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特务在宁夏的阴谋活动
来源：宁夏日报   2018-02-15 15:13:19

　　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其军方情报机关的触角早已伸入我国的大西北。在20世纪初叶，日本军方就利用华人中的败类，策划组建秘密组织“狼头会”。该会在西北地区大肆散发由日本人所办的《顺天时报》代印的一本名为《我为我》的小册子，公开煽动回族群众的仇汉心理，挑动西北地区的民族分裂，为其下一步在我国大西北制造“回回国”的阴谋做准备，以配合军事上对我国西北的侵略。与此同时，日本军方还于民国初年，利用日本青年和浪人，派遣谍报人员深入到我国各地，从事特务活动，其间也窜入宁夏贺兰山一带，进行实地侦察，测绘地图，拍照险隘，搜集地情资料。日本人曾在宁夏不惜重金收购各地各级各类地方志，从中窃取有价值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族等方面的综合信息。就连在我国明朝末年已宣告失传的《宣德宁夏志》一书，他们都能辗转从福建省搜集到手。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们还神通广大地把一些地方志书的稿本(如《宁朔县志稿》)，甚至是尚未完成的志书的底稿(如《宁灵厅志草》)等一类地情书差不多是一网打尽。日本人将在中国收集到的20多万页的庞大资料进行加工和研究，于大正七年(1918年)，由日本政府的御用文化团体《东亚同文会》编篡了一部《支那省别全志》的大型志书。这部关于中国的总志，门类齐全，举凡山川城邑、地望道里、社情风俗、民族宗教、物产资源、水陆交通、财政金融、文化教育等，真是巨细靡遗，无所不及。此志有两大特点：一是内容多为通过实地调查的最新的第一手资料;二是突出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该志书的第六卷为《甘肃省志》，宁夏当时尚未独立设省，属甘肃省宁夏府，宁夏的全部内容编写在第六卷的第七编之中。以第二十章为例，该章的标题是《宁夏府的货币和金融机构》，下分两节，第一节是《流通货币》，第二节是《金融机构》。对宁夏从清末到民国前期的货币金融情况作了全面细致的记述，即使是宁夏商界的人士也未必能如此精通。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乘蒋介石忙于内战，对日妥协让步之机，在积极准备侵占我国华北的同时，也把侵略的魔爪伸向绥蒙和宁夏。他们一方面鼓吹不伦不类的所谓“民族自治”理论，挑动蒙、回、藏人民之间，以及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以施其“以华制华”之故伎;另一方面，不断派遣特务打入绥蒙和宁夏以及甘、新等省广大地区。后来又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并在宁夏省管辖的阿拉善、额济纳二蒙旗建立据点，设立特务机关，安置电台，组织汽车、骆驼队运送储备军事物资。1935年，日本特务机关在阿拉善旗府所在地定远营正式设立机构(驻祥太隆商号)，在阿旗公开大肆进行特务活动。在日本人的威逼之下，旗方甚至还组织人力给日方在阿、额两旗各修建了一个简易飞机场，开辟了百灵庙———定远营———东庙(额济纳旗王府所在地)之间的不定期通航。由于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错误对日方针的影响，无论是宁夏省当局的马鸿逵，还是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扎雅和额济纳旗王爷塔旺嘉布，对于日寇的猖獗活动，都是态度暧昧，举棋不定，采取避免同日本人直接接触，保持既不反日也不降日的态度，甚至还在暗地里与日本特务多有联系。时日本特务还在宁夏省城宴请宁夏官员，马鸿逵也应邀参加宴会。是年秋，日本十余人组成所谓经济考察团，由百灵庙出发，乘汽车到宁夏，沿途测量地形、考察经济、拍摄照片。宁夏当局不但不加制止，马鸿逵还在省政府大礼堂举办晚会进行招待，又约请日本人到他私宅密谈。1936年以后，由于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省不断打击日伪军，日本方面更加注重拉拢马鸿逵和阿、额二蒙旗的王爷。次年2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亲自飞抵阿拉善定远营进行阴谋活动。宁夏省方派省政府秘书长叶森、蒙藏委员会驻宁调解组组长刘伯石等前往定远营与板垣征四郎谈判。