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银行开展存贷业务，发展边区经济，支持革命战争
来源：中国金融政研会   2022-10-09 11:38:43

　　边区银行的存款和信贷业务，根据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全面抗战初期，边区银行遵循“休养民力，争取外援”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成立初期主要是接受国民党划转来的抗日经费、经营光华商店，积累资金。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授权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开始建设独立自主的经济金融体系。从此，边币成为边区的本位币，为边区银行信贷业务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从1937年10月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按照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协议，边区银行信贷活动比较少，放款种类少，主要投放用于财政支出。皖南事变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财政方针，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直接支持财政周转，弥补财政赤字;支持大生产运动，大量增发农业生产、机关性生产、盐业建设、商业贸易等方面的贷款，加大信贷力度，到1942年底，边区银行各种贷款达到6226万元边币。其中以财政借款居多，总计达4280万元。到1945年底，边区银行的各种贷款共计达21亿元。

　　(一)农业贷款方面。1941年之前，农业贷款并未受到重视，只占生产建设贷款的0.2%。皖南事变后，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边区大力发展农业，加大土特产出口外贸换回法币，扭转贸易入超的被动局面。边区政府为加强银行农贷工作，在1941年12月15日第3次政务会议上决定组建以李鼎铭、高自立、南汉宸、刘景范、闫子祥等7人为委员，高自立为主任的边区政府农贷委员会。12月25日，中共西北局作出《关于1942年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要求边区银行及时办理农贷，以实现增产细粮20万石及增植棉花10万亩的任务。经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到1942年边区银行农贷业务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农贷重点支持群众购买耕牛农具、植棉及棉花青苗等，一年放款总额达到800万元，占生产建设贷款总额的50%。

　　(二)工商贷款方面。1941年以后，边区银行工商业贷款主要对象是公营企业，兼顾私营与私人小商品经济。对私营经济的商业贷款区分为小额抵押放款、救济性放款和小额商业放款三种贷款类型，以帮助商人扩大营业，繁荣边区市场经济。1941年-1942年，边区银行对难民纺织厂、化学工厂等六个国营骨干企业投放贷款总额600万元以上，到1945年6月边区商业贸易贷款高达8010万元，有力支持边区经济建设和工商业发展。

　　(三)存款业务方面。存款是回笼货币、稳定金融的重要手段，是银行重要的信贷资金来源。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根据边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积极探索存款的方式方法，创造了许多动员存款的鲜活做法。

　　从1937年到国民党停发军饷之前的三年期间，边区银行的存款规模不断增长，从1938年64.7万元增加到1940年208.3万元。在1940年的存款中，98%来自活期性质的存款，储蓄存款、定期存款两项合计1.3万元，所占比重不到1%。

　　1940年11月2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提出奖励储蓄增加存款的办法。《指示》中要求，为了积蓄必要的经济建设成本，必须奖励人民储蓄，吸收游资，在必要时，政府可以依照有关法令，发行一定数量的节约建国储蓄券或者地方公债券。这一时期边区银行存款的结构比例不适宜大规模支持工业、商贸发展。

　　1941-1943年是边区最为困难的时期，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边区银行以发行边币、发放贷款、奖励人民储蓄等方式，投入到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中。

　　1942年5月，边区金融出现物价波动、边币贬值的现象，边区银行开始下大力气发展存款业务，开展有奖储蓄运动、发行建设救国公债回笼货币，实行货币紧缩政策。

　　发展存款业务，细分多种存款类型。为加大揽储力度，根据不同商业群体和商业票据，边区银行区分活期存款、票据存款、暂时存款、储蓄存款、定期存款五种类型。活期存款，主要有甲种活期存款即往来存款，是各机关、工厂、个别商人在银行的存款，可以用支票，可透支，波动性比较大;乙种活期存款即特别往来存款不用支票只凭存折，不能透支，波动性小;商业活期存款对象是各行业商人的资金和可流通支票;票据存款即由银行发行本币，吸收存款，解决大额资金不便携带的困难;暂时存款没有利息，灵活性大;储蓄存款是民间的闲散资金，比较稳定，有利于银行运用资金;定期存款主要是公款，流动性最小。

　　开展有奖储蓄运动和发行建设救国公债，充实边区银行资金实力、回笼货币。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由边区银行发行建设救国公债500万元, 分10年还清。10月底公债发行基本完成。为激励储蓄，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两期有奖储蓄券，第一期发售50万元，第二期发售100万元，共150万元。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救国公债伍角

　　1941年10月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储蓄运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表《为发展储蓄告边区同胞书》，号召“边区全体老百姓、各级领导机关和各人民团体，全体动员起来，一面加紧生产，一面节俭储蓄，使边区每个人都养成节约的美德，使边区的钱都用到抗战建国事业上去”。为了加大政治动员力度，边区还组织了劝储团，在各分区也成立了劝储分团，利用报纸、广播、标语等多种形式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教育。

　　1943年，边区银行改革存款政策，如定期存款举办信托存款，存款的起点是300元，三个月或半年为一期，到时可自由提取，按月支付，保证红利;举办实物存款即折实存款，以某物价为标准，存入提取时折价，利率视存期长短而定等等方式吸收存款。经过努力，到1943年年底，各种存款总额达到边币2.4亿元，与1942年相比，增长了24.5倍。

　　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上，陕甘宁边区银行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继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其为主体的西北农民银行又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一线贯穿，一脉相传。在全面抗战时期，边区银行面对资金来源与资金需要的尖锐矛盾，坚决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放款和发行的方式支持边区大生产运动，支援抗日战争，为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