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献金运动发生在武汉
来源：中国文明网 《湖北党史》《新华日报》报道的武汉“七·七”献金爱国运动   2022-11-01 10:14:17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大片的中国国土相继沦陷，各地纷纷发起献金活动，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献金运动就发生在武汉，5天内献金达到百万。为什么在武汉发起的献金运动规模最大，群众参与度最高呢?

▲1938年7月，武汉“七·七”献金爱国运动

　　1937年12月18日，当时全面抗战已进行了5个多月，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会集于此。但国民政府因其他地区土地沦陷而导致财政收入骤降，难以保障军队继续进行抗日战争，于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其中，最具影响力，就是武汉“七·七”献金爱国运动。

▲抗战初期的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献金团”带头捐献

　　1938年7月7日，献金运动第一天，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汉口世界影剧院门口等6座献金台同时隆重揭幕，各献金台人潮汹涌。献金者有中国共产党人、国民政府党政要员、一般军人、公务员、文化界人士、商人、工人、农民、老人、孩童以及难民等社会各界人士。有献纸币的，也有献银元、银鼎、金银首饰的，还有献药品及衣物等，献金价值少则几分，多则上万。

▲武汉“七·七”献金爱国运动现场盛况

　　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这次献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也是积极参加者。献金运动进行到第三天，由周恩来、王明、博古、董必武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献金团”尤其引人注目。

　　他们来到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周恩来献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240元月薪。接着，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林伯渠、博古与王明将他们时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共2100元全部献出。他们还受毛泽东的电报委托，将任职国民参政员的薪金350元也全部捐献。同时，还捐献出中国共产党的党费1000元。另外，李克农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献出从伙食费中节约下来的1000元。还有叶剑英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各捐献当月薪金5元。

▲郭沫若为动员献金运动发表演讲

　　参与武汉“七·七”献金爱国运动的不仅有中国共产党人，还有国民党党政军大员、国民参政员和中间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也踊跃献金。蒋介石、宋美龄献金1.9万余元，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献出重达17两金鼎一座、金戒指4枚，行政院长孔祥熙捐献1.2万元……

▲武汉“七·七”献金爱国运动现场群众

　　普通民众爱国献金则更令人动容，两位断腿的辛亥革命老兵拄着木棍爬上献金台，捐献了两元钱后表示，他们年老残废，再也不能到前线杀敌，捐款两块大洋购买子弹打鬼子;几个工人把他们用血汗换来的几分钱送到献金箱里;一个要饭的哑巴捐献了12个铁环和两分钱;武昌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攒下一天的伙食费40元并全部献出;一位从华北沦陷区逃出的难民同胞，他驼背、衣衫褴褛、拄着拐杖，一天竟来了3次。第3次献金后，他对台下的民众演说道：“我是从河北逃出来的，我全家都被鬼子杀了。国亡之后，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

　　全民献金!百万人筹资百万元

　　武汉“七·七”献金爱国运动原定只进行3天，可到了7月9日晚，献金台前依然人声鼎沸，前来参加献金活动的群众络绎不绝。面对如此热烈的爱国场面，负责人们不得不再将献金活动延长两天，并增设流动献金台10余座。

　　在周恩来倡议和主持下开展的武汉“七·七”献金爱国运动，短短5日，参加献金者达百万人，献金总额达百万元以上。也正是由于这次献金活动，将武汉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峰。

▲前来献金的小孩子们

　　国家和民族危机不仅考验着政府，同时也考验着每一位公民，武汉人民广泛参与到“七·七”献金爱国运动中，在困难面前，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奉献精神。而社会各界人士用自己实际行动表明，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中国人民也有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光荣传统。每个人将国家利益摆在首位，为保卫武汉，扭转抗日战争的不利局面作出巨大贡献。

　　同时武汉“七·七”献金爱国运动也是向世界宣告，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总能见到武汉伟岸挺拔的英姿。其背后的精神支撑，是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英雄主义精神;是“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靠着这些精、气、神，武汉在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中一直身先士卒，勇立潮头。武汉历史上就不是一个甘居人后的城市，如今更应在中部崛起的时代大潮中充当战略支点，发挥关键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