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多塘小的困境
1941年,边区政府脱产人员已是1937年9月6日成立时的五倍。1942年全边区脱产人员达到总人口的5.4%。1937年征收公粮1.4万石(一石150公斤),为边区粮产量1.28%,人均负担一升;1938年升至1.5万石;1939年6万石;1940年10万石;1941年20.167万石,占边区粮产量13.8%,人均负担1斗4升(合21公斤)。
胡乔木记载:
边区1939年总人口200余万,脱产人员4万多;1941年总人口缩至140余万,脱产人口近8万(因增加卫戍部队),国民政府1940年11月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粮饷,“鱼多塘小”矛盾更加突出。
公粮征收标准具体如下:
五斗起征,地主缴纳收入的25~35%、富农20~30%、中农9~20%、贫农9~12%、雇农种一点地的,缴纳3~5%。
干部、兵员超过供给极限,不得不精兵简政。中央机关2.4万人,要求减至五六千。1942年12月1日,毛泽东指令各根据地:“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由57万准备缩至20余万。”
战争当然最终打的是财政。根据彭德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1940年9月):
八路军兵员占根据地人口2%,每一兵员按1940年生活水平,每年约需470余元,根据地人均负担9元,加上其他杂费,每人负担为11元(支差等费在外);而政府、群众团体工作人员,“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一。”
彭德怀认为坚持敌后的长期战争需要强大兵力巩固根据地,不合理解决财政经济,就无法供给战争,影响敌后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
1939年1月,中共湘鄂赣特委工作报告中也谈到:
因为经济困难,整训队伍繁忙,对地方工作干部生活,当时特委没有注意照顾维持。引起一些干部的不满和消极,在干部问题上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要关心干部的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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