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于炳然
来源：中国龙志网    2017-12-08 10:43:24

　　于炳然，原名于斌。1903年生，绥化厅(今黑龙江省绥化县)人。后迁至望奎县。

　　1917年7月，16岁的于炳然考入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在校期间，联合5所中等学校，组成黑龙江省学生联合会，被推选为学联主席，先后领导反对军阀吴俊陞和贪官耿之光的两次学潮。

　　1923年暑假，于炳然中学毕业后，被选送日本留学，恰逢东京大地震，在生死线上挣扎15天，脱险归国。1924年9月，考入国立北平法政大学(后改称北平大学法学院)。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大学为声援上海学生的斗争，举行示威游行。他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1928年冬，日本帝国主义要在东三省强修5条铁路。北平各大学东北籍学生，联合起来组织“东北旅平学生路权保持后援会”，掀起声势浩大的护路运动。于炳然在学潮中是总指挥，请愿时是总代表。

　　1930年夏，大学毕业。8月，黑龙江省招考公费留欧学生，于炳然考试夺魁，于1931年4月，由哈尔滨动身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国际问题。

　　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从家乡东北传遍全世界。于炳然闻讯后，走出埋头读书的小天地，开始参加旅英华侨和留学生的各种集会，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932年5月，由何松亭、蒲子政介绍，经英国共产党批准，参加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久，被选为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受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直接领导。

　　在于炳然的领导下，除原有的“反帝大同盟”外，又组织“留英学会”和“旅英华侨工商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留英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并出版由于炳然任主编的宣传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杂志——《解放半月刊》。

　　1933年5月，张学良将军出国考察到达罗马。7月初，于炳然就抗日的主张问题，以一个东北人的身份，先后给张学良将军写了两封信。张学良将军亲笔写了回信并导致他与张学良将军在欧洲的4次会面。

　　1934年，于炳然等一行6人，去莫斯科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参观克里姆林宫和各大城市。按党组织的指示，在回伦敦途中，向德国、法国、荷兰中国语言组传达党的新决定。回伦敦后，组织“旅欧东北学生抗日救国总会”，并以总会的名义发表由他起草、经共产国际同意的3篇宣言：《反对通车通邮告全国同胞书》、《告东北同乡书》和《告海外侨胞书》。宣言在欧美华侨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1934年8月，于炳然接到张学良将军的来信及资助去苏联留学的汇款，经组织同意，于1934年10月到了莫斯科。但由于工作需要，学习愿望未能实现，在苏联的两年中，一是从事党的工作，二是在苏联外文出版社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任编辑，为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作出了贡献。

　　1937年5月，于炳然从莫斯科回国后，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在上海的一家旅馆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会面，从而与党接上关系。潘汉年要他以东北籍归国留学生的身份，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于炳然不卑不亢，向蒋介石着重谈了政府应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和恢复张学良将军自由的问题。

　　不久，经中共上级党组织同意，于炳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二处设计委员、少将参议。从此，他以这一职务为掩护，长期从事党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

　　1937年6月1日，到北平参加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东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6月20日，“东总”成立大会在北平东北大学开幕。大会主席团由高崇民、卢广绩、栗又文、苗勃然、于炳然等5人组成。大会选举委员和常委，于炳然被选为常委，担任宣传部主任，党组成员。后为总会秘书长。

　　武汉撤退前夕，于炳然按照党的决定，搬到李杜那里，正式就任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在重庆期间，于炳然与在重庆的东北上层人士如李杜、刘哲、莫德惠、邹作华、万福麟以及王芃生等经常往来，相处甚好，因而常取得他们对“东总”工作的支持。当时“东总”经费困难，甚至连许多同志的最低生活费用都难以保障。于炳然就曾经每月从李杜那里拿来三四百元钱，给刘澜波、于毅夫、陈先舟、徐仲航、张希尧、韩乐然等同志作生活费用。为曹松华、车向忱以及赵清黎、卢广声同志的生活和“东总”工作上的需要，也曾找过王芃生帮忙。

　　于炳然在武汉和重庆时期，曾发表大量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他在《反攻》半月刊上发表的《从“叩马书生”说起》和《甲午海战的教训》两篇文章，借古喻今，针砭时弊，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于炳然在白区做情报工作，是在刀丛中生活，随时都有被捕和遇害的可能。他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进行过多次交锋。

　　1938年4月，戴笠与于炳然曾进行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戴笠神色诡谲地说：“当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于卓(当时驻苏大使馆武官)曾给我一封电报，其中说你有四个优点：第一是富有国家与民族思想，第二是为人精明强干，第三是很有吃苦耐劳精神，第四是很重义气。但另一方面你的思想左倾，在莫斯科曾与王明有来往，恐系共产党员。他的结论是：此人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杀之。据我的观察，于卓说你的四点长处，都是事实。因此我想，他说你‘恐系共产党员’，也不会不是事实。现在这样，你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你从未加入共产党，或是脱离共产党。只要你这样，我到委员长那里，以人头担保，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

　　戴笠说完之后，于炳然从容不迫地问他：“那么假如明天我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我于炳然不是共产党员;后天，人家在《新日报》上登个反问启事，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共产党员，但谁说他是共产党员了?无的放矢，何其无聊乃尔!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于武官说我的四点长处，我虽然愧不敢当，可是我愿用以自勉。至于说我‘恐系共产党员’，这决非事实……”。使戴笠既威吓又利诱的软硬兼施伎俩收场。

　　1939年8月，于炳然按党组织的部署，正式到“国民党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就任设计委员、少将参议。于炳然任敌情研究组组长。因此国民党“军统”、“中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各种情报，在他手边都有一份。他把这些情报，及时地让人复写，送交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1941年，于炳然奉命撤回延安。临行，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他到西安说服高崇民接受林老(林伯渠)的经济援助。到延安后又以“党政战地委员会”少将视察员的身份，去陕北榆林视察了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

　　1941年于炳然入马列研究院学习，后分配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国际组组长。在此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1943年3月，调中央社会部任调查研究组组长兼代理第四室(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时，隐藏在党内的大阴谋家康生，利用窃取的权力与陈伯达合伙，对于炳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所谓《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竟无中生有地说：“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特务机关”，“于炳然，准备好人，准备好枪，要与胡宗南里应外合，包围边区，进攻延安。”由此，于炳然被押进监狱达数年之久。1946年，周恩来副主席得知其所蒙受的不白之冤，立即由重庆发回电报，证实于炳然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真实情况，从而，得以恢复自由，恢复党组织生活。

　　1947年，回到中央社会部(原情报部)从事研究工作。1948年底，由中央社会部派出，作为先遣部队，随李克农部长进驻北平，进行接收工作。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任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于炳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情报处长，为西南地区解放初期的肃清匪特、维护社会治安工作做出了贡献。

　　1952年春，于炳然不幸于重庆逝世，时年49岁。党组织给他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