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边区成立边区银行，统制金融，筑成抗战的金融堡垒
来源：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2022-07-23 15:56:49

　　一、晋察冀边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模范区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于1937年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战争形势愈加危急。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八路军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强调，党的工作重心是战区和敌后。

　　1937年8月，八路军第115师奉命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昼夜奔袭、倍日并行，于9月25日到达山西灵丘县平型关，与日军在平型关展开激战，最终击退进犯日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歼灭敌军千余人，打出了八路军的威武神勇。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平型关战斗中第115师某部的机枪阵地

南京中央日报刊登八路军《平型关大捷》

　　1937年11月8日，国民党晋绥军失守太原，侵华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部队一溃千里。八路军第115师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师长林彪率主力转移吕梁山地区，副师长聂荣臻率约3000人部队留在五台山地区，在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边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创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产生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管辖晋东北、冀西(察南)和冀中三个行政公署，下辖36个县的抗日政权。193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成立，彭真任书记。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共辖70余县，人口1200万，武装力量达到10万人。

　　1940年下半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西欧和北欧迅猛推进，美国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实行南下太平洋，以期早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阴谋。1941—1942年，日军在华北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疯狂推行所谓“肃正建设计划”，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的“囚笼政策”，企图分割摧毁各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处在全面抗战阶段最为艰苦困难的时期。

1940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检阅部队

　　面对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疯狂野蛮的屠杀和掠夺，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坚持敌后抗战，建立“三三制”政权，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坚守在根据地打击、削弱日军，多次粉碎日军围攻、“扫荡”。

　　1945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晋察冀边区军民对日伪军发起大规模反攻，先后发动察南战役、雁北攻势、子牙河战役、大清河战役、热辽战役，消灭日、伪军2万余人，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将敌人压缩到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同年8月，晋察冀部队攻占70余座城市，使晋察冀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同日伪军作战3万余次，歼灭日伪军35万余人，军区部队发展到32万人。边区军民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等一系列游击战法，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察冀边区管辖2个省政府、3个行政公署、20个专区、8个市、163个县、27个旗的抗日民主政权，人口达到2500多万。

　　二、开展经济建设，保障战时军需民用

　　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要求边区要发展农业、工商业，保障军事供应和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发展农业生产。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条件下，改变过去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晋察冀边区的土地关系不同于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前土地革命已深入开展，而晋察冀边区土地剥削的封建制度还根深蒂固。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后，有些地主最开始是防御和抗拒，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经历了一个深入发动群众、转变各阶级思想认识的过程。到1940年上半年，晋察冀边区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削弱了千百年来农民积贫积弱的封建土地剥削关系，千百万农民动员起来，在敌人烧杀掠夺的环境中坚持生产、支援抗战、参军参战。

晋察冀根据地农民扭着秧歌欢庆减租减息

　　边区政府还奖励垦荒修滩，提倡植树造林，兴办水利，引导农民按自愿互利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合作社坚持“民办公助、生产第一”的方针，努力发展生产，使抗战初期的农业获得了很好的收成，1940年夏收，冀中区的小麦产量可供全边区军民两年之用。

晋察冀边区行军小米证

　　建立和发展军事、民用工业，有效组织商业、贸易。军事工业是边区工业的重心，晋察冀边区建立军区工业部、军区修械所、资源统制委员会，开展募集生铁运动。到1945年初，边区部队所需的兵工材料大部分都能实现自给自足，达到了毛泽东提出的“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虑”的要求。边区政府从无到有，筹建了造纸厂、制革厂、制胰厂、酒精厂、纺织厂、化学厂等一批公营民用企业;边区商业坚持对外自由贸易、对内统制的基本政策，成立管控对外贸易的机构裕民公司、贸易管理局，调剂商品运销;保护个体手工业、私人工商业等私人经济。

晋察冀部队对刺比赛

　　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1942年间，侵华日军以华北为重点，实施所谓的“治安肃正”“三光政策”，蚕食、“清剿”“扫荡”、制造无人区，疯狂残忍，无所不用其极。晋察冀边区陷入极端困难的处境中，根据地面积缩小，工农业受到严重破坏。为坚持长期抗战，渡过难关，晋察冀边区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精兵简政、节衣缩食、发展经济，深入减租减息运动，领导边区人民劳武结合、抢种抢收。

　　继大生产运动开展后，边区扭转了敌人“治安强化”致使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机关部队生活改善，人民负担减轻。到1945年，冀中区增产粮食340多万市石，生产布匹1200万匹、盐6400万斤，恢复和发展了多种民用工厂，边区大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经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统制金融，筑成抗战的金融堡垒

　　1937年9月，第115师一部来到河北阜平县，开辟敌后根据地，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担任司令员。军事战线的斗争严酷激烈，侵华日军图谋“以战养战”，加紧了经济、金融战线上明火执仗的掠夺。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决定从边区行政委员会到村公所都建立财政、实业、民政等委员会和专职机构，并通过决议案，设立银行，运用金融武器应对货币流通的割据和混乱，严防日伪币套购、劫掠边区物资，支持边区工农商业发展，开辟金融事业。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五台县石咀村普济寺正式成立，关学文就任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第一任经理。

