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亭畔话往事——忆打入汪伪的四年 ——忆打入汪伪的四年
来源： 苏州史志 作者：袁殊   2019-01-10 15:17:49

　　1984年的暮春时节，我来到了阔别四十年的江南名城…苏州。所到之处，焕然一新，许多地方我已经辨认不出来了。我走进曾经朝夕相处的拙政园，在补拙亭(现名放眼亭)畔徘徊久之，周围景物与我记忆中的荒凉面貌更大不相同。十亿神州，与日同新，老年睹此，倍觉感奋，几十年往事一齐涌上心头。苏州的同志要求我把奉党的指派打入汪伪江苏省政府以后在苏州的活动和见闻写出来，固辞不获，因就记忆所及，述其大要，以供编纂地方史志之一助。

　　1941年3月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同志到上海百老汇饭店(现为上海大厦)我的房间里来秘密相见。这时我刚收到李士群的一个电报，电文大意是，“奉主席(指汉奸汪精卫)谕，委兄为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我知道这意味着敌人的清乡就要开始了，便立即告诉了潘。潘即指示我打进去。在此以前，我原是表示不同汪精卫合作的，汪曾给我一个“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的虚衔，我没有睬他。后来我就在上海办《新中国编译社》作为掩护，暗地搜集情报，直接汇报给潘汉年同志。而当潘汉年同志做出打入汪伪的指示后，我即复电表示接受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之职。当时，我本来是用“严军光”这一化名的。“严”与“年”谐音，“军”表示“军统”，因为早在1937年9月，潘汉年同志就曾指示我打入过军统。这个化名的含义就是表示我受潘汉年同志的委派打入敌伪，为河山重光而努力。后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李士群把我的真名公开，从此，我的真名——袁殊——就传开来了。

　　这年5月11日，汪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在南京公开宣布成立，汪精卫兼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并负责主持苏南地区的清乡工作。7月，我即到苏州筹备清乡政工团的事。团部办公地点是借的大石头巷一所民房(原为女作家张爱玲的老家)。政工团当时有三、四十人，梅机关(日本在华最高特务机关)派广濑进为联络人。成立不久，就从苏州开到常熟东塘市——当时的抗日民主政权苏州县政府所在地。我到后一个星期，李士群同晴气中佐(日本梅机关特务)也一起来了。我去时有一中队清乡警察(队长姓田)，一连伪军(归任援道的儿子、伪第一师师长任卓宣统辖)，连长鞠荣。到了那里，就有人告诉我两件事，一是日军逮捕的一个青年，被日寇的一个排长用刀活活腰斩;二是捉了一个女共产党员，被日军吊起来毒打了两天，但是始终未招。我就援引“清乡工作条例”中“凡属中国抗日人员，被俘者一律交政工团处理”的一条，去同日军连长西尾交涉。西尾听到我是日本留学生，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没有阻难，就同意了。几天后，从常熟浒浦伪保安处所属伪军某部又转来五、六个被俘的我抗日地方工作人员，我把他们都留下来了。几个男的后来都乘机跑脱，到浙东纵队去了。未能脱走的是两个女的，后来她们秘密同党进行了联系，我当时并不知道。过了几个月，政工团又开到了镇江。日方提出，让我手下的沈千里当政工团团长，但我仍掌握指挥之权。沈是个糊涂蛋，只晓得弄钱找女人;加上被我留下来的两位女同志的影响，政工团逐渐对清乡消极怠工，做些表面文章，因而这个机构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了。

　　1941年下半年，汪伪又派人找我到南京会面，要我参加伪江苏省政府当民政厅长。我得知后，便赶回上海向潘汉年同志报告，恰巧潘不在，就与潘派来的翁从六同志商量。翁是浙江慈溪人，那时改名翁永清，做我的助手，名义上是《新中国编译社》的秘书。潘派来的另一个得力的同志就是恽逸群，当时用“介生”的名罕写文章和编印杂志，有时也代我写稿。翁认为我应该乘机打入汪伪省政府，但民政厅长不起什么作用，还是当教育厅长，可以接触影响一部分青年，并可控制部分财源。这样，汪伪就于1941年10月任命我为伪教育厅长。我“上任”以后就住在伪省政府所在的拙政园中，前后在苏州有四年左右。

