期的军统谍报员从不向外人吐露他的真实身份。他“含着金钥匙”在长沙南门口出生，却因战乱四处漂泊;想逃离前线，却鬼使神差去了最前线，搞潜伏、暗杀;1948年春天，背着电台从被解放军包围得水泄不通的临汾城成功出逃，却在一年后潜伏回长沙时，“被同学出卖”束手就擒。

　　一个老牌的军统，潜伏的时间竟然没有超过48小时。而且是在他从小长大的城市。

　　他说他的一生充满了宿命的冲突。

　　国民党军统局创立于1938年，由“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人物之一”的戴笠所领导。抗战时期，军统局先于美国破译了日本的军用密码，开罗会议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想见见这些神秘人物，但被蒋介石骄傲地拒绝了。

　　(一)

　　我当时只是觉得水好冷，冷得刺骨。

　　肖若霖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是凌晨4点。

　　隔着窗户向外望去，联络站的小院里，漆黑一片，再远处的街道上依稀亮着几盏街灯。这个夜里的临汾死气沉沉，安静到可怕。

　　肖若霖意识到，必须要尽快离开这座孤城，否则解放军一旦发起总攻，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何况考虑到自已的身份特殊，生还的机会实在是太过渺茫。

　　他将房间再次整理了一次，犹豫了半天，还是将早已打包好的行李扔在了墙角，只是将那部总部配发的美国军用小电台小心的塞进了军用挎包，最后检查了一下手枪，不敢穿军装，只穿一件夹克便出了门。

　　他轻轻地关上门，没有发出任何声响。门外，他的两个下属早已等候多时。这两个下属都是他的心腹，是土生土长的临汾本地人，对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相当熟悉。

　　此刻他们便是肖若霖活着离开临汾的唯一希望。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和晋绥军区部队一部，对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山西省临汾县城进行的攻坚战，由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指挥。

　　清晨的寒意，他早已无心顾及。黑暗中他们沉默着向西门走去，一路上谁都没有作声，肖若霖甚至可以听得见自已急促的心跳。

　　街道上那些模糊的影子让他觉得从没有过的亲切。“只要出了西门，渡了汾河，我就安全了”，一路上，肖若霖不停在心里念叨，给自已打气。

　　对于自已的这个逃生计划，肖若霖保持着足够的自信。

　　这种自信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自已的职业素养——在军统的这些年里，他不仅接受了严格的专业培训，也接受了正规军事训练，作战技能并不比那些身经百战的士兵们差。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整个计划是他深思熟虑一个月后才精心布置好的。

　　3月7日城南的机场失守后，临汾就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到后来东关的沦陷，解放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包围圈也越缩越紧。

临汾战役资料照片

　　作为多年的谍报人员，他对危机有着天然的嗅觉。这一次解放军集合了近十万兵力，而城内守军却不足三万人马，且粮食弹药的补给已被完全切断，如果不是临汾城坚固的城防，再加之解放军没有重型火炮，守军断然撑不到今天。

　　分台每天收到的电文就只有四个字：固守待援。但放眼整个晋东南的战场形势，唯一还在坚守的就只有临汾了，等待援军无异于痴人说梦。

　　所以在东关阵地失守后，他便着手开始构想逃亡路线了。

　　东面是解放军8纵的主攻方向，攻守双方均置重兵于此;北面与南面均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不仅容易暴露，就算侥幸冲出去也只是成为别人的活靶子。只有西面，有一条汾河横亘于前，双方都无法大规模的隐蔽与展开兵力。另外，北方料峭的春寒，对所有企图泅渡汾河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攻守双方在这一点上都不会配置太多的人手。　

   　这也是他选择从西门出逃的唯一理由。尽管游泳他只会狗刨。

　　临汾战役示意图

　　穿过大街小巷，西门是越来越近了，肖若霖的心里不仅没有丝毫的轻松与惬意，反到是越来越紧张。但很快，他的心此刻却安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丝毫的恐惧。

