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窑洞银行到货币斗争，抗日根据地的红色金融路
来源：第一财经   2022-08-10 16:17:24

　　漫步延安街头，依山傍河的楼宇和公路，掩映于树木间的黄土窑洞，两种景象交错叠加，似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窑洞是延安特有的标签。但比起清凉山上密集排列的窑洞，位于南关大街附近、背靠凤凰山的一组窑洞略显不同。当地人说，这些窑洞是以前银行工作人员办公和住宿的地方。

清凉山上密集排列的窑洞

　　是哪家银行?当地人指了指下面那栋大楼，只见楼上赫然写着 “陕甘宁边区银行”。这家银行成立于1937年，是红军经历长征后建立的第一家抗日根据地银行，有“窑洞银行”之称。

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

　　在红色金融发展史上，陕甘宁边区银行历史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它承上启下，使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得以一脉相传。

　　走进这些窑洞，似乎就走进了那段历史，走进了抗战时期红色金融的翻涌浪潮之中。在几十年前的这片土地上，很多金融思想和金融创新已经出现。

　　“窑洞银行”横空出世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并开展革命斗争;两年后，国共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西北办事处也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随着边区政府的建立，1937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同步改称“陕甘宁边区银行”，自此，陕甘宁边区银行出现在历史潮流中，继承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衣钵”，翻开了党领导下的人民银行的历史新篇。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内关于边区银行开幕纪念的陈列

　　“由于初期国民党限制边区办银行，在成立之初，陕甘宁边区银行并不能公开运营，也不便印发货币，”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创始人、延安市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研究专家魏协武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而党是吸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因此即便是在当年较为艰难的情况下，也 坚持成立了边区银行。”

　　成立初期，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吸收存款，领取国民党政府发放给八路军的军饷，因此更像是“财政出纳机关”。建立之初，边区银行内部仅设会计、营业、出纳三科，随着业务发展，先后又增设了业务、总务、秘书、稽核、研究、农贷、发行、金库、商业等处。

　　但仅有“财政机关”是不够的，为了促进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38年初，中共中央提出建立一个 公营商店的想法：利用军饷，组织 物资进口，保障边区的商品供应;同时，通过经营商业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于是，光华商店应时而生，它属于边区银行直属的商业部门，是党当时开展金融活动的主要运营主体。值得一提的是，光华商店成立后，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商店 代价券，面额包括2分、5分、1角、2角、5角，流通于边区市场，受到百姓的欢迎，并将其 称为“光华票”。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内光华商店展区

　　据魏协武介绍，党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给边区发放的法币面额较大，多为5 元和10元，老百姓在买卖商品时找零困难，导致交易无法顺利进 行，有时老百姓甚至采用打折法币的办法来交易。而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出现弥补了法币面额的不足，基本解决了市场流通中辅币缺乏的问题。

　　随着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加剧，边区经济被封锁，军饷也屡屡不能如期发放，陕甘宁边区银行又于 1940年印发了面额为7角5分的光华商店代价券，以解决财政困难。这有效地解决了边区增加货币发行的需求，被视为边区金融工作的创举。

　　“两张7角5分加在一起就是1元5角，四张就是3元。所以，‘柒角伍分券’虽然是辅币，却在实际流通中发挥了主币的作用，解决了主币不足的困难。”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广发银行杭州分行纪委书记刘平对记者说。

　　可以看到，在陕甘宁边区，“光华票”与法币相互结合，相互补充，方便了市场交易和百姓生活，支持了边区财政和边区银行的各项业务活动，为边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其他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发行起到了示范作用。

　　没有硝烟的货币之战

　　到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 发，国民党加大对边区的封锁，停发八路军军饷，边区政府的财政陷入极端困境。毛泽东动员大家说：“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于是，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对货币和金融制度进行改革，以适应独立经济体的发展，打破封锁。金融方面，摆在边区政府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要发行边币，以及怎么发行、发行多少。1941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的决议;2月18日，边区政府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边币成为边区唯一合法货币。

　　边币的发行，意味着边区银行不再只是“财政支付机关”，而是承担了国家银行的职能，其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行本币，开展货币斗争，保护人民财富，稳定物价，支持财政，发展生产，以巩固边区，支持抗日战争。