　　那时伪江苏省主席是高冠吾。高是崇明人，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当过贵州军阀王天培的副师长，后来又任过徐州警备司令、伪南京市政督办等职，同汪精卫的关系很深。汪向日方提出，以高取代原江苏省长陈则民(1937年，我打入军统后，曾于1938年问派东山人顾某去狙击陈，未中，只击伤苏州伪大民会长)。陈和日寇的关系很密切，因为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但当时日寇为敷衍汪精卫，也就同意了。

　　伪省政府里大都是贪污腐败的官僚。建设厅长廖家楠是嘉定(或太仓)人，外交官家庭出身，其母是法国人，廖当过北洋军阀时代的驻法公使。日本在苏的特务机关——金子机关这时就驻在他家。廖则专靠修公路“刮地皮”。财政厅长董修甲原是留美学市政建设的，整天动脑筋捞钱，苏州人给他起外号叫做“总搜括”。省长高冠吾同民政厅长蔡洪田相勾结，看谁的钱多，就给谁当县长。象吴县、无锡这样的大县，要价至少伪币几百万元。苏州人把蔡、高的姓名谐音叫“催铜钿，交给我”。高冠吾除了捞钱，空下来就写写字，其余的事日本人不叫他管，他也管不了。各县更不必说，伪武进县长汤卓然在抗战前只是一个警察巡官，伪吴县县长陆翥双也是贪污成性的旧官僚。日本人也认为这些汉奸是不入流的，看不起他们，只让他们捞钱，实权则不叫他们掌握。由于我曾到日本留学两次，懂得日本的历史文化，有许多日本朋友，因而日本人对我比较“重视”和“信任”，这也有利于我的长期隐蔽。但是我在教育厅还是受日特机关派来的拓务大学学生前田的监视，也不能自由支配人事。吴县、无锡、常州等地都有大量学田，收入很多，不向上报账，往往由县长和教育局长瓜分，所以教育局长都由各县县长力保心腹担任。我在担任伪教育厅长之外，还兼任伪江苏教育学院院长。当时这个学院设在原专区医院的地方。原来学生都是自费，自我任院长后即改为师范学生待遇，学生伙食费都由公家负担，每人每年还发两套衣服。后来我从该院发现选拔了若干纯洁的青年。

　　在汪伪集团内，由于地盘狭小(真正为汪伪所控制的不过江南数省)，伪江苏省主席成为群奸互相争夺的头等肥缺。当时，李士群手中掌握有特工势力，是汪伪中的“实力派”，日寇要利用他，在清乡中进行“剔抉”活动，加以李的后台是土肥原、影佐祯昭等“大人物”，汪精卫没有办法，只好把高冠吾调往安徽，把江苏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李士群，李遂于1942年1月就任伪江苏省主席(1943年改称省长)。

　　李士群是浙江江山(或说是淳安)人，自称年轻时曾留俄，在海参崴东方大学学习，又曾是上海大学学生。大革命失败后，曾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打入国民党拥蒋的秘密团体“干社”为行动组长，那时我在该社任情报组长。我曾亲眼见他弄了一大箱炸弹藏起来，说要去炸陈立夫。以后他又同“打狗队”一起打了叛徒陈均，被国民党查出逮捕，坐黑牢八个月，看守李的特务就是苏成德(后任汪伪上海警察局长)。李的老婆叶吉卿曾就读于复旦大学，也是党的叛徒。叶与中统人员勾结，暗中运动，李乃自首得释，住南京板桥。经陈立夫同意，李开始在南京当个盯梢的小特务，专在日本领事馆附近盯梢(当时日驻南京总领事是须磨弥吉郎)，看有什么人进去。抗战发生，李当过粤汉铁路随车检察员，一直不得意。抗战前李曾协助丁默村在上海编《社会新闻》，因而与丁熟悉。丁默村便叫李到上海找日本人，李乃于1937年冬从港来沪，找到日本总领事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清水将李介绍给日本军部，从此李卖力地为日寇搞特务勾当。李士群这个人外表和善而内心狡诈，野心很大。他挥金如土，善于笼络部下，如原中统特务苏成德、军统特务万里浪等都被李士群收买重用，羽党日丰。因此日方愈益重视他，供给他巨额费用(后来汪精卫也给他很多钱，但同日方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李就此很快地飞黄腾达了。