　　事已至此，死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

　　西门就在眼前了。

　　幸运的是，城门上的士兵因为连日激战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加上士气低落，大多躲在掩体里避寒取暖，只有一两个游动哨没精打采地在城门上踱来踱去。

　　肖若霖躲在巨大的阴影里，两个下属也没有出声，只是把早已准备好的绳索拿出来，一头在他的腰上迅速打结，另一头紧紧绑在他们自己腰上。

　　俯身向下望去，城墙有15米高，肖若霖示意下属放绳，在离地面还有一米多时，他就解开绳索，跳了下去。如同那个清晨的浓雾，肖若霖在黎明到来之前消失在北方的旷野之中。

　　他的计划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直到他快游到河中间时，对面岸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肖若霖心里一紧，心想老子在湘江边上出生，想不到却要死在这汾河的水里。他当时并不知道，徐向前早就安排了吕梁军区的狙击队埋伏在这里。

　　子弹在他的身边一阵乱飞，无奈他只能放弃渡河的初衷，改为顺流漂浮。慌乱之中，他发现身上的电台不知何时滑落到了水中，但他已无心顾及。

　　已经到春天了，汾河的水却依然刺骨，他不停在水中挣扎，努力让自已不要沉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漂到了对岸。上岸后，他发现两条腿都麻木了，几乎失去了任何知觉。多年以后，每到冬天他的双腿依然会疼痛难忍。

　　现在，狼狈不堪的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西安。

　　这是1948年春天发生的事。在他出逃后的第二天，解放军的8纵23旅从东关开挖的两条110米长的坑道已经直达东门的城墙之下。傍晚19时成功爆破，临汾宣告失守，城内所有的守军都成为了俘虏。

　　临汾战役

　　(二)

　　南门口才是我真正的天堂。

　　无论是临汾还是西安，又或者是其它的城市，对肖若霖来说，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分别，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他唯一向往的地方是长沙，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有他日夜牵挂的母亲。

　　如果把人生比作是一次漫长的旅行，那肖若霖的起点就是长沙的南门口，这也是故事的开头。

　　肖若霖的爷爷是湘潭人，具体哪一年搬来的长沙，他已不太记得了。他只知道，爷爷到长沙就是为了经商。在天心阁下，沿宴家塘一直向南，就到了南门口。他爷爷的商铺就开在那里，并且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肖协泰石灰砖瓦行”，铺子主营石灰沙子这类建材。那时建房不兴水泥。

1929年的南门口菜市场

　　到了他父亲这一辈，生意已经做得相当大了，“光是伙计就请了七八个人，在南门一带，已是这一行的老大”。

　　肖若霖出生的时候是1924年。此时爷爷已经将店里的生意完全托付给了他精明的伯父。

　　他父亲是这个商贾之家的另类，酷爱读书，从西安的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就顺理成章的进了电报局，后来还成了常德电报局的局长，每月薪水有150块光洋。

　　在肖若霖出生前，母亲已经生了两个哥哥，巧合的是，他父亲排行第三，他也是排行第三，所以大家都叫他“小三少”。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与母亲对他都宠爱有加。

　　儿时的南门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天堂。

　　“东登天心阁，可浏览长沙之四云山，其下万家灯火，行旅便利，黄黑包车，往来如织。”这是民国时期的文字记载。肖若霖的记忆里，南门口显然要比这种空洞的描述要生动得多。

　　对当年的小三少来说，南门口就像是一个香闻十里的美食卖场。从火宫殿的小吃，到路边摊上的点心，小三少是乐此不疲。

1948-1949年长沙八角亭街头

　　也许是伯父忙于生意，也许是父亲不在身边，又也许是母亲忙着照顾更小的弟弟，总之缺少管束的他，跟父亲肖国平在读书这个问题上，想法完全不一样，他父亲是见不得有书，见书就要读。他也是见不得有书，见书就头痛只想快点去睡觉。