　　“边币发行后，与法币的斗争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魏协武称。据悉，1941年上半年，边区货币每月平均增加37%。随着边币发行规模扩大，边币兑法币的价格一路下跌，边区物价快速上升。尤其是1941年5、6月间，边区金融、物价发生大动荡，边币信用下降，边区盐务局拒用边币，市场买卖只收法币，有的老百姓甚至把边币撕掉。

　　面对这一紧张形势，边区银行第二任行长朱理治结合实际情 况，写出了《关于边区物价金融 与 银行基本政策的报告》，分析了金融、物价波动的原因，认为受法币影响和顽固派封锁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边区内部生产的物资不够，出入口和财政收支不平衡。

　　当年8月，朱理治写信给毛泽东，将报告一并附上，提出减少“财政拖累”和减少边币发行的建议。但这种减少并不等于绝对不发，而是“国民党发一些，我们也可以跟着发一些”。边区银行的发行原则基本上是既不害怕发行，也不无限制发行。

　　这一发行思想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边区政府的肯定，也成功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在这一时期，不仅边币得到推广，边区物价也有 所下降，再加上公营的光华商店低价出售商品，且不收法币，使得大部分法币被打到黑市交易。

　　然而，到了1943年下半年，由于时局紧张，边区为了加强战备物资的储备，不断扩大货币发行量，造成金融波动。这一年，边区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多倍，物价上涨了20多倍。

　　为稳定边币，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导下，边区银行实施“大吞小吐”等政策，放缓边币发行速度，促使物价回落，适度调整货币兑换量。“商业流通券”即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陈云称之为“偷梁换柱”之举。

　　1944年，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实际上(流通券)仍由边区银行发行。”魏协武称，发行初期，商业流通券票面额仅有50元和10元两种，与边币的比价为1:20，并不影响边币的本位币地位。

　　直到1945年，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将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作为边区本位币，同时要求边区银行收回边币，而法币则逐渐消退于边区市场。

　　刘平表示，边区货币的发行虽然遇到了各种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摆脱了国民党对边区经济命脉的控制，保障了财政供给，对建立和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货币交换所成立背后的巧思

　　值得一提的是，在边币与法币的斗争中，有一大创新出现，即货币交换所的成立，它是红色金融在货币斗争中智慧的体现。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内货币交换所展区

　　由于边区物资缺乏，当时完全禁止法币流通并不可行。凡大批边币所到之处，边币猛跌，法币飞涨，黑市横行，物价暴涨。有的老百姓说：“边区什么都好，就是禁用法币不好。”有的商人则利用各地的差价，大做边币黑市买卖。

　　朱理治认为，上述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边区和友区一方面存在贸易联系，另一方面金融又相互隔断。因此，他提出了成立货币交换所、实行外汇管理、允许人们买卖法币的构想。

　　朱理治选择了一个试验田——延安裕顺通公司，让它先试办边法币挂牌业务，出入口商人均须到该所买卖法币，依市场价由交换所公开挂牌，银行从中加以调试，使之不会过高过低。对于老百姓来说，如果得到边币，就能得到法币，再加上政府推行边币的法令，边区拒用边币的现象得到了有效制止。

　　有了前期试运行的基础，1941年12月1日，边区政府通令全边区均设货币交换所，并规定所有买卖以边币作价，拒用边币者要抓，私自做货币买卖者也要抓。由此稳定了法币作为外汇的价格，使得边区的黑市由暗转明，边币成为有交换价值的流通货币。在刘平看来，即便是对于现在的外汇管理工作，货币交换所这一形式及其实际运作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创新探索农村信贷

　　在货币斗争之外，边区银行的另一个重大金融活动是开展信贷——向广大农民发放贷款，支持生产自给。

　　1941年以后，外援断绝，边区财政陷入了困境，边区银行原本为数不多的财政借款急剧增加。尽 管大量的财政借款弥补了财政赤字，让当时的财政困难迎刃而解，但这显然还不够。

　　1941年8月6日，毛泽东给“延安五老”之一、时任边区中央局副书记的谢觉哉写信提出:“今年的 八百万投资仅顾及公营事业，全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迫不得已的过渡时期的办法，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业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

　　农业贷款业务被迅速提上日程。12月，边区政府成立了农贷委员会，由当时的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任主任，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任副主任，并确定了农贷方针。次年春天，农业贷款开始向广大农民发放，种类包括耕牛贷款、植棉贷款、水利贷款、青苗贷款、农具贷款等。创新之处在于，农业贷款不仅可以贷钱，还能贷实物。在边区银行纪念馆里，人物雕像和背景图还原了当时的真实场景：在陕北农家小院里，农贷工作人员用耕牛贷款给农民买来了一头大黄牛。