　　1939年，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极司斐尔路(现万航渡路)七十六号成立。这幢房子原是国民党军阀陈调元的私邸，规模很大。特工总部建立时，丁默村任总部主任，李与唐惠民作丁的副手，吴世宝充李的警卫队长。后李先后排挤掉唐和丁，自任总部主任，因为日本所发的特工经费是交给李的，这里说明有钱便有权。但后来唐仍担任李的副手。“七十六号”的特务在李士群、吴世宝的指挥下，随意抓人，毒刑拷打，暗杀爱国志士，到处鱼肉人民。如著名的“银行血案”就是李士群派遣一批特务在下午上班时，用机枪对当时迁入拉斐德路跑狗场的中国银行及农民银行等金融机关的职员，进行疯狂扫射而造成的流血事件。这场残杀造成六人死亡，三人重伤。这一血案是日方要汪精卫、周佛海下令执行的。周佛海当时为汪伪的财政部长，所以周是这血案的主使人。同时这也是日本强制执行沦陷区币制改革所采取的残暴手段。当时一般平民听到“七十六号”，无不心惊胆战，谈虎色变。

　　就我接触的范围所知，李士群没有指明公开杀一个共产党员。因为李士群手下的人，以发财为主;而破获共产党组织。一来没有线索，二来他们也无利可图。有一个日本情报机关的头面人物就当面对我说过：“李士群现在看看很了不起，但是他没有公开杀过一个共产党。”边说边朝我看，我知道这也是故意说给我听的。李士群对共产党为什么如此?据我看，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第一，李士群所重视的是戴笠的军统，而较轻视我党的地下力量。李士群的青帮老头子季云卿、特工总部无线电台台长余阶等都被军统暗杀。李士群、吴世宝曾费尽心机抓了大批军统人员，比较彻底地破坏了上海的军统组织。他曾经对我讲：“对共产党用不着抓很多，他们都是些穷孩子，只会捣捣乱，就象我们年轻时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

　　第二，李士群手下侦察共产党的情报力量不强。他的第一号助手吴世宝不识几个大字，只能充当打手。还有一个得力助手是唐惠民，无锡人，曾混入我党，1932年或1933年时向国民党自首叛变，当了中统特务。此人早已臭名昭著，找不到我党的线索。李士群在苏州的特务组织还有特工总部苏州清乡实验区，区长是苏州人胡均鹤，下辖有特工站，站长似是李×(无锡人)，副站长葛天民(嘉兴人)。葛原是中共××省共青团书记，后投降陈立夫，抗战后又归顺李。这些臭名昭著的癞皮狗，都难以发现党的地下组织。另外，当时苏州一带党的地下力量也比较弱。记得那时被捕的最有名的一个进步人士许广平，是沪西日本宪兵队抓的。我向李建议：把她引渡过来放了吧。李在我劝说下，也就同意这样做了。

　　第三，李士群野心勃勃，因此同汪精卫、周佛海有矛盾。他曾对我讲过，“我有远大的计划，我们有远大的前途”，“要进军南京!”实际上就是想取而代之。李的消息也很灵通，并不迷信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表面上的胜利。战争开始后不久，他就知道日海军中最精锐的以“大和”为旗舰的舰队已被美国打沉在海底了，空军更不能与英美抗衡，随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壮大，他更感到前途不妙。有一天同我谈了一夜，说：“战事不利，我们怎么办?弄个什么考察团的名义到日本去吧!你也不要干了。”他在日本买了一些产业，准备到日本流亡作寓公。又曾派人到香港去找我们党拉关系，结果空手而返。李还几次要我去找共产党。

　　李士群不仅善于抓权，他和他的老婆叶吉卿也很善于搜刮。李士群经吴世宝的介绍，结识了国民党小党棍张北生，后来李做了伪江苏省长之后，任命张为伪民政厅厅长，李士群要张北生把无锡和吴县两县的收入都交给他。叶吉卿又拉拢了余伯鲁做伪财政厅长。据说叶吉卿的金刚钻，多得要用秤来称。据我知道，李在苏州有三处房子：一在鹤园;二是在道前街的73号或72号，这是李士群的私产;三为护龙街(现人民路)饮马桥的一幢中国式的老楼房，这是汤卓然、陆翥双等伪县长买了送给他的。