　　考高中时，他没考上长郡，这个结局是他早预料到的，所以内心非常坦然。

　　最后因为家里关系硬扎，就近上了妙高峰中学。

　　年龄的增长，并没有让他爱上学习。在学校里他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打篮球，那时篮球刚传到长沙不久，很多学校都没有，每次在球场上投进了球，肖若霖都会大喊大叫，因为那样显得很屌。

　　更多的时候，他会去天心阁去抓蝈蝈，抓到好的蝈蝈就去边上的茶馆里跟人斗，每次还要带一点彩头;要不就是把哥哥的自行车偷出来，跟玩得好的朋友去司门口听书。

　　那些店小二一见他就会立马安排座位，一边叫给小三少看茶，还要配上兰花豆。

　　经常玩在一起的有四个人，分别是姓肖，姓杜，姓侯，姓陈。合在一起就叫“肖杜侯陈”。四个人都是富家子弟，姓杜的家里是开绸缎铺的，姓侯的家里是做药材生意的，姓陈的家里是春华山的大地主。四人终日无所事事，到处游荡。

　天心阁老照片

　　1938年，日军逼近长沙，没多久就听说已经打到了新墙河。长沙城内一片骚动，慌乱之下母亲带着他去了榔梨镇的外婆家，同去的还有丁公和酱园的老板，也是自家的一个亲戚。

　　他们是坐着母亲的专用黄包车去的。当时的长沙城很繁华，就连黄包车也分个三六九等，好的黄包车是安了铃子的，遇人不用喊，按铃就行，车上还专门配了擦汗的白毛巾，那档次就跟现在的奔驰差不多。

　　一路上肖若霖都以为可以不用去学校了，兴奋异常。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几天之后，他的人生就将因为一把大火，而彻底改变。

　　那把大火，最初就是从天心阁燃起的。而南门口与它仅咫尺之遥。那个晚上，在漫天的大火中，肖协泰石灰砖瓦行连同肖家足足四进的豪宅都被付之一炬。

　　大火之后的废墟

　　后来他才知道那场火叫文夕大火。大火烧了好几天，等伯父派人去把他们再接回南门口的家里时，肖若霖悲哀地发现家里所有来不及拿出去的东西和店铺里的货物，都已荡然无存。

　　在残垣断壁之中，唯一完整的物件就是一个冲糍粑用的石臼，也已烧得漆黑。

　　家道中落的肖家，在伯父的安排下，开始了逃难。

　　为了他们母子的安全，伯父让家里的伙计送他们去了安化的蓝田。当时长沙的大部分学校都迁移到了这里，一时间小小的蓝田是人满为患，学校里的条件更是艰苦异常。好在人多，加上生性好玩的肖若霖对书本实在是了无兴趣，日子倒也过得安逸平实。

　　大火后军民清理街巷

　　转眼到了1941年，日军再次集结重兵准备南击长沙，这个时候的小三少，已是半大小伙了。消息传来，伯父却依然放心不下，要他尽快离开湖南。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招失学的学生，在众多的学校中，肖若霖选择了两所，一所是衡阳的军需学校，一所是重庆的无线电学校。家里对他的选择分成了两派，选择衡阳的话，一旦长沙失守，还得再次逃亡，不如去重庆，至少那是后方，安全相对有保障，这一派以伯父为主;但选择重庆的话，远离故土，此去经年，不知何时能归，还是衡阳更好，这一派以母亲为主。两难之时，强势的伯父占了上风。

　　最终，也许是宿命的安排吧，小三少还是步肖三少的后尘学了无线电。

　　(三)

　　一不留神我就成了军统，是戴老板的人了。

　　在抗日战争中的戴笠，1946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到了学校，肖若霖才发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的确很大。

