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西北农民银行的前世今生
来源：中国档案报 作者：柳 杨   2022-10-19 11:31:42

　　山西省档案馆珍藏着几件刻有“西北农民银行吉县支行”“西北农民银行文水办事处”的印章，见证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红色金融事业。西北农民银行作为根据地政府和边区人民的银行，通过发行货币、整顿金融、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活动，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积累了实践经验。

　　创办红色银行 解决战时财政困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第120师主力挺进晋西北建立抗日根据地。根据地要生存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当时，由于货币种类繁多，加之阎锡山在山西滥发晋钞，导致晋西北地区金融市场混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为解决根据地经济发展问题，中共党组织决定在晋西北创办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银行。筹建和管理银行的重任，就落到了著名爱国绅士、中共秘密党员刘少白的身上。

　　1883年6月，刘少白出生于山西省兴县黑峪口村。他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曾参加科举被拔为贡生，之后响应辛亥革命，出任北洋政府山西省首届议员，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刘少白追求真理、思想进步，曾冒险营救过许多中共党员。1929年至1931年，刘少白出任国民政府天津商品检验局局长期间，在北平虎坊桥租下纪晓岚故居作为寓所，而这座“刘公馆”也成为我党的地下联络站。1937年夏，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刘少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西北农民银行吉县支行”印章 山西省档案馆藏

“西北农民银行文水办事处”印章 山西省档案馆藏

　　临危受命的刘少白，不仅拿出全部积蓄，还动员当地开明绅士及富户捐款、捐物达6万银圆、粮食700多石，很快凑齐了开办银行所需的股金。对于这家银行名称，有人提议叫“兴县银行”，也有人提议叫“抗日银行”，而刘少白则认为应该叫“兴县农民银行”。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阎锡山政权所办银行的抵触排斥;另一方面可以更贴近百姓。

　　1937年11月，刘少白在银行首次董事会上被推举为经理。随后，兴县农民银行正式挂牌成立。兴县农民银行成立伊始，首要任务就是发行货币——“兴农币”。当时，纸张和印刷材料奇缺，刘少白便带领工作人员克服困难。没有印钞纸，他们就用农村的土制纸替代，票面也是自己设计，为了防止伪造，还设计了多处暗记。由于兴农币面额小，发行数量适当，遂钞票币值稳定。兴农币在满足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财政用款的同时，也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援。随后，兴县农民银行积极发放农业、工商、救灾等低息甚至无息贷款，还拨款建立纺织厂和产销合作社，对于支持根据地经济恢复与发展，解决军需民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兴农币发行量的增大，问题接踵而来：印制兴农币的纸张质地粗糙，用不了多久，票面图案就变得模糊，很不耐用。要印出好票子，就必须有印币专用的印钞纸和铜印版。而这只有在大城市才能买到。刘少白写信给各地朋友，托他们打听。朋友们陆续回信说，在已被日军占领的天津、北平、太原等城市，印钞纸属严控物资，能买到印钞纸的地方只有陕西西安。1938年6月，刘少白前往西安采购印钞纸。途中，他转道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受到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曾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中写道：“晋绥边区的刘少白……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1940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晋西区党委指示，兴县农民银行扩建成立“西北农民银行”，仍由刘少白担任行长。随后，西北农民银行发行了新的货币“西农币”。为避开敌人袭扰，印钞厂先后6次搬迁，辗转于黄河两岸、晋陕之间。其中在印制第一批西农币时，票面上的“西北农民银行”错印成了“晋西北农民银行”。不得已，刘少白想了一个办法，用毛笔蘸上墨汁将多出的“晋”字一个个涂掉。后来，西北农民银行克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在晋西北地区开设了多家分行、支行。山西省档案馆珍藏的这些印章，就是当时西北农民银行各家分行、支行所使用的。

