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边区银行与侵华日军展开一系列金融战
来源：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2022-07-14 16:51:03

　　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11月进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确立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但法币却没有能独占全国市场，如日伪钞、河北钞、晋钞、冀钞、平津钞、察哈尔票、伪蒙疆票等数十种形形色色的政权钞票，仍在晋察冀根据地流通，人民深受其害。

　　货币战是对敌经济战的重要形式。边币发行之初，与法币、晋钞、冀钞、平津钞、察哈尔票等杂钞土票同时流通，并且法币、冀钞的势力都比边币大。为尽快打开局面，快速扩大边币阵地，清理地方钞票和各种杂钞，边区政府采取多种货币斗争措施和办法：运用政治力量，发布命令，规定边币是市场唯一支付货币;深入细致地对群众作政治动员和解释，从革命战争和政治着眼，向群众广泛宣传边币的人民政权属性、边区金融与抗日的关系，让人民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巩固边币信用，巩固边区经济，就是巩固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具体的经济举措上，金融、贸易、财税等统一部署、相互配合等等。经过敌我反复较量，到1940年底，晋察冀边币占到边区货币流通的80%。边币胜利将大量伪钞、杂钞挤出边区。到1942年，边区与敌占区贸易基本没有了中间货币。

　　伪钞是侵华日军掠夺边区人民物资、以战养战的金融武器。1938年2月11日，日伪政权创办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设于北平，另在天津、青岛、济南、开封、太原以及日本东京等地设立办事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提出货币一元化的口号，滥发“联银券”，贬值法币，以套取物资和外汇，成立后短短两年，发行额高达4.2亿万元之巨，成为侵华日军掠夺华北的重要工具。在边区流通的伪钞除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外，还有满洲银行、朝鲜银行、察南银行、蒙疆银行等傀儡银行发行的地方钞。

　　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晋察冀边区取缔一个个地方伪钞，破坏敌人推行“联银券”的图谋。在敌占区，通过管控贸易，动摇“联银券”信用根本，造成“联银券”大幅贬值。

　　与贸易斗争相配合，使敌占区伪“联银券”信用破产，陷入危机。为对付日军的货币掠夺，边区政府要求边区内部贸易，一律以边币为本位币，持有法币者，在交易时必须兑取边币，违者法办;绝对禁止法币外流，边区商人有向敌占区购买必需品者，应当先到县区政府登记，由边区银行兑给杂钞，绝对不准携带法币出境;对地方伪钞，一律进行打击，绝不准在边区境内行使，如有携带入境或私相授受的，一经查出，均以汉奸罪论处;白银绝对禁止流通或出境，携往敌区或敌据点的，以汉奸治罪。

　　1939年华北地区发生严重水灾，农作物大幅减产，敌人占领的主要城市粮食奇缺，人们拿着大额“联银券”都买不到面粉，北京等地米粮价格不断上涨，多种生活用品涨价，市场通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到1940年“联银券”大幅贬值，日伪仓促应对，不得不发行百元大钞平复市场混乱局面。与此同时，晋察冀边区坚持“禁止奢侈品输入，限制代用品输入，奖励必需品输入，禁止必需品输出，限制可能被敌人利用品输出，奖励过剩品输出”的贸易原则，严格禁运粮食和重要物资，使侵华日军套购物资、以战养战的图谋无法为继。敌占区因物资供应不足、物价日趋上涨而无法控制，伪钞日趋衰落。此后，“联银券”又相继发行500元大钞、1000元大钞，1945年更是疯狂发行3000元大钞，强弩之末的“联银券”形同废纸，已然破产，敌占区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集市也是货币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重要阵地。集市掌握在谁手里，就为谁的经济服务。城镇、乡村的集市是晋察冀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物资交流的重要场所，是货币流通的主要场所。边区政府依靠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揭露日伪军通过集市掠夺边区物资的阴谋，劝说群众不要到敌人据点赶集;有时还派出少量精干的武装人员，袭扰敌占区集市，把集市轰散;在距离敌人据点相当近的游击区，也争取控制集市贸易，削弱敌军的物资供应。

　　对察哈尔省银行发行的“察哈尔票”以贬值一半的方式驱逐出边区。抗战之初，冀察两省主要城市被日军占领后，察哈尔省银行即被日军占有和控制。1939年1月，边区政府在察南、雁北地区将察哈尔票贬值一半，规定农民的田赋在限期内可以缴纳察哈尔票，快速回收察哈尔票，又以十余万元的边币收回一部分察哈尔票，经过一年的斗争，很快扩大了边币在察南、雁北的流通区域，基本清除察哈尔票。但因缺乏斗争经验，回收的察哈尔票无法对外使用，相当于一堆废纸。