　　他之前认为，学无线电，不仅可以天天跟那些神奇的小机器打交道，毕业后，也可以跟父亲一样，每月拿得到150块光洋，最重要的，那身制服穿在身上，显得特别神气。

　　学校其实并不在重庆，而是在重庆附近的綦江。这个小县城与繁华的南门口相比，对片刻也闲不住的他而言，几乎可以说是天堂与地狱的区别。

　　更让他失落的是学校近乎严苛的管理。说是学无线电，但一进学校，连机器都没让摸，就直接开始了三个月的步兵操典。连射击与格斗都要进行考核。整个学校的格局跟正规军校完全没有区别，在考核上比普通军校还要严格得多。

　　更让他沮丧的是，如果不能通过前期的文化考核，就会被学校退回原籍，通过了文化考核的，至少可以留在培训班里，只有文化和军事技能都通过考核的，才能由教官指定进入到更高一级的特训班。

　　学校门口全天候有宪兵执勤把守。天不亮，教官就要他们集合进行武装越野跑，不管天晴还是下雨，一天都没拉下。

　　文化方面，肖若霖毕竟读过高中，相比于其他的学生，通过考核还是没有费多大的劲。难就难在体能上，多亏了他经常打篮球，身体协调性还是不错，经过三个月的体能强化后，最终也如愿通过了测试。

　　直到分班时，肖若霖才明白自已上的根本不是什么无线电学校，而是军统举办的培训班。

　　1937年战事刚爆发，戴笠就开始在全国举办培训班，如上海附近的青浦班、松训班，湖南的临澧训练班。而肖若霖进的培训班，则是渝训班中的特训班。

　　军统青浦特训班的一张女学员毕业照

　　训练班主要分为五类：情报，行动，警报，外事和电讯。

　　一般而言在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考核后，学员会分到四个系里：情报系、行动系、警政系和电讯系。但特训班情况特殊，它们是将情报系和行动系合为秘密工作系。肖若霖进的就是这个秘密工作系。他日常的课程主要是学习情报学、化妆术、侦查术、密码、密写、武器使用、爆破、毒物学、测量、筑城学、战术学、擒拿术等科目;专业课则以学习电学和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为主。

　　毕业后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敌占区负责潜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谍中谍。

　　人员的挑选尤为严格，不仅要看专业技能还要看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当然基于战时的特殊情况，政审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为此军统还派了专人来到长沙，在外围对他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查，这一切肖若霖当然都是被蒙在鼓里的，直到快毕业时学校的教官有一次跟他喝酒时，才亲口告诉他，并希望他不要辜负了学校的培养。

　　专业课程在体能上要轻松些，但训练的强度却一点都不小。从无线电的收发到电报的破译，包括电台的监听与侦测、无线电的维护与故障排除，都是日常训练的主要内容。

　　小三少总算通过了所有的考核。毕业典礼上，他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戴笠。

　　抗战期间，戴笠陪同蒋介石等检阅重庆特警班

　　戴笠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要大家积极投身到抗日的前线去，虽然这种陈词滥调教官每天都在说，但从这个男人口里说出来时，给肖若霖带来的震撼却是终身难忘的。

　　那一刻他血脉贲张。

　　他明白这一生再也不可能跟父亲一样，每天穿着神气活现的制服，坐在办公室里舒舒服服就把那150块光洋给挣了。他的生命已经属于了国家，工作就是跟死神比赛，在生死之间游走。

　　1943年初，肖若霖虚岁20。正式被国防部军令二厅派往前线，身份是战时机要员。

　　(四)

　　其实能在敌占区活着回来，对我来说就是万幸。
 

　　西安在抗战时期是第一战区的司令部所在地，肖若霖就是在这里见到了他未来的搭档们。

　　当时军统的架构体系是五级制，依次是：局、区、站、组、队。局是最高一级的管理机构，最初军统活动的重点在长江流域的东南各省，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军统为了应对这一局势，才在西安设立了军统局西北局，用来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军统进行情报活动。主要活动范围以西安为中心，陕西、甘肃两省为重点区域。

