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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抗日战中争的金融战和贸易战
来源:旭说军事   2020-08-29 11:32:06

  抗战还有另一个少为人知的深层维度,那就是金融和货币之战。

  军迷们都知道“战争就是打后勤”这个道理。后勤,从军工制造到前运后送,无所不包,但如果再往深了追,就会发现,财政才是后勤有力的最终保障——钱都凑不够,饭都吃不饱,拿什么打?

  事实上,一切战争都逃不掉这个规律,财政上垮掉的一方,无论其它方面如何,必定难于坚持,抗战也是如此。在双方军队激烈战斗的幕后,还隐藏着没有硝烟,但同样重要,甚至是更加致命的金融战争!

  金融这个词出现的很晚,但金融战却是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桓公欲称霸,相国管仲建议,楚人善战,出兵讨伐恐怕占不了便宜,最好以利诱之,削弱其国力。

  于是齐国高价收购楚国的活鹿,楚人竞相捉鹿卖钱,不事生产。等到楚国举国生产荒废之时,齐国突然中止贸易,楚国误了农时,积粮很快被耗尽,粮价大涨,齐国再派人拉粮食在边境高价出售,大批楚国人投奔齐国,楚国国力大损,向齐国屈服。

  管仲还用这种办法对付过衡山国、鲁国、梁国等诸侯,屡试不爽,以非常低的成本,成就了齐国霸业,这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金融战实例之一。

▲ “虎踞龙盘”只是一种迷信说辞,真实原因是因为南京靠近金融中心

  金融和财政,是政府和军队的最终后盾。蒋介石之所以要建都南京,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原因,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人口不到全国的五分之一,却集中了全国银行业的三分之一,定都南京显然有利于控制金融。

  1928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等由国民政府控制的金融企业相继成立,有了金融上的优势,蒋介石在财政方面就大大胜过了其它军阀。

▲ 伪满州中央银行奉天分行

  那么,中日之间的金融战,又是如何打的呢?

  第一阶段,全面抗战爆发前。

  “9.18”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直接投资超过了其它外国投资的总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日元以及“朝鲜银行”发行的钞票流通于东北各地,而中国货币的流通量不及其五分之一。“9.18”之后,日本扶植伪满政权,成立伪银行,发行伪币,以此掠夺人民财富。

  为了准备迟早要来的战争,国民政府于1935年进行了币制改革,废两改元,推行法币,收回全部白银充为准备金,防止白银外流。对外,法币实行盯住英镑的政策,固定对英镑的汇率(1法币合一先令二便士半),事实上加入了“英镑集团”。

  中国一改革,日本就气急败坏,声称国民政府“忽视具有东亚安定势力之日本,扰乱东洋和平之新政策,日本帝国将断乎排击之。”显然,这十分不利于日本用金融手段从中国捞取利益。

  第二阶段,1937-1941。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力图速战速决,在金融方面并不积极。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了“以战养战”,日本便开始在金融和财政方面打起了主意。

▲ 在占领区使用军票而非日元,是为了避免日元回流日本造成通货膨胀

  日本出招——1938年7月12日举行的日本“五相会议”做出决定:“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基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于是,日本每占领一处,要么强制推行没有准备金,毫无信用的“军用手票”,要么以伪政权的名义设银行,发货币。

▲日本直接掠夺中国的贵金属也是金融战的一部分,战后中国追回了一部分

  南京、华北、蒙疆地区的伪政权,发行的伪币有“中储券”、“联银券”、“蒙银券”等,由于没有准备金,日伪规定伪币与法币平价互换,还利用无良奸商将沦陷区物资走私到国统区。实际上,这两招是相当毒辣的,因为其实质是套取法币,然后将法币拿到当时还未被日本占领的上海租界,从国民政府开设的银行换取外汇,再以外汇采购从国际上采购各种物资……

  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战争费用一部分是从中国通过金融手段掠夺的!