　　李士群以一身而兼任伪江苏省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驻苏办事处主任、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调查统计部部长等数职，真是权势显赫，不可一世。正由于此，日方认为他的势力过于膨胀，与汪精卫、周佛海的矛盾也太大，就在1943年9月以调处他与税警团的纠纷为名，请他赴宴，乘机下毒。当时日本宪兵队做了两份点心。一份是给伪财政部税警总团长熊剑东，无毒;一份是给李的，有毒(其毒素是败血病菌)，可于几天内逐渐发作，致人于死。李当时吃了一个饼。日本特务为了掩蔽真相，不让他死在上海，席散后，日本驻苏州特务头子金子就催李立即回去，说有要事相商，李回苏后第三天就死了，时年39岁。日本梅机关的中岛还公然对人讲，李士群是吃了一种药死的，这种药里有败血菌，只有日本能制造。

　　李死后，陈群继任伪省长，我与他只有官场往来，谈谈版本目录而已，情报来源减少了。陈在护龙街大石头巷口置有住宅，经常由四姨太或六姨太陪同，来往于上海、苏州、南京之间。陈群处心积虑要捞钱，江苏本是盛产粮食之地，梅机关头子影佐祯昭少将曾宣称：“江苏省是皇军的粮仓。”日本后勤部把这一带能搜刮到的粮食都集中起来，以充军需，这样就同汉奸发生了利益上的矛盾。陈群同汪伪粮食部长顾宝衡、伪江苏省粮食局长后大椿勾结在一起，扣留部分稂食，以高价出售。日本驻军总司令得悉此事后大为震怒，派第二科(管情报)科长迁政信大佐从南京一路调查到苏州，然后回南京见汪精卫，要汪严厉处置，说什么“非要借此树立威信，伸张法治不可”。汪只得下令撤换陈群，将后大椿枪决，顾宝衡也被判死刑，但据说后来未执行。我将此事内幕向潘汉年报告，潘听了笑笑说：“这是狗咬狗的必然现象嘛!”

　　继陈群任伪江苏省长的是任援道。任原是汪伪的海军部长、绥靖区司令，他到任后搜刮更厉害，从武汉搜罗鸦片，用舰运到上海出售，攫取高利。

　　伪省政府的办公处，从陈则民开始，就设在拙政园里。现在苏州博物馆进大门两边的房子是伪省政府卫队驻地，现在博物馆东部北面的天井，其四周的房屋就是伪教育厅各科室的办公处。李士群不大来园办公，重要公文都是伪省政府秘书长唐惠民带到李宅批阅。陈群、任援道倒经常来园办公。伪省政府认为拙政园房屋不够用，又向拙政园西邻张家租了补园的房屋(即现在拙政园的西部)，补园内靠北边的日本式木房子(现已拆除)是陈群模仿日本茶室的建筑风格而造的，专门用来接待日本头面人物，如驻苏州地区日军师团长小林中将、金子等人，都曾在内玩乐。

　　忠王府大门西边原为奉直会馆(现为博物馆办公室)，那时馆内停了很多东北人的灵柩。还有那时的戏台也很破烂，整个拙政园显得衰败荒凉，我晚上进出时常碰到蛇。唐惠民当秘书长时，弄了一大笔钱，说要修园，实际上大部分都落入他们的腰包，只把卅六鸳鸯厅和十八曼陀罗花馆修了一下，因为那是伪省府经常开会的地方。十八曼陀罗馆的花圃里，当时只剩了一株山茶花，孤零零地伫立在墙根边。

　　汪精卫曾几次到苏州，我参加陪同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42年春天，汪精卫来苏后住护龙街李士群宅，系专为视察清乡而来，到苏州后即去常熟等地。第二次，他同陈璧君和女儿一起来的，曾到光福邓尉，并去司徒庙看“清、奇、古、怪”四棵柏树。当时，汪怕丢掉了性命，从公路到光福镇上，两侧布满岗哨。玩过以后汪未回苏州，直接乘车去无锡。后来我还见过一次，是在镇江，汪精卫要接见什么清乡中的“俘虏”，我在镇江忙得很紧张，这次汪精卫当天即回南京。

