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的展示柜里,静静地躺着几张珍贵的纸币。它们是东北民众自卫军发行的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的纸币。这三张纸币,也是葫芦岛农垦集团文化旅游部部长、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馆长李文喜一度视为珍宝的特殊文物。九一八事变点燃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烽火,东北100余个县的各阶层、东北军、公安部队爱国官兵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战。而这些东北抗日义勇军纸币,就见证了这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
“老邓票”在辽东抗日区信誉很高
“义勇军抗日的区域被称为‘抗区’,这些纸币就是在这里诞生和流通的。”李文喜告诉记者,“这些货币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抗日货币。”
因为当时很多东北义勇军的抗区都地处偏僻的山村,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经费十分困难。爱国人士组成的抗日救国会曾在平津地区发行爱国奖券10万元,但只是杯水车薪,不能根本解决抗区部队给养和货币流通需要。于是一些义勇军部队开始分别发行了流通于各自抗区之间的货币。
李文喜向记者介绍,有资料统计显示,东北抗日义勇军货币共有18种名称、66种面额版别,其中大部分为纸币,个别为金属币,“其中有的为自行印刷,质地比较粗糙,有的是利用旧的官帖,也就是官银号钞票、有价凭证等,改造或加盖印章而成的票券。”
在诸多义勇军货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是被人们称为“老邓票”的一种义勇军货币,它的流通区域为义勇军名将邓铁梅的抗区。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与抗日英雄苗可秀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凤城、安东、岫岩、庄河等地展开战斗。随着队伍逐渐扩大,部队给养出现了问题,邓铁梅在抗区成立了税务、警察、石印等局。1932年春,邓铁梅从丹东购入一台旧式石印机,设法从日军司令部弄来纸张后开始印刷钞票。当时发行量仅2万多元,与奉票通用,主要在龙王庙一带流通使用。这种钞票在群众中信誉很高,被称为“邓司令票”或“老邓票”。
1933年5月,由于叛徒的告密,埋藏在地下的印钞设备全部被日军抢走。至此,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的发行宣告结束。但东北民众自卫军钞票一直流通到邓铁梅牺牲的1934年5月,是义勇军货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种。
“军用券”1分钱买1个肉包子
除了“老邓票”,辽宁民众救国会发行的军用流通债券(简称军用券)也一度成为义勇军货币中币值最高、流通区域最广、印刷最精致的货币。
曾任东北军步兵第一团副团长的唐聚五,于1934年4月在桓仁成立了辽宁民众救国会和辽宁民众自卫军,公推唐聚五为自卫军总司令。自卫军成立后发展很快,兵员最多时达10万人。当时,以通化为中心的辽东地区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市场通货紧缺。自卫军军需及当地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初期主要靠各县税收、各界爱国人士捐助和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支援,但难以解决实际需要,因此,由辽宁民众救国会通过民众银行先后发行了两期军用货币。
军用票流通于辽东的通化、桓仁、宽甸、抚顺等13个地区,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货币中币值最高、流通地域最广、印制较精致的货币。第一期“军用券”桓仁版,发行于桓仁县,发行总额30万元,有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票面形制仿照东三省官银号兑换券样式。第二期“军用券”通化版,发行总额约600万元,有1角、2角、5角、1元、5元、10元六种面额,币值较高。李文喜介绍,当时市场上“军用券”1分可买1个肉包子,3元可做一桌有海参的酒席,10元可买黄金1两。
1932年10月,自卫军参加热河、长城抗战,军用票即停止了发行和流通。
“吉钱条”是最早的义勇军货币
除了在辽宁发行的这两种义勇军货币,在吉林和黑龙江也有义勇军货币发行流通。吉林榆树县的“榆树县财务处吉钱条”,因其票面为白地红花的花纹,因此被当地百姓称为“大白杆儿”或“大白条”。“吉钱条在时间上是最早的东北义勇军货币,也是全国最早的抗日货币。”李文喜介绍。而在黑龙江则有在马占山抗区发行的“黑龙江官银号大洋券”,俗称“马大洋”或“马票”,但辽宁抗区一直是发行货币种类最多的。
“义勇军货币的意义很重大,除了解决了抗区部队生活和给养问题,帮助农耕,对于解决东北金融严重滞止,抵制日军滥发货币也有着很现实的意义。最主要的是,在义勇军当时所处的艰苦环境里,义勇军货币的发行,更像一种无声的呐喊,昭示着所有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抗战到底的决心。”李文喜说。
如今,每年有近30万的参观者会来到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而这几张珍贵的义勇军纸币,就像一块块无字丰碑,默默地向人们讲述当年先辈们那一段段浴血奋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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