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两浙盐务管理局的私盐防缉改革
来源：中国档案报 作者：陈君静 来亚文   2023-02-18 15:39:01

　　私盐问题由来已久

　　食盐专营制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总体而言，我国古代盐业经历了由官府“直接专营”逐步转向“间接专营”的过程。清代盐业经营制度主要为“官督民销”的纲盐制度，即政府控制食盐专卖权，招商认引，按引领盐，划界行销，承包税课。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在西方列强的插手“协助”之下，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独立管理系统，开始推行与传统的引岸专商制度截然不同的盐务政策，即“就场征税，自由贸易”，盐务管理逐步开始近代化，盐的销量和税额大为增加。

　　由于盐业利润甚大，私盐因逃脱税款而价格低廉，往往销路更为通畅，因此走私活动屡禁不绝。缉私也就成为盐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私盐问题在清末已很严重，“全国当有三分之一食私盐”。进入民国之后，私盐问题持续发展，据估计，1928年全国食私盐者“占十分之五”。私盐多则官销滞，严重影响财政收入，因此民国政府对于私盐的防缉一向十分重视。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了《私盐治罪法》，规定凡未经盐务署许可而制造、贩运者为私盐，予以不同程度的处罚。该法后为南京国民政府沿用，并规定“凡未经盐务署之特许，而制造贩运售卖，或意图贩运而收藏者，为私盐”，“以贩私盐为特种罪犯，无论灶户、商人或行政官吏，如构成贩私罪，均按律治罪”。除了颁布法令予以禁止，南京国民政府又于1931年组建了税警团，专门负责查缉私盐问题，可见缉私作为民国盐务五大要政(产、运、销、税、缉)之一的重要性。

　　两浙地区私盐泛滥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前两年，中国东部领土迅速沦陷，长芦、山东、两淮等盐区均落入日寇之手，国家盐产量急剧下降，各地盐商也因躲避战乱而四处转移，政府无法通过盐商征收盐税、运销食盐，后方食盐供应日趋紧张。同时，国家战时军费支出激增，而盐税收入却锐减，这要求国民政府尽快对盐务作出全面彻底的大调整。自全面抗战爆发开始，国民政府组织政府机构和军事力量抢运盐斤，在此过程中，加紧对盐业实行统制，最终在1942年1月颁布《食盐专卖法》，推行食盐专卖制度，对盐业进行垄断。该制度在抗战期间保障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民的食盐供给，但政府对食盐征收的战时附加税却变成人民的沉重负担，私盐因价格便宜，仍然具有巨大的市场，防私和缉私工作成为国民政府盐务的首要工作之一。在浙东海洋盐业档案中，保存了大量关于食盐专卖制度下浙东盐场的缉私资料。

　　1941年4月，宁绍战役爆发，象山县石浦镇以北的盐场悉数陷落，宁海、三门等县境内产盐区作为两浙后方尚存的盐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私盐的泛滥却严重影响了官盐的销路和盐税收入。1944年2月，两浙盐务管理局台属分局下发训令称：“查本区私盐之充斥泰半，为定、岱、玉、大等场流私倾灌所致。”训令指出，当时自沦陷区走私侵销的食盐数量占据市场大半，因此下令长亭场公署查明私盐侵销情形。时任长亭盐场场长沈熊在回复的公文中称：“奉查三门湾港汊分歧，岛屿林立，历称私盐要道，自邻县象山沦陷后，玉场流私更大量侵入，如本场附近之沙柳、枫坑以及铁场、小黄渡一带，咸知为私盐市集，称如宁三支局所谓警力分布难周，防不胜防。”