　　对平津杂钞采取向敌占区坡度贬值的方法清除。日本占领平津后，抢占了河北省银行。1939年3月，边区政府制定《关于打击平津各杂钞出境规定》，发出清除平津杂钞出境的命令，要求：“平津各行杂钞，本身既无外汇，处敌高压之下，势必依限收回。一经停使，即同废纸，为巩固边区金融计，所有在本区内流行之此项杂钞，应速设法一律打击出去，望即协同群众团体加紧进行宣传鼓动，使民众尽量持向敌区购买货物，务期全数推到敌区，以免损失。”

　　边区政府采取向敌占区坡度贬值的兑换方法，清除平津杂钞。如在阜平，一元冀钞兑换边币五角，离边区政府所在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依次可兑换六角、七角、八角，一直到敌占区，并且平津杂钞的币值始终低于敌占区日伪的兑换币值，如将冀钞九折使用，边区就七折兑换，于是商民纷纷携带冀钞去敌占区购买货物，以冀钞换回物资，不愿意带冀钞入边区，不到三四个月的时间，边区境内9000多万元的冀钞基本上被挤出边区。

　　展开反假币斗争，打击消灭大批日军和汉奸伪造的边币和法币。1940—1942年间，敌人伪造大量边币和法币对边区物资赤裸裸地进行掠夺，手段卑劣、狡猾。为对抗侵华日军的无耻行径，稳定边区内经济金融秩序，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为严防假法、本币流行的通令》，附发真假边币、法币的鉴别方法和说明，列举了纸料、花纹、花边、风景、字迹、号码、冠字、图章、颜色等真假特征。边区政府在边区各县的每一区成立边币对照所，负责辨别真假法币、边币，使侵华日军和汉奸的阴谋无法得逞。

　　对法币采取保护与禁止流通的政策。考虑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初期，允许法币与边币共同在市面上流通了一个多月。当时日军竭力搜刮法币运往上海、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套换外汇，购买军火和石油。日军还利用国民党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法币(不能换汇)，套取边区粮食、棉花等物资。从1938年6月开始，为统一管制金融，防止日军利用法币以战养战，边区银行决定对法币采取保护政策，禁止法币市面流通，持有法币者按1比1兑换边币使用，集中管理法币。皖南事变后，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坚持抗日，牵制东方战场日军，保护根据地人民利益，边区银行不再接受法币，力主以边币为本位币投放流通，支持根据地发展农业、工商业。法币在国统区恶性通胀，不断贬值，法币在边区影响越来越小。

　　以粮食为主增强物资供应，稳定金融与物价。币值斗争的中心任务是巩固边币币值，压低敌币币值。在战争环境中，边区时刻要面对财政赤字、物资匮乏的经济问题。虽然边币发行可支持财政、军政大量支出，但同时也会引发物价上涨、币值下降的问题。货币的发行量与币值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实现币值与发行量动态平衡的主要方法就要依靠持续增加物资供应。晋察冀边区位于广大农村地区，粮食是主要消费品，是边区经济的支柱，各种物价以粮价为标准，所以粮食是金融和物价稳定的“压舱石”。

　　晋察冀边区政府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调控物资，对发展生产、进口物资、军需民用作出一系列周密计划。晋察冀边区银行重视管控发行量，在全面抗战时期根据斗争需要做好边币适度发行。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银行为肃清敌币，曾发行一批相当数量的边币以便迅速占领阵地，之后，则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存款回笼，逐步减少发行，尽可能地适应边区商品交换的实际，严格掌握边币流通量。八年全面抗战时期，虽然因战争形势变化，有些年份边币购买力出现大幅波动，物价指数上涨，但远远小于沦陷区、国统区物价涨幅，粮食涨幅亦在人民群众可接受范围内，其他消费品因交换量较少，价格涨幅较小，晋察冀边区金融一直维持稳定局面。

　　没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边区行政、军政的困难是不可想象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一方面展开对敌经济斗争、货币斗争，抵制日伪币，打击敌人掠夺边区物资;另一方面加大力度，发行货币，支援大规模军事支出，放款支持发展根据地农业、工商业，解决农民生活生产中的困难。晋察冀边区银行是边区财政、军政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