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工业合作运动
来源：江苏党史网 作者：齐超儒   2022-11-21 10:53:01

　　中国工业合作社作为支援抗战，增进中国经济生产能力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是宋庆龄在抗战时期开展救济活动的重要合作对象之一。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进行抗战宣传，组织工业合作社，援助中共抗日根据地建设，有力地支援了中共抗战。

　　支持筹建工业合作协会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最初倡议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全面抗战爆发后，集中于沿海城市的中国现代工业，大多毁于战火。至少75%的机器工业被日本攫取或毁坏，许多难民无法安身，全国至少有350万工人失业，沿海有1500万难民流入内地。当时，身处上海的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目睹了日军对中国工业的破坏，“杨树浦和虹口的景象使人看了毛骨悚然，已烧毁的建筑物仍在遭受劫掠，价值两百万元的机械厂除了基地外已荡然无存，所有的钢都被弄走了。各工厂的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入瘫痪了。”他们决心要改变这一现状，要充分发挥中国内地的经济力量将抗战坚持下去。海伦·福斯特·斯诺提议：“必须搞一个人民生产运动，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人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并把他们生产单位联合起来。工业合作社就是答案!”

　　1938年4月，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立，除了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外，还有梁士纯、胡愈之、卢广绵、徐新六等人。5月，通过了由路易·艾黎起草的中国“工合”发展计划，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3万个合作社，来弥补因战争而损失的生产能力，以半手工业的产品来供给军需民用，来支持长期抗战。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口成立。

　  “工合”运动能够得以顺利开展，除了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的努力外，更离不开宋庆龄的支持和帮助。早在“工合”筹建过程中，宋庆龄不但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一事业，而且主动提出愿意做发起“工合”的保证人。正是在她的帮助下，“工合”运动进而得到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支持。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言：“如果没有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这两位十分热心人士的发起赞助，‘工合’是永远办不起来的。”“工合”成立不久，宋庆龄便通过广播，向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介绍中国“工合”运动，“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可图。”并呼吁世界各地进步青年，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支援和帮助“工合”运动。

　　1939年5月1日，宋庆龄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专门提及“工合”运动，呼吁他们“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流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1939年12月10日，在“工合”运动开展一年之际，宋庆龄以中国工业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在香港ZBW电台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演讲，她指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重要性，不单只是重建社会，它更可以促成经济的改善”。并强调“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生产者自身的运动，同时也是为生产者而发动的。若从社会和经济的立场上说，它是无价之宝。由于这种扩大的组织，人民的生活程度一定迅速高涨。此外，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更可以消除东方劳力廉贱的传统陋弊。单此一点，便足裨益世界不浅”。在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我们两年抗战的趋势和意义》中，宋庆龄也提到了“工合”运动的意义，“现在我们在最近的‘工合’运动中建立了游击区工业。这个运动的根本目标是保存国内在战时的生产活动，并补给我们瘫痪的工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有机会改善成千上万中国工人的生存和工作条件，包括战争难民和残疾军人。”并强调“在帮助我们‘工合’运动的同时，也帮助我们建设未来新的中国”。

　　宋庆龄还通过她领导的保盟向海内外的援华机构和个人宣传“工合”运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值得每个中国的朋友的帮助，捐给他们的每一元钱都会使更多的人得到工作，会加强中国的经济支柱，会帮助实现全国抗日建国的口号。合作社也值得所有只关注救济战灾难民的人道主义机构的考虑，难民们被组织起来进入合作社后，就不再是社会的包袱了。”与此同时，保盟还通过举办“一碗饭运动”“嘉年华会暨工合展览会”等活动募集资金，援助“工合”事业。在宋庆龄及保盟的积极呼吁和宣传下，“工合”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据统计，1937年到1942年，海外华侨捐款达7亿多元，购买爱国公债11亿元，汇款回国55亿元。保盟在截至1940年2月29日的年度收支报告中，有很大一部分支出是用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其中港币3万多元，国币近6万元。从1938年8月，卢广绵在陕西宝鸡建立起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到1941年10月，工合工作区域推进至16个省区，设立合作社近2000所，动员15万失业工人、荣誉军人及难民直接或间接参加战时生产，每月生产总额逾24万元，产品种类达百十余种，举凡军需民用，几已大致具备。1942年底，工业合作社发展到鼎盛时期，达3000多个。

