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工业的大迁徙中 ——抗战期间锡商企业内迁与发展纪实
来源： 档案与建设 文/沈云福   2023-06-28 10:45:00

　　全面抗战中民族企业的内迁，被后人喻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翻阅内迁史料，一大批无锡工商人士及其企业员工曾在战火下拆迁企业，备尝艰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上演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剧，有效实现了区域工业化的空间传动。成功内迁的锡商企业又成为了西部开发的先驱，在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经济奇迹，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锡商企业曲折西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发重兵大举南下，并谋划从海上进攻上海。面对急剧转变的形势，一些爱国人士纷纷向当局呼吁将沿海地区工业企业迁往内地，以避免日军的掠夺，并为抗战积聚力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无锡籍人士钱昌照向蒋介石提出动员内迁的条陈，要求由政府主持拆迁上海和沿海各省的主要民营工厂，转移到后方从事生产。7月24日，由钱昌照召集实业、财政、经济、交通、铁道等部，统筹资源，筹划内迁。一场气势如虹的民族工业的大迁徙由此拉开帷幕。

　　大中华橡胶厂的内迁，可以说是沪上企业西迁的一个缩影。全面抗战前夕，在上海的大中华橡胶厂已是民族橡胶工业的龙头老大，其注册资本额300万元，远远超出当时全国其余30余家橡胶工业企业的总和。大中华橡胶厂总经理、江阴籍人士薛福基积极组织内迁，一面部署机器设备的拆迁装运，一面疏散员工。就在他四处奔忙的时候，中日空战的一颗炸弹击中他的座车，薛福基不幸罹难，血洒上海滩。此后，在顾炳臣、沈锦春的带领下，大中华的部分设备及原材料分装四艘木船，踏上了内迁的历程。一路上，木船不仅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而且屡经国军溃兵的骚扰劫掠。结果三艘船在巢湖裕溪口沉没，仅有一艘船抵达汉口。以后又转运长沙，最后在云南昆明黑龙潭开办了制造汽车轮胎的橡胶厂。为发展生产，大中华内迁厂订购机械设备，调运原材料，经越南转运云南。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设备、物资抢运不及，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加上滇缅、滇越公路被日军切断，云南橡胶厂最终归于夭折。不过，其技术人员在后方企业仍发挥了作用。

　　在中日双方激战之际，工矿调整委员会与江苏省政府迅速拟定了省内28家工厂为迁移对象。在无锡，纺织业的申新三厂、庆丰、丽新、广勤、豫康、协新、赓豫，针织业的中华针织厂，缫丝业的华新、永泰，造纸业的利用造纸，机器制造业的公益铁工厂、公艺机器厂、广勤机器厂、震旦机器厂被列为内迁对象。后因战事的急转直下，工厂内迁计划多数未及实施或中途夭折。无锡公益铁工厂、震旦机器厂、合众铁工厂等几家机械企业则实现了内迁。

　　荣家的公益铁工厂，抗战全面爆发前有各种车、刨、钻床100余台，发展成为“有制造母机百余部”，“每日能出新式布机八台”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机器制造厂。战争开始，公益厂主要用于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工产品。上海沦陷后，该厂仓促内迁，将70余吨轻型机器拆卸后装船西运，途中复遭日机轰炸，不少物资散落，最终到达重庆的只有一小部分工作母机、几十名工人及技术人员。1938年6月，该厂在重庆菜园坝租地建厂，定名复兴铁工厂，以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工产品为主。

　　震旦机器铁工厂是民国时期我国消防器材生产的支柱工厂。战争爆发后，厂主薛震祥将全厂设备分装五艘船只，计划通过长江水运将无锡工厂设备拆运重庆。不料，船到南京浦口附近遭遇日本飞机轰炸，两艘被炸沉，其余三艘到第二年才抵达重庆。到达重庆后，在上庆寺设厂恢复灭火器和手抬式、拖曳式消防泵的生产，并开发研制消防水带。

　　在工厂内迁的洪流中，谈家骏的无锡合众铁工厂进展比较顺利。连工人、家属带设备分装六辆卡车，由无锡北上，辗转到达南京，再从南京乘船，溯长江而上，至湖南岳阳上岸，再经长沙到湘潭金凤庙，建厂生产。随着战事变化，又先后转至广西全州，以生产汽车零件和部分兵器为主，取名陆军第五军修造厂。1940年以后，原合众铁工厂的人员、设备，逐渐脱离第五军修造厂，先后在衡阳创办立达机器厂，生产造纸机械及龙门刨、牛头刨等机床，在桂林、重庆建立循规机器厂，生产汽车活塞环等零配件。