　　整顿金融秩序 维护根据地市场稳定

面值“壹圆”的西农币

　　抗战初期，晋西北地区市场上各种货币混杂，除全国性流通的法币外，还有阎锡山治下山西省银行发行的晋钞，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联币，以及各县府、商号等发行的土杂币。这种混乱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市场稳定和经济发展。为打破敌人封锁，繁荣根据地经济，保护人民财产不受损失，西北农民银行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日伪统治者大肆发行日伪币，掠夺工、农业产品，抢占货币市场阵地。他们为了破坏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金融秩序，伪造大量根据地货币，让汉奸、特务与不法商人通过向根据地收购山货、土布等抛出假币，使根据地群众蒙受了经济损失。对此，根据地军民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4月，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颁布《扰乱金融惩治暂行条例》，强调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西农币是根据地唯一合法的本位币。8月，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改称“晋西北行政公署”(后更名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11月，中共晋西区党委在《关于巩固与提高农钞严禁白洋流通彻底驱逐伪钞的指示信》指出，“巩固金融是我晋西北党政军民的重要任务，是目前我们工作中的突击方向”，并向群众揭露日伪币套购物资、扰乱金融的伎俩。为打击敌人散布的假币，根据地一方面通过多种宣传形式使人民认识到假币的危害及识别常识，还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假币识别小组和识别所，跟踪收缴、缉拿追查，使得投放假币的汉奸、特务与不法商贩无所遁形;另一方面采用双色套印、增添暗记、加盖签章密码等方法不断完善防伪技术。由于更换后的西农币颜色、防伪标记等与旧币不同，使日伪机关投放的大量假币失去了作用。

　　与此同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通过灵活多变的策略，使法币沉淀于民间而不被日伪套用，不仅肃清了土杂币、晋钞等非本位币的金融干扰，还改变了晋西北地区货币纷乱繁杂的局面，确保了根据地金融体系的稳定。为配合物资、贸易斗争，根据地严格控制物资输入输出，并通过比价斗争，压低日伪币币值，实现从敌占区低价购入必需品，高价输出农产品，提高了本位币的购买力。

　　随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西北农民银行逐步将西农币推向游击区和敌占区，与日伪币展开金融阵地争夺战，压缩日伪币的流通空间。据晋绥《抗战日报》报道，敌占区民众“普遍拒绝伪钞，交易一般是以实物交换，如果人事熟悉，一提本币，商人很乐意接受。如用伪钞问价，商人干脆答复——没货!”1944年后，日伪币更是泛滥超发，信用崩塌，彻底破产，群众甚至将日伪币扎成纸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伪钞扎成花，鬼子滚回家。”

　　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斗争，也是经济战线的博弈。在我党领导下的西北农民银行，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维护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稳定，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彻底粉碎了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和国民党顽固派“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的阴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中，西北农民银行取得了辉煌战果。

　　发放贷款和物资 促进解放区经济恢复

西北农民银行印钞厂旧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西北农民银行充分利用经济杠杆，通过农业贷款、工商贷款、救灾贷款等大力支持土地改革和生产救灾。1946年，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确定新增农业、工业贷款西农币2亿元。西北农民银行还以实物发放贷款，将大批棉花作为纺织贷款，直接贷给群众。晋西南解放后，西北农民银行又给群众贷放棉花20万斤、贷放无利息棉花6000斤，使解放区纺织业得到发展。1947年晋西北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约46万人口地区没有或极少收成，190余万人口地区普遍歉收，造成数十年来所未有的灾荒。为帮助灾民度荒，西北农民银行先后发放贷粮、救济粮，贷款西农币200亿元，用于解决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这些贷款和物资不仅促进了解放区经济的恢复，扶助了贫苦人民，也为我们党进一步赢得了民心。

　　1947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移驻晋西北，陕甘宁边区银行也随之转移到山西临县。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西农币成为西北解放区的本位币。1948年底，西北农民银行和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组建为中国人民银行。至此，历经风雨的西北农民银行完成了历史使命，化作厚重的基石，承托起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壮阔恢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2月18日 总第3794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