　　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推出的多样化贷款方式，既提高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是被视为“实事求是”精神的现。

　　魏协武提到了边区银行信贷的特点之一，即主要贷给当时不一定有偿还能力的贫穷劳动者，以帮助他们解决生产难题。这为当今的普惠金融提供了重要借鉴。

　　为了更好地贯彻当时的农贷方针，边区银行职工辛波还编写了《农村贷款三项纪律八大注意歌》。其中，三项纪律包括：“第一反对包办耍私情，民主讨论群众来决定”;“第二贷款数字要公布，区乡负责不许打埋伏”;“第三到期保证要收回，有借有还年年 有贷款”。

　　刘平认为，《农村贷款三项纪律八大注意歌》蕴含的理念，对当代普惠金融的开展颇具参考价值。

　　而另在还款方面，除了不允许归还法币外，其他都是灵活并且人 性化的——借贷者可归还实物， 归还多少可根据实际收成而调整，可以少还而无需多还。而不少农民在用小米、大豆等实物还款时，主动比应还的数量多还了一些，只因感恩于银行发放贷款帮助他们发展了生产。

　　为了更精准地了解农民需求，陕甘宁边区从1943年起还建立各种信用社80多个，资金达7亿多元。信用社贯彻银行的金融政策，配合银行放贷，促进了农业发展。在刘平看来，边区银行颇具创新性的探索实践，尤其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当今金融业务的开拓与发展无疑会带来不少启迪。

　　点点相连，红色金融不断扩围

　　除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其他革命根据地也纷纷开展起各自的金融活动。

　　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咀镇的普济寺内开始营业。由于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后曾多次转移，也被称为“游击银行”。

　　成立之初，晋察冀边区银行就建立了严格的边币保管与金库制度。在战火纷飞的时期，设立于普 济寺旁普通民房内的地下金库，保住了边区银行的大量金银和钞票。而这一地下金库旧址 完整保留至今。

　　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最早的一家银行，也是 19个抗日根据地中唯一经当时国民党政府批准成立的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及时承担起了发行边币的职能，并采取多种方式巩固了独立自主的边币市场，清除了日军投放的伪币、地方流通券和各县自制的土票等，在稳定根据地物价的同时保障了金融市场的稳定。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讲解员申志慧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道，根 据物价波动和边区进出口的淡旺季情况，晋察冀边区银行还会适时调整边币与其他钞票的比价。

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

　　当时的人们亲切地称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为“抗日票”、“红票子”。它所发行的币种相当丰 富，包括初期发行的20枚(种)铜元、一角券、二角券、五角券、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伍拾元、 壹佰元10种，以及后来发行的2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5种大面额纸币。

　　随着晋察冀边币在山西、河北、 察哈尔、热河、辽宁、内蒙古、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的流通，使用边币的人口增至3000多万。始终贯彻“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方针的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伊始就把向群众放贷作为主要业务之一，其中的农业信贷则是重中之重。

　　和陕甘宁边区银行一样，晋察冀边区银行也提供灵活的信贷方式。申志慧称，贷款方式可以是钱款也可以是实物，还款方式也一样，“贷实还实”“贷实还 款”“贷款还实”等均被接受;利率同样依实际情况而议，普遍实行低利息放贷。对于特殊情况，经过群众讨论，可给予免息甚至部分或全部豁免贷款的优待，从而真正把群众从封建高利贷的剥削中解放了出来。

　　以晋察冀边区银行为代表，抗日战争期间，晋冀鲁豫边区银行、晋绥边区银行、北海银行等其他边区银行均积极开展了金融活动。这些战斗在敌后的金融堡垒支持各边区经济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了物资支撑。

　　直至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翻开了红色金融史新纪元。

　　薪火·红色金融(1921-1949)特别专题

　　学术顾问

　　马林|金融史研究专家、原中国人民银行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

　　魏协武|延安市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创始人、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研究专家

　　马强|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

　　何成钢|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

　　陈德翔|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银行金融学院普惠金融研究员

　　范永进|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致 谢

　　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中心支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

　　陕西省图书馆

　　山西省忻州市委宣传部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

　　忻州市五台山管委会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