▲ 日本的经济侵略始终伴随着军事侵略

  中国应招——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金融攻势,当时国民政府制定了反击措施,颁布了“外汇请核办法”和“限制携运钞票办法”,换汇需经中央银行批准,法币的运输要由财政部审核,限制法币流入沦陷区。这些措施给日伪以一定的限制,但管不了外国银行,也管不了黑市,日伪仍然能以法币套取外汇,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实际上,国民政府两难:巩固法币的信用,虽有利维持金融稳定,维系人民的抗战信心,但同时也给了日伪套汇的机会(只要搞到法币即可兑换成相当数量的外汇),反之,如果放任法币贬值,日伪套汇会大大减少,但会使人民的财产缩水,经济崩盘。国民政府思量再三,还是选择了维持法币的策略,同时也得承担代价……

  第三阶段,1941-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日本宣战,小日本再也没外汇可换了。于是,日本干脆直接掠夺沦陷区财富。

  首先,在沦陷区扶持伪币,排斥法币,然后再用从人民手中强制兑来的法币向国统区套购物资,使法币全部流向国统区。一方面造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导致沦陷区法币购买力下降,从而诱使走私者从国统区向沦陷区走私物资,同时,还向国统区倾销“过剩”的非战略物资——比如鸦片……

▲ 日本制造的法币伪钞

  其次,大量制造法币的伪钞,企图打乱大后方的经济秩序。

  1941年,德军潜艇在截获美国船只中获得法币半成品十余亿元,被日本买去造假,1942年日军攻占香港和缅甸,发现数家印制法币的工厂,掠走大量半成品及印钞机、法币编码和底册,日军利用这些设备伪造大造伪钞,据《中国军事经济史》记载,日本军部的“登户研究所”一家就伪造了40亿元法币,整个战争期间的伪造总数则难以统计,据估计达百亿元。

▲ “登户研究所”专干各种邪门歪道

  日敌以各种渠道,将这些伪钞运至国统区,混入市场抢购物资,造成国统区物价飞涨、金融混乱。同时也以伪钞充作特务机关的经费,三井、大康、同兴、公大纱厂等日资企业也有这种“法币”资本的投入,以“空手道”攫取各种经济资源。

▲ 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比较有知名度的伪币

  中国应招——你造我也造!

  国民政府针锋相对,也秘密制造了大量的伪政权货币伪钞和日元的伪钞(“中美合作所”的功能之一就是干这个事,被称为“特券”),运到沦陷区大量购买,抢回了大量棉纱、黄金和粮食等紧俏物资,同时也收买了不少汉奸,让他们为假钞卖命。总的来讲,中国造伪钞的数量远不及日伪,只是挽回了部分损失。

  看到这您要问了,为何不多印伪钞呢?因为更多的资源还是要用来印真法币……由于半壁江山沦陷,国民政府的财政压力山大,除了战场抵御外敌,也得靠印票子支撑,这就导致了通货膨胀。从1937年到1945年,法币的发行量增加了三百多倍,相应的,人民的财产也缩水了三百多倍。

▲ 日本在占领区发行的货币不计其数

  剧烈的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个奇特的效果——日本制造的伪钞在国民政府海量印刷的真钞面前,如泥牛入海,起不到什么作用……中美制造的伪币的伪钞也遇到点麻烦——美国用的纸张质量太好,尽管其它方面可以假乱真,但还是容易被辨认出来……

  中日金融货币战,互有攻守,如果比“战果”,还是日本人占了便宜,沦陷区和国统区大量财富被掠走,国民受害甚大。

▲ 红色政权的首任行长毛泽民

  这个维度的战争,不能忘了在敌后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

  红军时代,中华苏维埃同样成立了自己的金融部门,红色政权的中央银行,首任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发行的货币被称为“苏币”。直到现在,这种货币也是收藏市场上的抢手货。红军长征到陕北,银行也随同转移,国共一致抗日后,改称“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设在延安。

▲ 土共不土之一,朱大管家出身清华

  在大家的印象中,土八路肯定很土,当时国民政府也是这样认为的,当国共有摩擦时,就不再提供法币经费了——反正那边是土包子,不懂经济,一封锁就行。不过,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出任边区银行行长的,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朱理治,这样的高材生当大管家,土吗?

  虽然大管家不土,但共产党面临的情况却更糟,国民政府还有英美支持,地盘和人也多,而共产党要同时面对国日伪三方在金融方面的压力,根据地多是贫瘠的农村,看上去似乎没有胜算。

▲ 土共不土之二,边区财政处长宋劭文,土八路货币战的操盘手,北大历史系1935年毕业生

  日本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金融手段,无非还是靠伪钞那一套,这是因为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与法币直接挂钩(因为缺乏贵金属做准备金,也为向国民党表达诚意),日军打击了法币,自然也就打击了根据地。而随着国共矛盾的产生,边币想同法币挂钩也不行了,边区政府开始建立起独立的金融体系,日本就得再印假边币来对付共产党。

  八路军如何应对呢?