　　汪伪政府只是日本的傀儡，日本在华的最高特务机关是驻华最高顾问部，即梅机关。还有所谓竹机关，头目是日本浪人里纪，以贩毒为主，并进行操纵赌业等活动。梅机关的总头目是影佐少将，总部驻南京，上海、苏州、杭州都有分部。梅机关的人员一般是大学生，大部分是日本拓务大学学生。这个大学大力推行法西斯教育，专门培养到国外活动的特务人员。日本船舶公司往来于欧美南洋各地的船员，其中许多职员都是拓务大学学生，他们利用来往机会，千方百计地搜集各国情报。梅机关派去监督“七十六号”工作的是晴气庆胤，此人曾在东北协助土肥原搞特务工作，手段十分毒辣。晴气手下的中岛中尉就住在七十六号的旁边，后来中岛又成为苏州梅机关(在十梓街)的主持人。中岛指挥一批拓务大学学生分别监督伪省政府各厅。如有吉明监督伪保安处，宫前管教育厅，广濑管党务办事处和我的清乡政工团。广濑原是日共党员，曾被判无期徒刑，关在大连，晴气派中岛到东北把广濑强要出来，为梅机关工作。广濑同我关系处得还好，因为梅机关公开的薪金很少，每年或半年才给一次特别津贴，我经常给广濑钱花。苏州还有一个地方特务系统，头子叫金子俊治(先为中佐，后升大佐)，属驻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这个机关掌握地方政权的人事管理，控制物资供应，筹措军粮等，其下分四科：第一科科长佐藤，第二科科长望月，第三科科长山本，第四科科长伊藤。管文教的是山本。各县都派有特务机关(后改称联络官)以控制伪县政府。梅机关和金子机关经常发生磨擦，磨擦的结果是梅机关得胜。清乡时期地方特务机关也归梅机关领导。李士群暴死后，清乡慢慢停止，苏州梅机关的工作遂失去了业务内容，在苏州的日特即归金子机关指挥。

　　苏州还驻有日本宪兵队，队部在城外，它的行动消息从不透露，同汪伪机关、军、特完全隔绝。它逮捕的人很多，实际上捉的真正的共产党很少。

　　据我记忆，当时日寇在苏南的军事部署是：苏州驻有以小林为首的师团部(驻城外的一个学校里)及一个团，常熟有一个团，无锡驻一个旅，旅长姓堤。小林同李士群常有酬酢，大都我去当翻译，但多属官场往来，不谈军政大事。苏州还驻有部分海军，管太湖的一部分以及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等地的水面清乡，有小炮艇一百多艘，小队长就有几十个人，造了很大的营房。这支队伍不大跟李士群往来，有军事行动也不通报。他们的调动常在天亮前完成，对中国人严守秘密。不过那时兵力已不多，主要是在准备太平洋战争。

　　此外，在南京有一个师团，浦口一个团，镇江一个团，丹阳一个营，都属下村定指挥。镇江还有日本一个骑兵团，养了很多马，供给南京附近及华中等地作战马，长官是岩崎大佐。镇江的海军要港司令是龙田大佐，他同我相处较好，有时可利用他的炮艇往来。驻镇江的团长也见过面，但此人对我有戒心。日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海军军令部长吉田善吾大将都到镇江视察过，我曾陪他们视察并游览名胜。