荣氏创立中国第一号注册商标

　　宝鸡“窑洞纱厂”创出奇迹

　　1940年8月31日上午10时，陕西宝鸡申新第四纺织厂，车间里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纺纱织布，突然，天空中出现36架日军的轰炸机，像一片黑乌鸦一般扑来，一枚枚炸弹、燃烧弹呼啸而下，爆炸声震耳欲聋。接着第二批、第三批飞机轮番而至，地面顷刻间燃成一片火海。敌机的这次袭击轰炸，使纱厂地面上建筑物和其他财产受损严重，但安置在窑洞车间里的主要设备安然无恙。

　　申四宝鸡厂是1938年9月从汉口内迁而来的。工厂在内迁途中的损失极其严重，有一部分机器装上火车计划北上，却因为信阳失守又不得不折返武汉，孰料在途中竟被日军掠走。1939年4月，在荣德生女婿李国伟主持下，利用内迁设备筹建新厂，同年8月建成投产。为了抵御日机轰炸，李国伟组织工人建造窑洞车间55.4万立方米。当初考察地形后，李国伟就萌生了仿照陕北民居开山挖洞、建筑地下工厂的想法。那年10月，西安大华纱厂遭遇日本轰炸，纱机全毁，更坚定了李国伟建筑窑洞工厂的决心。

　　开挖窑洞并不简单，工程进展缓慢，李国伟忧心如焚。在一次厂务会议上，李国伟要求大家尽快完成建厂任务，并慷慨陈词：“在这紧急时刻，多一分生产，就多一分国力”。“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居民，均有赖吾等接济。所以我们应从速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1]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1年2月，窑洞工厂全部竣工。全厂共有窑洞24个，全长3里半，面积达到5000多平方米，安装了2万纱锭，安置清花、梳棉等4个工段，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地下车间。 经李国伟精心布局，工厂两次成功抗避日机突袭轰炸，创出了战地生产的奇迹。1941年5月22日，申四宝鸡厂第二次遭遇日机轰炸，8架敌机列队进入上空，盘旋多次后，投下了40多枚炸弹，炸毁房屋20多间，堆积在屋外的面粉机被炸毁，上千斤的棉花被烧成灰烬，原动部和电机、锅炉，窑洞车间和纺纱机器都完好无损。

　　自申四纱厂投运之后，宝鸡福新五厂也于1941年10月建成开工，日产面粉2000包。1942年3月27日，申四布场开工，首批开出140台。后陆续开机，至1943年8月共开出布机322台。同年，染厂也开工，因无后处理设备，只能解决自用色布的需要。

　　到宝鸡申新四厂参观的人络绎不绝。1942年11月，英国议会访华团来到宝鸡申新四厂，不由惊叹于一片荒凉中创造出的战时奇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为此传令嘉奖申新，称申新“厂内整洁，组织健全，对于员工福利尤能符合功令，足证该经理李国伟管理有方，勤劳服务……”[2]1944年5月，20多名中外记者前往陕北延安采访敌后抗战，路途之中到宝鸡考察了申新厂，“窑洞工厂”的厂容厂貌、生产管理等给这些记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45年11月，河南大学经济系学生来厂参观，称赞申新“管理极合科学，组织尤称完善”。[3]

　　1943年下半年，从美国归来的作家林语堂遍访大后方，来到宝鸡探访了申新四厂。他在演讲中赞许“窑洞工厂”生产的纺织品质量好，由此做的中式衣服保暖、舒适、简便，以后外国人也许不穿西服改穿中式服装了。后来，林语堂在美国发表了《枕戈待旦》一文，文章特别介绍这里的窑洞工场，并称“这是我所见到的中国抗战期间最伟大的奇迹之一，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窑洞车间以及纺纱车间(下左)、梳棉车间(下右)内景