晋察冀边区银行旧址(山西五台县石咀村普济寺)

关学文

　　关学文(1898—1989)，辽宁省辽阳县人，满族;1937年参加革命，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参加过东北军，在东北军主要从事军需工作;1937年冬奉命组建晋察冀边区银行，担任第一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晋察冀边区银行是知会并经国民党政府同意设立的，边区银行的启动资金包括当时关学文的上级、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从安国商会要来的3万元法币，以及聂荣臻从八路军津贴费中捐献出的4万元，再加上一些实物总计10万元。

晋察冀边区银行开幕广告

　　银行刚开始成立时有20多名工作人员，只有总行，没有分支行、办事处等分支机构。1939年初，边区银行决定在各县普遍设立分支机构。1939年3月30日，边区银行通令各专员、县长执行建立基层银行机构的《筹设计划书》。《筹设计划书》明确提出边区银行的任务和分支机构建立的要求。

　　边区银行的战时任务。边区银行担负推行边区的货币金融政策之职，即：(一)统制金融：提高边币信用，使其成为边区的本位货币，驱逐伪钞恶币，肃清土票，吸收法币硬币而达到边区货币一元化，筑成抗战的金融堡垒。(二)调剂金融：流通资金，充实筹码，使边区各个市场均呈活跃景象。(三)开展经济：办理贷款及投资，扶助边区经济的开展。(四)保存金融实力：吸收保存金银、硬币法币，粉碎敌人收买的计划。

　　边区银行对分支机构的设立，作出了明确要求。主要规定有：(一)行政专区设办事处，冀西第一、第四两专区合设一处，均在总行管辖下推动各县代办所进行工作。(二)县设一处代办所，直属于各区办事处。距敌区较近县处，酌情缓设。(三)办事处设于专署所在地，与专署同时行动。专署应依据货币政策协助办事处推行业务。(四)各县府(或县佐公署)应根据货币政策，督促并协助该县代办所推行业务。(五)代办所由各县贸易局或公营事业代理，暂不设员。为慎重起见，由代办所指定专人办理之。(六)代办所，月给津贴10元，如因解送款项等事需用旅费，按规定核发。(七)办事处警卫由专署负保护之责，如遇解送款项，亦由专署派武装护送。(八)各县代办所于各区办事处成立后，向该县接洽成立。(九)现在银行库存不敷代办所分配，所有代办所需用之基金，暂由各县署筹拨付之。

　　此后，边区银行基层机构逐步发展起来。1939年下半年，各专区均设立办事处，大多数县设立代办所，部分县设立营业所。贸易口境设立兑换所。广大农村地区则由信用合作社代理基本业务，形成组织和调剂边区金融、开展对敌货币斗争的金融网。

　　1941年6月，边区行政委员会明确规定边区银行的分行、办事处、营业所(代办所)，除受上级银行的领导外，也受同级政府的领导。

　　发行晋察冀边币。银行成立后，筹集粮食、棉花和法币，以“30%战略物资+70%法币准备”的组合方式作为货币发行的保证基金，发行“晋察冀边币”，面额有1元、2元、5元、1角、2角、5角纸币，与法币1比1兑换，成立当年发行410万元，流通边区大约250万人口使用。初期发行量较小，为支援战争、解决财政困难，逐年增加边币发行量，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八年间晋察冀边币发行额将近60亿元。

晋察冀边区银行币1元(1939年)

晋察冀边区银行币5元(1939年)

　　制定晋察冀边币发行政策。1938年6月，为保证边币的有序发行，加速边币的流通使用，提高边币信用，边区政府明确边币发行的基本政策：一是确定边币独占发行，边币为市面唯一的交换媒介，禁止法币、杂钞等在市面流通。持有法币、杂钞者，必须在交易前，先到兑换机关兑成边币，否则不得使用。二是人民有正当理由，需要携带法币或杂钞出境者，随时可持边币到银行换取法币或杂钞。三是人民有愿储藏法币者，听之，但不得投入流通界。边区政府向民众说明，边区金融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吸收法币，而是防止敌人吸收法币，来套买外汇，扰乱金融。四是为了逐渐巩固边币的信用与地位，还必须依赖法币，需要联合在金融上势力最大的法币以打击杂钞。因此，规定边币以法币为基础，边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1比1，与其余各钞兑换则参照市价。五是严禁奸商私运法币、现银出境。六是禁止伪钞入境或流通。

　　1938年8月17日，党中央、毛泽东专电指示边币发行工作：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作为浩大军费的来源，以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的斗争;纸币发行的数量不应超过边区市场的实际需要，而且应该有以工业品为主的准备金，如纸币发行过多，就会像法币、伪币那样贬值;可以用边币收买一些法币、伪币，以便从敌占区购买边区短缺的工业品、医疗用品和军需物资;千方百计利用边币将各种杂钞敌币逐出边区。

　　(作者：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