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到1941年的抗战初期,盐阜地区经济一片萧条颓败,国民党法币是唯一流通货币(即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发行的法币),大量劳苦大众难以获得法币,缺乏资金,小手工业者无法维系生活,很多农民不得已只能弃耕农田,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更是难以以法币调剂和活跃根据地内的经济,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
皖南事变促使新四军加快独立自主建设政权。1941年9月,苏北抗日根据地成立盐阜区行政公署,下辖9个县政府。盐阜区地处沪、宁、蚌、徐侧背,从盐阜区向西向北出击,可以威胁津浦陇海铁路,尤其是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随后又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一度成为华中敌后抗日指挥中心,像一把尖刀捅向日伪心脏。因而日伪军频繁对盐阜区“扫荡”“清乡”,烧杀抢掠,并于1941年7月和1943年2月,两次集重兵突袭盐阜区。
江淮银行拆分组建盐阜银行
1941年4月,新四军财经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盐城成立“江淮银行”。新四军财经部部长朱毅任行长,副部长李人俊、骆耕漠任副行长。
1941年7月,日伪军兵分数路直扑盐城,敌军压境,江淮银行被迫撤至阜宁。1941年下半年,日伪军“扫荡”侵袭不断。面对日伪军惨绝人寰的暴行,苏北军民没有恐惧退缩,在新四军的带领下同仇敌忾,铁血苦战,誓死守卫国土。
在艰难困苦的转战中,考虑到覆盖区域较大的“江淮银行”开展工作极易引起敌军注意,新四军决定撤销江淮银行总行,将原江淮银行的资产及业务骨干再拆分到各个根据地,分别组建盐阜银行、淮北银行、浙东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
江淮银行总行拆分后,骆耕漠带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到盐城阜宁,这批人员后来成为组建盐阜银行的骨干力量;另一部分人员由李人俊带领开抵新四军第一师所辖苏中地区,重建银行,仍保留江淮银行名称。
1942年春,在取得反“扫荡”胜利后,为启动经济,新四军三师和盐阜行署决定建立“盐阜银行”。4月10日,盐阜银行在阜宁县陈集乡以北的岔头庄正式宣告成立,建立董事会,由盐阜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骆耕漠任董事长。作为盐阜区政府银行,盐阜银行隶属于盐阜区行政公署财经处。
印制盐阜币
盐阜银行成立后,不久即建立盐阜印钞厂。盐阜印钞厂开始设在阜东县东辛庄,借用了几间老百姓的草房,仅有2台陈旧的印钞设备。纸币采用哪种材质印刷,做到既安全又不易仿制,是需要克服的第一大困难。当时盐阜当地种植了很多桑树,盐阜印钞厂因地制宜、因材而用,别出心裁试验成功了以桑树皮为主要造纸材料来印制抗币。
克服了纸币材质的困难,又面临如何使用印钞设备的技术难题。全厂没有一个懂得印钞的技术员,只有从上海转来的两位地下党员谭苏民、陈连庆做过排字工。盐阜印钞厂一方面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请求增援技术人员,一方面大家在谭、陈两位的指导下,边学边干,克服技术关,终于印制出第一批盐阜币。
发行盐阜币,掌握货币武器
盐阜区党委、行署提出:“我们发行盐阜币的目的,不但要掌握自己的货币武器与敌人进行货币斗争,砸烂敌人从经济上捆住我们的锁链,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货币,大力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工农业的生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和提高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支援军队,确保军需。”
盐阜区行署财经处要求盐阜银行坚持有多少财力,发多少钞票,为盐阜币币值的稳定奠定良好基础。按照储备的基金和物资(粮、油、布、盐、赤金),盐阜银行适时调节货币发行量。刚开始发行的盐阜币,面额有1元、2元、5元、10元四种。后来在存续的三年多时间里,盐阜银行总计发行的盐阜币共有9种面额、26个版面、31个票面,共发行总额6700多万元。
盐阜币本身谈不上什么“含金量”,但它在人民群众中一直保有信用和威望。当时采取的重要措施是:首先由政府拨付给公营贸易公司贸易基金和外汇基金,以收购掌握战略物资,如盐、棉花、生猪、豆油、豆饼等,组织运销敌占区换回军用民用必需品,在内贸、外贸的经营活动中不断发展壮大贸易公司,以外汇实力和物资实力保障盐阜币币值稳定。当物价出现大幅波动或敌人造谣破坏时,盐阜银行配合物资抛售,紧缩通货,予以平抑。
抗战胜利结束后,华中抗日根据地即连成一片,华中银行随之诞生,盐阜银行并入华中银行,盐阜币光荣完成了活跃经济、稳定市场、抑制通胀的革命任务,退出历史舞台。
1944年盐阜银行发行的1元券
1944年盐阜银行发行的5元券
(本文选自《中国红色金融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编写,总编著:濮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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