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军侵夺天津英法租界内中国白银始末
来源：天津市档案馆 作者：任春峰 夏秀丽   2023-01-14 14:23:54

　　1946年1月，一封状告王晓岩是汉奸的匿名信递到了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及检察处。在全国人民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时，为什么年近七旬的老者——王晓岩却被戴上汉奸的帽子而推向了法庭呢?是什么人检举他?为什么要控告他?他做了什么?涉及到什么事?为什么说他是汉奸?其内幕究竟是什么?一连串的问号出现在人们的脑海里。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王晓岩在天津金融业中的地位说起。

　　王晓岩(1879-1951)，又名凤鸣，天津人。早年在裕源长银号做学徒，后来成立永顺长银号，倒闭后又成立余大银号。余大银号以经营炉房化银生意为主，盈利颇丰，于是取繁荣昌盛之意，改字号为余大昌。1933年时再次更名，定名为余大亨银号。随着余大亨银号的不断发展壮大，王晓岩也因此声名大振。很快，他便在天津金融界结交要人，陆续担任天津钱业同业公会会长、天津市商会常务委员、天津市银钱业合租公库库长等天津金融组织的诸多重要职务，为天津金融业发展尤其是银钱业的稳定立下不少功劳。与此同时，事业红火的王晓岩还积极投入社会救济事务。比如，1932年黄河决口，河北长垣、濮阳等县受灾严重，王晓岩被推选为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常委，指挥救灾，援助难民。1939年天津大水，王晓岩再次出面组织赈灾、救援。正因如此，王晓岩日益成为天津颇有影响力的人物。这样一位负有盛名的人，怎么与汉奸一词挂上钩了呢?

　　原来，七七事变以后，王晓岩因为熟悉银钱业务，被吸纳进伪天津治安维持委员会担任委员和金融对策委员会会长。伪天津市政府正式成立后，被聘为市政府参事。不过，王晓岩深知此事不妥，早早地便托病辞职了。

　　送到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的这封检举信，除了历数王晓岩所任伪职外，特别指出王晓岩擅自将封存在英法租界内的中国白银引渡给日军，还说这事天津市银钱界人人都知道。暂不说这事是真是假，但就英法租界封存白银一事就耐人寻味。

　　英法租界内为什么会存有中国白银?到底怎么回事?

　　这与法币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政策指出，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市面上一律不得再使用现金(银元)。并规定其他银行所发钞票在限期内以法币换回，同时将法定准备金、尚未发行的新钞以及已收回的旧钞，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这里的法定准备金就包括大量现洋(银元)。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把这些现洋一开始交给中央银行保存，后来又交给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共同保存。(据档案记载，津平两地库存现银共计52 563 434.65元，其中存北平16 501 023.69元，存天津36 035 410.96元。)由于天津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行址均在法租界(交通银行还有一部分库存存在英租界旧道胜银行地下室内)，天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库存现银也就置身于英法两国保护之下。法币政策实施后，这些库存现洋就地封存，并贴上了全国发行准备委员会平津分会的封条。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随后日军对天津实行殖民统治，以种种借口强制英法租界禁止流通法币，并要他们交出租界内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库存白银。英法租界对日军的要求不以为然，租界内继续流通法币，拒绝交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储存的白银。日军因此十分恼怒，而且更令日军坐立不安得是，英法租界内还潜伏着各种抗日力量。这些力量多在暗处活动，破坏日军的仓库、工厂、商店、洋行等，特别是几次震惊全国的暗杀汉奸行动(王竹林、程锡庚等大汉奸被暗杀)，在鼓舞天津人民的同时，也使日军如跳脚老鼠一样愠怒至极。日军便以捉拿凶手为借口，强硬封锁英法租界。

　　而作为撤销封锁租界的条件，引渡白银一次又一次被提出。1939年6月23日，汉奸政府——北平伪临时政府向英法领事馆提出，要他们协助临时政府实行流通伪币政策，特别是在租界内禁止旧法币的流通以及将现银运出。7月6日，日军又强硬提出双方会谈必须要先将天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储存在租界内的现银全部移存到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否则免谈。7月27日，日方再次提出禁止法币在英租界内流通，及交出存放在天津英租界内中国和交通两银行库存白银的条件。

