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经济（一）
来源：常棣tandy 历史领域创作者   2022-10-28 16:09:45

　　陕北少雨苦旱、地瘠民贫，高原性干燥寒冷气候，年降水量仅400~600毫米，1940年代，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农业提出的目标是“耕三余一”，即争取做到耕种三年能积蓄下够吃一年的余粮。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财政仍十分困难，中共机关所在地杨家岭——二百人左右的伙食单位，吃粮不足，瓜菜也不能保证供应。毛主席和群众同甘共苦，在一段时间里一天三餐喝小米稀粥。

　　从打土豪到二五减租

　　红军刚入陕北，还是“打土豪”：

　　办法还和以往一样，由部队的政治机关和供给部门共同组织打土豪，抓到地主，就一批一批地罚款，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同时没收地主家的布匹﹑粮食和盐等物资。我们把布匹分给部队，准备给战士做单衣，没收的粮食，除了留下部队吃的以外，其余都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群众。

　　南方苏区的“打土豪”，短期内虽能有效动员一部分贫农参与。但暴烈政策毕竟缺乏持续性，至多见效于一时，难以坚持于长久。红军到达陕北后，虽然最初还只能依靠“打土豪”维持生计。

　　根据地停止“闹红”后的经济政策、土地政策，改为相对缓和的“减租减息”，即“二五减租”——北伐时期国民党一路实行的土地政策。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25%，简称“二五减租”。

　　此外，减租后，各类地租一般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0%，最大不得超过45%。南京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二五减租”，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租不得超过所租收的40%，所有例一律取消，佃农对所耕地有永佃权。

　　1937年，我党明令废止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不再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雇农，改为减租减息。

　　1939年冬，各根据地相继实行“二五减租”，既改善佃农生活又保证佃权，借贷利息减至一分。

　　1938年5月晋察冀根据地，彭真发表《广泛进行抗战的财政动员》：

　　过去边区没有正确的财政政策……财政的来源专靠向富有者征收或募捐……因此才筹款极少而摩擦极多。

　　晋察冀在日寇控制的平津周围，种植的棉花不供给日寇，边区政府劝农民少种棉花多种粮食，日伪政权就是向农民发放棉花种籽，但也没多大用处，百姓甚至不愿到日伪城镇去赶集，竟发生日伪被迫用汽车载着百姓进城赶集，但成效并不大。聂荣臻：“敌人占去了我们的城市并不能控制我们的经济。”

　　平均分配土地后，陕甘宁边区人均地三垧(三亩/垧)，每亩收粮三四十斤/年，每人每年收粮不过三四百斤。吃喝、种粮、牲口及其它一切用度全都指着这点收成。维持生活已不容易，还得缴“救国公粮”。

　　延安时期，除了经济政策“二五减租”，还大力垦荒、鼓励私有经济、改善劳资关系、注意调节税收;政治上“三三制”、统一战线、优待敌俘、民族平等、简政廉政;司法制度上，严格执法、优化狱政、保护外侨、保护私人权益;文化教育上，兴办学校、降低文盲、剧团下乡;生活上，官兵平等、共度时艰、优抚抗属、村村挖井、兴办福利;社会事务上，反对缠足、改造二流子、鼓励劳动、男女平等、保护妇幼;凡此等等，一时气象。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讨汪大会上宣布边区“十没有”：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抗日的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全边区行政干部4558名，其中边区级干部仅367名，机构精悍，效率高强;社会正义，个性舒张，婚恋自由，离婚也自由。乞丐、娼妓、赌博这些社会的病态，几乎完全消灭了。贪污舞弊之事更已绝迹，所以大家还是愉快苦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