  1938年8月17日,共产党中央提出了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

  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金融和经济要稳定)。

  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不能通货膨胀)。

  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

  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应获取敌资源(取之于敌)。

  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以军为主)。

  ……

▲ 陕甘宁边区的边币

  不得不说,这些原则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准备,从1938年起,边币脱离了法币,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否则必定会被国统区内的飞涨的物价所拖累。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规定法币只兑出不兑入,法币随即跌至1:0.7,边币成为独立自主的货币。

▲ 大生产运动,除了提供实物物资以外也有经济战方面的考虑

  1940年9月,彭德怀在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一般在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数目,不得超过全人口每人三元。”

  在我们的印象中,彭德怀元帅就是个能征惯战的大将军,殊不知彭帅也懂经济战。

  正是在彭德怀的亲自主持下,太行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成立了冀南银行,发行的冀南票在冀南和太行山地区成为坚挺的本位币。除了边币、冀南票,各根据地还分别发行了“北海票”、“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流通券”等几十种货币。

▲ 从日军占领下的招远金矿搞到的13万两黄金,成为边区的经费来源和准备金

  要使根据地的钱成为坚挺的货币并不容易,因为打货币战是要有实业做基础的,只是凭空耍技巧无法战胜敌人。所以,边区实行减租减息,鼓励农耕和工商业的政策,如果发明创造了边区不能生产,需要从敌占区进口的商品,边区还会给予贷款支持。同时,我党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农民只能根据入股分红,极大的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

▲ 边区银行的运钞工人

  据1945年统计,边区所需要的军工类物资,除了水银、碱面等少数种类,其余如硫磺、棉花、铜、锡、碳等,均可自给,这样,打货币战就有了底气。

  边区的贸易原则为对外管制,对内自由,内部怎么买卖都可以,对外就要有限制了——粮食、棉花、能做枕木的木材,绝对禁止出口,奢侈品比如雪花膏、洋布、钢笔等,严禁进口,这就卡住了物资流向,当然,这也要求边区政权有相当的执行力,缉拿效率高才行。

  宋劭文规定,边区商品必需以边币计价;对于伪币只打不收,对于执边币来买粮食的商人,给予优惠价格;加强对群众的教育,使群众能够识别伪边币。种种措施之下,金融的天平渐渐向边区倾斜。

▲ 特殊商品“肥田粉”

  比如,沦陷区某商贸公司主动找上门来,用“肥田粉”(硫酸铵,可做炸药原料)交换棉麻。棉麻是边区严禁出口的商品,不过,要是用炸药原料来换,还是可以考虑的——要的就是这效果。

  于是,该公司用汽车运来肥田粉(此时路上不会有地雷和伏击),走的时候又将边区产的毛衣、土布运回,由于价格只相当于沦陷区的三成,大小商人都乐于到边区采购,当然前提是这些商人手里也得有货——军工原料、电池、药品这些东西才行,而且得用边币结算。

  边币就这样成为坚挺的货币,不仅在边区流通,也为沦陷区人民所依赖和使用。曾有一名会计出身的日军主计少尉,在山西某小镇兼任“市场管理员”,主要的干活就是没收市场上的边币和法币。

  一开始这个少尉还蛮积极,结果没几天就发现,没收的边币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抽屉,不由心生感慨——“八路的经济渗透政策令人生畏”,边币,真保值真坚挺啊!后来,这个少尉干脆自己也下海了,通过山西的商人,暗中跟土八路做起了买卖,战败后身藏赚来的金条回到日本开了商社……

▲ 1947年,给职员发日薪是这样的

  我党在经济战方面的成功是能够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重要前提,要是没有经济和金融上持续提供的财政支撑,何以能与实力远强于自己的鬼子缠斗八年?

  事实上,抗战除了练出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军队,也练出了一批经济战的好手。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国民政府再次上演了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的一幕,而共产党则继续利用更加广阔的根据地和针对性极强的贸易政策,在经济上给予国民政府以重击,这同样是国民党败走台湾的深层原因。

  到了今天,打热战成本过高已经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共识,所以贸易战、金融战越来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交锋的主要模式,想必大家对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有所印象,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直接宣布要开打贸易战。

  当然,中美“贸易战”,与当年中日之间你死我活的状态在性质上并不一样,至少,中美和平是主流,有很多共同利益,也有很多可以商量和回旋的余地。不过,即使如此,这也提醒我们,除了军队要备战,经济和金融方面也不可轻慢——当年的土八路,仍然是一个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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