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经济（五）
来源：常棣tandy 历史领域创作者   2022-10-29 09:43:51

　　延安的物价

　　1936年8月，陕甘宁边区甘肃境内一只鸡二角钱，一头猪一元，一头羊三元，老乡用禽畜换钱买食盐、棉布、烟草。除此之外，钞票就似乎毫无价值了。

　　1937年4月16~17日，《申报》记者俞颂华(1893~1947)，记载采访肤施(延安)所见：

　　盖愈是往北，人民的生活愈是苦，当地的人以灰色的面条或馍馍，和以红的辣椒酱及灰色的盐果腹。吃不起面的人，即以山芋或小米当饭，我们在路上常常以鸡蛋充饥，那边鸡蛋尚不贵，且到处可买，一角大洋可买六枚煮熟的。….我们由西安一路来到肤施感觉到陕北颇有些“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的样子。

　　抗战初期，各地物价仍廉，猪肉每斤二角，一角钱可买十来个鸡蛋。冀西根据地1938年八元可买一石多米。1938年4~10月，一一五师685团驻扎汾阳东南，杨得志外出侦察地形，肚子饿了，找不到东西吃，掏出一块钱请带路老乡买点鸡蛋，结果买来二十斤，两人吃了几个，剩下的带回给了炊事班。

　　1938年5月，河南商丘一毛钱可买10~12个鸡蛋，一队来自陕北的干部感到“这里很富裕”，几个小伙子比赛吃鸡蛋，感到很享福。

　　曾志回忆录记述1940年涨价前的延安物价：

　　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太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延安人还有个习惯，不吃“猪下水”，因此猪的肝、心、肺、肠、肚就尤其价贱。

　　延安及周边各种经济事件

　　1938年，河北邢台县党组织缺乏经费，城南邓家庄交通联络站负责人，一位31岁女党员，衣着破烂、面黄肌瘦、披头散发、假装癜呆，为党乞募经费。村里人只知道她逃荒要饭，啃树皮、刨野菜，前年冬天差点死在雪窝里。但对上暗语接上关系后，她向组织交出几块银元，专门解决党组织迎来送往的经费。

　　1940年11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延安经济陷于困境。于是，恢复三边(定边、靖边、安边)盐业，三县有五处盐池。原有盐务机构，连年战乱，机构垮掉，盐业处于无政府状态。1941年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留守兵团决定成立定边盐务局，负责销售。1943年国民党要求盐贩不要上边区进货，提出“咸死边区”。仅仅半年，边区各口岸就囤盐十五、六万垛，卖不出去，边区经济更困难了。同时，西安食盐供应只能舍近就远，盐贩只能上青海、宁夏运盐。关卡多、土匪劫、风险大、成本高。

　　陈云、叶季壮、耿万福等人根据西安盐业供应现状，决定盐价不降反提，造成西安盐贩心理恐慌。提价20%后盐商要求按原价购买，盐务局坚持不降。盐商精算即使提价20%也比上青海、宁夏贩盐划得来，“到十四天头上，便一拥而上，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把存积的十五、六万垛盐抢购光了。边区也因此进了不少日用百货，使市场又有了生机。”

　　那会儿就有“引进外资”、“欢迎外商”的问题。1941年8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总结：

　　欢迎外商来边区经营商业，把商人统一战线扩大到敌占区去，这是繁荣我区市场的办法……只因我们过去在贸易政策的执行上犯了错误，所以外商不敢进来。......今天二层市场的形成，外商不敢进来是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欢迎外商来边区内部坐庄，这样我们易于争取主动，否则我们要找外商买货卖，?就要成为被动的，如何拉进外商来?

　　1938年，毛泽民夫妇赴俄养病，滞留新疆迪化(鸟鲁木齐)，盛世才招待的伙食不错，餐后给几块糖或一个水果，毛泽民夫妇将糖块攒起来。托几天后从苏联回延安的许光达带给毛泽东。

　　1936年7月25日，红一军团一师在宁夏一带活动。进入回民区，怕引起民族矛盾，不能去打土豪，经费极度困难。师部要求全军捐出个人伙食尾子、零用钱。中央指令干部：你们是要钱还是要兵?三团政委肖锋(二十岁)捐出七块现洋及细软，该团集九百块现洋、三斤金子，足够全团一个半月生活。

　　1941年2月初，方志纯、马明方、张子意一行二十余人留苏三年回国，从生活费中节约下两百多美金，一到新疆，全交了公。

　　1944年5月，赵超构对延安赞誉有加：

　　论物质的享受，这里的确谈不到;但是，在这里，我初次见到所谓“精神”这一种力量。……这里的人物，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做官的印象。服装一律的是草灰布的中山装，横腰一条皮带，根本就和平民一样，也无所谓“平民化”。说话谈论，没有那种“然而……不过”的官腔。活跃于陕北政治舞台的，只是干部，并没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