　　除了向英法两国施压之外，日军还煞费苦心地通过日本在天津的正金银行，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负责人施压。1940年初，天津正金银行经理河村邀请中国两行负责人商谈，表示两行数量巨大的白银长期存放不加利用，十分可惜。日本念中日友好，愿意帮两行将白银运往国外出售。两行负责人断然拒绝，说这些白银是两总行在华北储存的发行准备金，他们无权处理。河村并不死心，又想尽其它办法催迫两行。最终，两行负责人答复说，我们是奉总行命令办事，绝不可能擅自将库存白银交给你们，如果你们要强取，那是另外一回事。结果，日本目的并未达到，这也使日军恼羞成怒，转而继续向英法两国施加更大压力。

　　此时，经天津大水以后，英法租界饿殍遍野，死尸陈地，已很难承受日军压力，尤其是欧洲战场英法两国严重失利，英国逐渐向日本妥协屈服。1940年5月，英日双方签订了《日英天津协定》，同意由英日共同管理这批白银，作为日军解除对英租界封锁的条件。协定中英、法、日三方同意，从现有租界内中资银行保存的现银中拿出30万英镑(约450万元)来赈济遭受水灾的华北难民，其它剩余现银则继续保存在原来的银行中。这样，中国开始失去对库存现银的管理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正式进驻英法租界，接收了英、法、美等国的银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也进驻租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库存白银就被伪日军掌控下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完全控制。

　　日军为何不遗余力地觊觎这些现银呢?

　　就当时背景而言，这与日本“以战养战”的政策有关。日本占领平津以后，就加紧对华北地区进行金融掠夺。它先是采用各种手段禁止法币流通，然后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大肆发行“联银券”，妄图用“联银券”代替法币，从而变相地夺取中国法币。因为“联银券”属于非法货币，在国际外汇市场无法使用。日本只有大肆收刮掠夺中国法币才能兑换外汇，才能购买战时物资。而除了法币之外，白花花的现银则可以直接拿到外汇市场出售，便可以达到购买军事物资的目的。

　　正因如此，日军觊觎租界现银，除了一开始想给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提供发行储备金之外，更深的算盘在于运出海外卖掉。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以后，海外市场即英美市场，因与日军全面交战而不复存在，这使日军如意算盘落空。因而，日军虽然最终将这批白银据为己有，却未能将其卖掉。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委派专员接收伪联银库，即当时在北平的伪联合银行总行及天津分行，对津平两地白银进行了全面清点。据档案记载，津平两地共有5000多万元的现银，由汉奸政府将其中的1250万元拨给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作为股本。其中，天津拨付1 040 575.00元，北平拨付11 459 425.00元，剩下的40 036 434.65元由伪联合银行代为保管。这些现银除天津部分内有4 248 049.20元属于河北省银行外，其余均为事变前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津平分行的库存。

　　1946年春，南京政府派船来津将这批白银运往上海。就此，关于英法租界内的库存白银争夺战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

　　不过，抗战胜利后，为什么会有人控告王晓岩私运给日军了呢?

　　这大概与日军散布的谣言有关。1938年秋，日军放出谣言，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经将这批白银密运出口。1940年初，日军再次故技重施，扬言白银早就被私自运走。作为在天津金融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王晓岩就成了不明真相的民众怀疑的对象。

　　不过，虽然谣言四起，检举信言之凿凿，并不能成为法律上的证据。河北高院天津分院及检察处收到这封检举信后，作出了这样的批复：“函稽查处拘捕王晓岩并函财政部平津特派员查复。”特派员卞喜荪对接收伪联行库存白银给予了十分详细的回复，对于王晓岩有没有私自引渡白银给日本一事，他回复说：“喜荪迄今并未发现有关任何人自动向敌伪声请引渡之文件”。[2]

　　那王晓岩最后有没有被抓起来呢?也没有。闹得沸沸扬扬的白银争夺战，只是日军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在弱国无外交的形势下，向其他国家寻求救助的结果往往是自己国家的利益会首先被出卖。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天津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