　　此后由于红军的迅速壮大，疲于招架的军统也在西北招兵买马，陆续成立了五个省站一级的组织，其中有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

　　无线电设备方面，从1935年起在西安设立第一个无线电支台起，又在各地广设无线电分台，通常保持在二三十座这样的数量上。

　　潜伏人员是以组为单位的，这也是军统的最基本单位，这些组根据各自的任务通常又分为：普通组，潜伏组，行动组，策反组，随军组，防谍组。除开本组成员认识外，其它组的情况也属于高度保密。

　　在西安，肖若霖见到了有“天子第一门生”之称的胡宗南。这位当时炙手可热的将军，在西北局内设了一个高度机密的欢迎酒宴，做了简短的致辞后，就匆匆离去。

　　胡宗南与夫人

　　肖若霖当然知道，这位权倾一方的西北王并不是给他们面子，人家是冲着他老板戴笠来的。

　　肖若霖负责的区域主要是在豫北、陕南、晋西一带。主要的任务是情报收集和电台侦测等。

　　当时这一区域的形势极为复杂，各种力量在此兴风作浪。活跃在此的不仅有日本人的特务，还有汪伪政府的地下组织，再就是陕北的共产党，这几股力量都长期盘踞于此，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套路。

　　肖若霖所在的小组共有三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合法身份用以在敌占区掩护工作。

　　白天他们出没于各自的目标区域，在街头巷尾、茶楼酒肆打探各自所需的情报;晚上，在他们秘密潜伏的租住房里，打开电台，进行监听与侦测。

　　由于这一区域的特殊性，这个工作具有相当的危险度。他们在侦测日军电台，日军也在侦测他们的电台。一旦电台被锁定位置，联络点就会暴露，这种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不仅个人安全不能保证，最重要的是密码本有可能泄露。密码一旦泄露，整个战区，甚至整个战局都可能受到致命的打击。

　　就组织上对这种极端情况所规定的预案来说，负责密码的机要员通常是毁掉密码本然后自尽。因为被捕之后，几乎没有人能扛得住日本人的酷刑，当然日本人也扛不住中国人的手段。

日军侵华时使用的密码本(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中日交恶后，日军的一名飞行员兼通讯员大石信三由于飞机坠毁时没能及时自杀并采取相关措施，结果被国民革命军俘虏。送交军统后，经过多日严酷的审讯，军统拿到了日空军的密码本。

　　后来，国民政府的情报机构结合日本外务省的电文，很快便弄清了日军密码的逻辑密钥。虽然当时还不能做到电文破译，但逻辑密钥的丢失，为后来的电文破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国民政府就已成功破获了日本外务省的甲码电文，此后日军虽多次更换密码，但最终，还是被国民政府成功破获，就连不可一世的山本五十六，最后也是因为密码被破获才导致葬身长空。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1945年，对肖若霖来说是一个好年份。

　　这一年，他所在的小组，终于侦测到了日军潜伏在这一区域的大功率电台。在西北局的整体协调下，各行动组在部队的配合下，将其成功摧毁，光从地下室起获的电文就拖了三车。还俘虏了一名日军谍报员。

　　本来上面是要把这名日本人送到重庆去的，但后来，这名日本兵竟然在有看守的情况下自杀了。事后才知道他把毒药藏在了假牙里。为此组长受到了极为严厉的处分，而肖若霖则顺理成章的当上了组长。那一年，21岁的肖若霖，晋升为上尉。

　　8月，日本宣布投降，作为机要员，他最早得知了这个消息。是日彻夜狂欢，肖若霖平生第一次喝得大醉。

　　1946年，肖若霖被派往临汾，身份是122分台台长。

　　(五)

　　恨倒是不恨，时局如此，这也就是命啊。

　　从临汾开始，肖若霖的生活就像是做了一个噩梦。更可怕的是这个梦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在梦里唯一的主题就是逃亡。