双方对在定远营设立日本特务机关发生了争执。板垣又派4个特务直接到宁夏活动，向马鸿逵施加压力。据说板垣本人也曾潜入宁夏秘密会见了马鸿逵。宁夏当局一面与日本人周旋，一面又将拉日本人到宁夏省城的中国司机枪毙了，还暴尸在西门外唐徕渠边，让人们观看，“这就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下场”，以示警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运动。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新形势下，西北地区也停止了内部的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强大而巩固的边区的存在，对西北回汉地方实力派都起着有力的制约作用。而且，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也表现了抗日的立场，这对回族军阀马鸿逵丢掉幻想、坚定抗日决心，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西安事变后，西北诸马的抗日态度逐步坚定。

　　当时，内蒙古西套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是两个独立蒙旗，在行政上归隶于宁夏省管辖。所以，1937年春，南京国民政府责成宁夏省政府负责取缔额济纳旗的日本特务机构。马鸿逵奉命派宁夏省民政厅长李翰园率人前去执行此项任务。李翰园经兰州到达酒泉，以青海省主席马步芳部马步康旅为军事后盾，率领一排军队于1937年7月7日到达东庙，向额旗扎萨克旗长王爷说明来意，要求他们合作。当晚及次日，10个日本特务和5个汉奸被逮捕，缴获一批枪支弹药、两部无线电台、3辆卡车及军事地图、文件等。数日之后，又截获前往西安的3名日本特务和一些汉奸。这伙日伪特务被押解到兰州公开枪毙，大快人心，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8年，宁夏主席马鸿逵又给国民党中央打报告，认为阿拉善旗扎萨克、王爷达理扎雅的妻子爱新觉罗·韫慧(汉名金允诚)是伪满洲国伪皇帝(执政)溥仪的堂妹，又与已投靠日本充当伪蒙疆伪政权头子的蒙古德王个人关系密切，而且又有日本特务在旗内活动，“为防后患”，建议将达王爷“管制”起来。经批准之后，马鸿逵为了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采取先礼后宾的办法，派遣省方军政要员叶森、马腾蛟、刘伯石等亲往王府劝说王爷住到省城。在被拒之后，马鸿逵又以部队换防为由(定远营原驻马鸿宾部一个团)，派兵包围定远营，并向王府后花园山上开炮，以后兵戎相见。此时达王提出要见马鸿逵的母亲。后经马母亲自进城，把达王一家接到银川，安置在“小庙”(原银川市公安局后、今公正巷内)居住。因达理扎雅的父王塔旺布里特甲拉，与马鸿逵的父亲是换帖把兄弟，称为世交，故马母出面才解决了危机。一年之后，达王一家又被第八战区转移到兰州市“安置”，抗战胜利后才回旗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人仍然没有放弃对马鸿逵的拉拢计划。日本军队攻陷大同以后，闫锡山为保卫山西老家，将驻守绥远的三十五军傅作义部和陆军第七十师王靖国部全部调回山西。绥远既无守军，又无政府，等于自动放弃。1937年10月17日，日军占领包头，成立了所谓“包头回民支部”和“西北保商督办公署”，任命马福祥旧部旅长、回民蒋文焕为伪督办。日本方面这样的人事安排，明显在暗示回族诸马，日本对他们寄托着“合作”的殷切希望。特别是宁夏的马鸿逵一旦投日，则将改变日本在山西的军事困难并大大加强其在绥远的力量。为此，日本特意从东北找了一个张姓阿訇，派往宁夏游说。但此人未到宁夏即为马家军阻止。不久，日本又向宁夏省城空投“满洲国”信件，进行劝降，也未奏效。后日军头子板垣又飞往阿拉善，邀请马鸿逵会谈。马只派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隍前往。板垣对周说马家几代人都是清室忠臣，现在清室在满洲复国，马鸿逵应继续为清室效力。周百隍反驳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日本出兵最多。马家亲族很多人在正阳门被日军打死，“如今是家仇未报，国仇未雪，势不两立。”日酋技穷，恼羞成怒，遂出动飞机轰炸宁夏省城。日本人策动马鸿逵投降的阴谋宣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