　　我自己手下还有保安队，一个县一个队，但实际上一个兵也不能动，都归日军控制。

　　我在同敌伪头子来往时了解的情况，都设法及时报告潘汉I年同志。潘汉年是直接领导我的，联系不经过交通。他出入龙潭虎穴，从容自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潘往来于上海与香港间，我们二、三个月见一次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经常隐蔽在上海，我们见面就多了。潘的地址不告诉我，有时约定地方谈，有时就上我住的地方来，我常用自己的汽车接送他。潘很注重战略方向情报，如日伪军事的清乡部署，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情况，梅机关的内部活动，伪江苏省政府的方针大计等。象广濑等人透露的零碎材料，他还不大重视。如前面提到的开始清乡的情报，潘得悉后即电告中央。据后来××告我，中央通知了新四军，在清乡重点地区的一支部队，随即在群众的协助之下，准备了大量的方桌和门板，在夜里从桌板上跳过竹篱笆撤离了。再如，有次影佐来见李士群，我当翻译，他们谈到要把清乡行动扩大到苏北，这也是很重要的情报。金子有一次同我谈得兴高采烈，无意中透露了苏州日军将调往越南等地的消息。1944年的一天，我从上海海军报道部得悉，虽然当时日军已深入贵州境内，但因兵力不足，难以为继，即将后撤。象这类重要情报，我都立即告知潘汉年同志。下村定曾把镇江地区五个县的军事地图给我一份，我即拍了照片给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潘要我设法把香港的一批文化人(如蔡楚生、叶以群夫妇)、潘手下的部分人员和一些党员接到上海，我就嘱叶德明经办此事，把这些人全接到上海租界，后由潘另行安排，安全转移他处。

　　1943年初夏，李士群看到日本军事不利，我党武装力量发展，想同我党拉关系，我即汇报给潘，潘就同我商量，由潘用“胡×”的假名，写信到《新中国报》，大意说：“日本人占领了租界，我在上海出不去，请给以方便。”我拿去给李看，李一见就说：“这是‘小开’(潘的外号)写的啊!”我故意说：“是否要回绝他。”李连声说：“可见，可见。”我说：“那么你亲自见他，我不干预你们的事情，我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的。”我在约定日期的晚上九点，驾车送潘到上海愚园路李士群的住宅。李妻叶吉卿也认识潘，他们到楼上会谈，我坐在楼下，谈完后吃了夜点才出来。以后潘还来过苏州，他与李士群接触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潘汉年曾布置我提供来往江南江北的交通和安全条件。镇江是当时大江南北的往来通道，设有封锁管理所，我经常抓住这些所长贪污的把柄，一个月就撤换一个，使他们不能吃透情况。日军还以为我办事认真哩!我在镇江还暗示手下干掉了两个汉奸，一个姓巫，一个是扬中县的密探。有次潘汉年同志要过江，我就对镇江特工站长刘毅说，我有个朋友要往返苏北，你亲自陪他去，潘果然安全到达目的地，后来得知刘毅是潘、李商定的联系人。潘还通过李士群打通清乡区特工实验区长胡均鹤的关系。韬奋、范长江同志到上海，以及梁国斌、李亚农的经过镇江出入根据地，我都在暗中照顾和保护。

　　那时我的活动经费很充裕，伪财政厅长余伯鲁发给我的经费一点不打折扣(旧官僚在拨款时一般要打折扣的)。潘汉年同志因伪币贬值，叫我把手边的活动经费买房地产，我买了100多亩，1951年春交给党了。几年中我供给潘大量经费(由翁从六经手)，我对妻子说：“老年要用钱，从你那里拿。”我一次就给翁廿五万元老法币，作《救亡日报》购买印刷器材的费用，当时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深知内幕。

　　我在汪伪时期的整个秘密工作总的是顺利的，但也有一次几乎出事。驻苏州的日本宪兵队长松田中佐，是个日共叛徒，很有一套特务手段。他从调查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入手，来侦察我党的地下力量，这样就查到了恽逸群，由上海日本宪兵队把恽逮捕，关在苏州。恽很坚强，没有把我供出来。我派了一个日本留学生严××(无锡人)去向日方交涉，说恽是我的人，他在报上写过很多文章嘛。后来终于把恽放了，恽所在的监狱里还关着一些江苏省的地下工作者，可惜当时具体情况无从知道。

　　抗战后期，戴笠曾派人来，想通过我同日本方面拉关系，我不拿戴笠的津贴，戴笠始终不知道我在为党工作。

　　1945年4、5月间，我辞去伪教育厅长职，只担任一个伪上海市政府参事之职。日本投降后，经恽逸群和梅益安排(那时潘不在沪)，我于1945年10月7日由上海去苏北，从而结束了在敌区的工作，抵达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