1943年，《财政部两浙盐务管理局辖区走私情形暨防缉计划一览表》所附《现行运盐路线简明图》。

　　在1943年11月的《财政部两浙盐务管理局辖区走私情形暨防缉计划一览表》中，详细记录了各个盐场、秤放局、转运站所辖区域的相关私盐问题，包括“私盐的来源与路线”“私盐侵销地点”“盐途情形与盐斤约数”等等。从中可一窥当时浙东地区私盐侵销的概况。如杜渎盐场所辖的临海县东沿海一带，其私盐来源为“本属场私，由盐民暗中偷漏，转售私贩，再由私贩利用妇孺夹带至目的地”。再如长亭盐场所辖三门县、宁海县境的私盐“大部来自玉泉陷场，海运入口后，肩运至亭旁、海游等地，至本场之漏私，则以西峒为多，其在健跳区者，则经大横渡而至普峰，其他则由沙柳进口转运桑洲”。私盐数量之大，令人震惊，如流入黄岩盐场辖区的私盐“船运、肩挑每月约达二千三百余担”;流入临海转运站辖区的私盐“每月约达四千余担”;流入宁三支局辖区的私盐最多，“船运、肩挑每年约达十六万担之多”。诸如此类，可见当时私盐数目的庞大，因此对于两浙盐务管理局而言，大力整治私盐已是迫在眉睫的政务。

　　缉私改革初见成效

　　面对私盐泛滥问题，长亭场场长沈熊主张动员商人抢运沦陷区流盐，并为他们办理补税，同时，为防“商人夹运及一证(抢运证)数运之弊”，又提出标本兼治之法：

　　(一)玉泉盐产经查年三十万担之巨，唯一销区则在台属商人抢收，不独为数甚微，且咫尺距离，任何人均可贩运，防止侵销固在堵缉，但沿海面积广袤，堵南窜北，亦属意料中事，故欲彻底流私，应速举办官收，尽量吸尽私源，自然无形消灭，玉官收地点就本场附近地形，以门头最为适宜，该处远距销区，可杜私盐混运而免损及官销;(二)由宁海县属之一市至玉本场附近之巡检司画为海上缉私线，责警游缉，同时在陆地之西重亭旁、花桥派警堵缉，兼防流私流窜以及场私走漏，如此兼筹并顾，吾台官销前途定必不难好转也。

　　沈熊的防缉私盐策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官方出资收尽私盐;二是布防税警，沿线堵截。实际上，由于官方“缺乏大量资金统筹收购”，因此责令税警沿线游缉私盐成为主要措施。《两浙盐务管理局辖区防缉计划说明书》中强调：“防缉计划，最主要者为配足警力，严密布防，以构成密而不漏之缉私网。”文中统计了两浙盐务管理局辖区负责产、运、卫、缉各项的警力共计5721人。在警力布防方面，产区驻防税警以化整为零、扼要设防为主要原则;销区税警以驻守、游缉兼顾，疏销、堵缉并重为主要原则。同时，根据调研绘制的私盐运输路线而重分防区，并在新划防区内实行新的考核指标，新标准不再仅是缉获私盐数量的多少，而改为防区范围内官盐销量的增减。

1944年3月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团缉获私货移送处理通知单。

　　在新的防缉私盐计划颁布之后，各个盐场在缉私工作上很快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次年的档案中有大量关于缉获私盐的材料，其内容不仅体现了新的防缉计划颁布后警力布防网络的合理构建，还反映了缉私情报工作的有效开展。如1944年2月，“据丁其聪密报，有私盐一船经驶蛇蟠洋面，当即雇船率领士兵十名前往堵截，果于是日午后四时有钩船一艘迎面驶来……”再如同月“二十四日，据密报人沈茂林报称于本日午后有盐船一只近口……”又如3月“窃据密报(人)沈茂林报称，本月四日午后四时有红头船一只内载私盐进口……至五时许，果有红头船一只，当即缉获……”等等。有专门的“密报人”负责刺探情报，表明此时的私盐贩卖已形成规模，盐贩甚至拥有武装力量，并有与税警发生枪战的记录。同年4月，长亭盐场增加了奖励力度，将各区缴获私盐的一半折价奖励缉私税警与密报人，在严密的防缉计划和高额奖励之下，私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

　　抗战期间，食盐专卖制度的推行及对私盐的严厉打击，保证了国民政府对食盐产、运、销的垄断地位，虽然食盐专卖在战时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也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从这一角度来看，缉私的力度越大，人民购买食盐的价格越高，巨额利润还造成了贪污腐败的问题，在国民党内部也遭到反对。1945年1月，食盐专卖政策最终被废除。

　　本文所示档案为浙江省象山县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2月17日 总第3946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