　　1949年4月，太原解放。
 

　　1949年5月，西安解放。 西安解放资料照片

　　刚逃回西安不久的肖若霖再一次在解放前夜逃出。这一次，他的逃亡不像临汾那样狼狈，甚至可以说还很从容。

　　之前局里问他是去台湾，还是继续留下来潜伏，他思考再三后还是决定留下，而潜伏的地点就是自已的故乡长沙。这让肖若霖的心里在紧张中又带着一丝欣喜。

　　整个小组都在配合他，不仅精心为他编造了新的身份和经历，就连上司给他专门配备的美国进口电台和一些爆破器材，也由专人专程先期送达长沙。而他只需精心准备好行李，甚至他还打算去见多年不见的母亲，买了一些西安的点心。

　　这些年里，他见惯了生离死别，但母亲，在内心深处依然是他最柔软的触点。

　　1949年10月的一个中午，按照精心设计的线路，绕了大半个中国的肖若霖走出了长沙火车站。

　　1936年老火车站的资料照片

　　一切都已经改变，一切又好像没有改变，故乡的一切都让他觉得亲切，特别是在出站口，他一眼就看见了他的好兄弟“肖杜侯陈”里的陈——陈麟毓(化名)，春华山的地主公子。

　　有意外也有警惕，瞬间他的心里闪过一丝不详的预感，但很快又镇定了下来，他想，这也许是巧合呢。

　　相逢不如偶遇，陈毓麟自然邀请他一诉衷肠，就在火车站边上，兄弟一番酒酣饭饱。肖若霖职业习惯使然，面对陈毓麟的盘问，他都是巧妙的将话题岔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去重庆读了无线电，感觉没有前途，就和一个北方的同学一起去了北方倒腾生意去了。陈毓麟也很亲和，只是说：“有事需要帮忙的话，就别客气，毕竟大家兄弟一场。”

　　这让肖若霖想起小时候后，他们一起在天心阁抓蝈蝈，在司门口听书，在妙高峰打球，一起去捉弄那些女生……他心里甚至感觉到了一丝温暖。

　　当天下午，他并没有急着去看母亲，而是借故喝多了酒就在旅社开了一间房，等陈毓麟走了，他还在旅社装睡，直到晚上再三确认安全后，他一个人才悄悄去了榔梨，跟接应的组员一起将电台和手枪藏好后，一个人再次溜回旅社，天亮时分才浅浅睡去。

　　第二天清晨，他早早起来准备去看母亲，一打开门，就看见陈毓麟站在门外，身后还有两个解放军战士。

　　肖若霖沉默了片刻，便跟这位老同学说：“我回去看看我母亲，12点准时回来”。说完，他就走了，两个战士想拦他，但被陈毓麟制止了，并提醒肖若霖别忘了给母亲带上点心。

　　自从肖若霖和陈毓麟从学校分开后，两人就做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肖若霖加入了军统，并潜伏到第一线去抗日;陈毓麟则留在了家乡，加入了地下党，长沙解放时，陈毓麟已是共产党的一名中层干部。

　　12点，肖若霖准时回到旅社，陈毓麟还在房间等他。去政府办公楼的路上，大家都很沉默，到了办公室门口，陈毓麟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你还在西安，我们的同志就把情况给了我们。”事已至此，肖若霖把什么都说了，连同他手上的潜伏名单一并上交。

　　因为有立功表现，他的身份，除了极少人知道外，在公众的认知里，他只是一个小镇上普普通通的语文老师。

　　多年以后，有人问他恨不恨陈毓麟，他沉吟了片刻，说：“恨还是不恨，时局如此，这也是命啊。”

肖若霖老人在看的书、玩的摄影机，及抽的烟

【肖若霖老人于2017年7月16日凌晨1时50分在长沙市八医院因病医治无效仙逝，享年94岁。

　　图|：故事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