　  “工合”运动在抗日革命根据地

　  “工合”运动筹建之初，便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在武汉，周恩来曾多次听取路易·艾黎关于“工合”的情况汇报并给予鼓励，他还专门提醒路易·艾黎，希望他能够寻求国民党抗日派支持，并且将某些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吸收到领导位子上，以防止“工合”组织成为一个官僚机构。博古也经常帮助路易·艾黎制定政策，正是在他的建议下，路易·艾黎不顾国民党的反对，设法将3座棉纺厂和60座其它工厂，连同工人迁到西北。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工合”运动受到了极大的欢迎。1939年3月，路易·艾黎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对“工合”运动十分关心和支持，并同意在延安设立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指导站。4月，“工合”延安事务所成立。9月25日，毛泽东亲笔致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我赞成以合作社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

　　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工合”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费问题。“工合”延安事务所成立时，起初从重庆国民政府获得了一笔微不足道的拨款，1500元供办公开支，两万元作为贷款用。“这是由政府控制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和给予边区合作社的第一笔也是最后一笔财政援助。”根据1940年初的调查，解放区的“工合”数量占全国“工合”的六分之一，所得贷款仅占四百分之一。进入到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由片面抗战到消极抗战，更是对抗日革命根据地进行包围封锁，歧视和压制“工合”的发展。这一时期，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盟积极伸出援手。在他们的支持下，抗日革命根据地“工合”冲破国民党的阻挠，蓬勃发展起来，从而有力地支援了中共抗战。

　　1940年初，斯诺夫妇在菲律宾马尼拉筹集到的10万元款项，在宋庆龄的关怀下，直接提供给陕甘宁边区，用来发展边区毛织工业合作事业。2月，宋庆龄通过保盟拨款给西北“工合”办事处，成立织毯合作社，生产的毯子供应国际和平医院各部门，还支援他们生产绷带布、脱脂棉、担架用帆布以及棉外衣。12月，宋庆龄在给美国援华会执行秘书普赖斯的信中，还专门解释援助“工合”运动时经费的分配问题，“关于经由保卫中国同盟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募的款项，我们运用同样的原则。我们尽量特别支持前线及游击地区，尽可能地将特别指定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款项用在‘游击单位’及前线地区的特别计划。”宋庆龄还安排“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陈翰笙，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邓文钊，将由海外筹集到的100多万元，直接汇至延安，避开国民党的截留。到1942年9月底，延安工合总部下属有41个工业合作社，共1041名成员，入股资金由1941年的669314元增加到3434040元。“工合”发展的种类更为齐全，涉及纺织、服装、化学、油料、酒精、墨水、纸张等各类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生产。直接为八路军服务的“工合”延安军需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同类工厂之一。

　　宋庆龄除了支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合”运动外，对于战斗在华中敌后的新四军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她多次嘱托艾黎到新四军活动的东南地区发展工业合作社。1939年春，浙皖“工合”事务所成立，皖南游击区的工业合作社也相继成立。10月，在新四军的驻地泾县茂林镇成立泾太“工合”事务所，“工合”在新四军方面的计划开始就比在延安的八路军方面的计划要大。在之后的七八个月的时间内，在茂林地区先后办起了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竹器、雨具等十几个合作社。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新四军军需之用。在浙皖“工合”事务所成立不久，新四军军长叶挺致信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会，表示感谢，“皖南工业合作中心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这些工业使我们各区难民参加了生产工作，得到了救济。他们帮助我们利用了土产原料，免致落于敌人手中。藉此我们还可以抵制敌人商品的入侵，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皖南全体居民得以受益。”在信中，叶挺也希望能够获得“工合”国际委员会的进一步帮助，“为了保持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必须把工业和其他的合作事业发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以加强我们自己的基地。”根据1941年3月的统计，各地先后建立各种合作社66个，社员660人，每月生产物资价值达30万元，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的抗战活动。

　　此外，“工合”国际委员会也经常采用委托承制军需用品的办法，用以帮助根据地的“工合”运动。1939年，宋庆龄曾委托西北“工合”承制10万件棉衣，由宝鸡、西安地方的纺织和服装合作社不分昼夜地赶制出来，后打包运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同年，“工合”响应宋庆龄的号召，接受了生产100万条军毯的任务，开展“织造百万军毯，支援前方战士”的运动，西北“工合”承担了其中的80%，并于1940年如期完成生产任务。

　  “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区尽管缺少资金和技术，时常还缺乏原料，而且运输条件差，但是‘工合’却在那里获得了惊人的成绩。”1942年陕北边区的“工合”每月可以生产30万块肥皂，16796袋牙粉、3250斤面粉、605磅酒精、5250瓶墨水、55万多张纸以及其它日用品和军需用品。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除了中共对于“工合”运动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宋庆龄及其保盟对于革命根据地“工合”的援助。也正是由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工合”运动的开展，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有了重要的物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