　　申四、福五系在西南扩张发展

　　由于战争造成交通阻隔，物资内运困难，内地物资价格不断上涨。申四所产棉纱呈现供不应求之势，即使价格不断上涨，也总有客户排队求购，工厂因此大获其利。账表资料显示：1939至1945年，申四重庆厂的盈利约合战前法币325万元，盈利率高达70%，而如果将暗账盈利额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两个数字则可分别达到934万元法币和161%。企业获利的充实，让李国伟对外扩张有了坚实的后盾。从此，他追求实业的步伐“一发而不可收”。

　　1940年7月间，李国伟在成都市区设立办事处，作为重庆、宝鸡两厂的中转站。一次，李国伟在成都郊区躲避空袭警报，见到田间小麦粒子饱满，皮薄劲大，又调查到成都只有一家日产仅400包的面粉厂。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其间的商机，立即在成都东门外沙河堡大观堰购进15亩土地，创设成都建成机制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法币100万元，分作1000股，对外募资。1941年8月，成都建成面粉厂开机出粉。限于当地电力不足，实际只产粉500包。但由于原料好，技术精，所产面粉粉色和经丝俱佳，很受民众欢迎，于是他又决定扩产。据重庆总公司1945年初的档案记载：“建成面粉公司创立之初，每日生产五百袋左右。1943年增添设备，故目下生产能力达到一千袋左右，成为成都各粉厂之最大者。”[4]

　　在成都面粉厂出粉的同时，在三瓦窑的成都纱厂又正式动工兴建，到年底开机出纱。共有纱锭5072枚，布机36台，由陕西、重庆两厂疏散而来。所产纱布销售于成都及邛崃、雅安等地。

　　到了1942年初，李国伟将福五宝鸡厂未安装的粉机迁往天水设厂，秋末开工，日出粉750包。

　　后方工厂的扩大，均需要大批设备和配件。1940年5月，李国伟邀请其留学归国的堂弟李统劼赴宝鸡创办铁工厂。李统劼系北京大学采冶工程科毕业，在美国学习过钢铁和水泥制造工艺，回国后任山东大学工科教授，津浦和湘桂铁路工程师。李统劼到宝鸡后，利用10台旧工作母机，在一年中自制各式车床、刨床、钻床等大小机器102台，开始制造环锭大牵伸细纺机，以及配套的前后纺机器。1941年，申四又接办了内迁重庆的公益铁工厂，改组为公益纺织面粉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同样从事纺织面粉机器制造。李国伟说：“鉴于抗战以还，纺织面粉工业大部沦于战区，内迁者只及战前十分之一二，不敷后方生产需要甚大，并以国际路线运输困难，不能仰给国外机器之输入。目前衣食工业之求过于供，尤以制造纺织面粉机器、积极增加生产为当务之急，故发起组织纺织面粉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实行设厂自造。”[5]1944年，李国伟将该厂售与新中公司经营，留下1/4的机器设备，仍归入申四重庆厂机修部，继续开展机器的修造业务。

　　鉴于宝鸡申新厂废花无销路，李国伟在1942年发起创办宝鸡宏文机器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厂址在宝鸡斗鸡台车站南面，占地80亩，和申四宝鸡厂一轨之隔。1943年秋，宏文机器造纸厂开始土建，至第二年4月正式开机，日产各种纸张2吨。此后，不断增加设备，1945年时生产能力达到5吨，出品的纸为白报纸、牛皮纸、打字纸、书面纸等。当时纸张极为缺乏，因此销路畅旺，西安、宝鸡、天水、兰州各地日报，都用一色的宏文纸。李国伟在当时给章剑慧的信中得意地说：“我厂之机完密新颖，可在后方列入第一等，因迁入者大部分杂凑班底，不如我之一气呵成，而产量可居后方之第五位。”[6]

　　为了解决宝鸡厂发电机用煤问题，李国伟于1940年6月聘请矿业专家到陕北白水县勘得上好的煤源。1943年，由申四垫款，组织宝兴煤矿公司，先后采得上等半烟煤3000余吨，但由于运输困难，最终于1944年停工。

　　1944年，李国伟在宏文厂旁空地上，建设宝鸡陶瓷厂，动用当地的粘土，就地取材，造成各种陶瓷制品数十种。

　　原材料供应充足与否，历来是工厂发展的“命脉”所在。申四、福五以宝鸡为中心，在陕西、四川、湖南、甘肃等省先后设庄数十处，还将办事处设在西安、兰州和成都等有商埠的城市。李国伟利用这些机构“织”起了一张传递市场信息的网络，藉以了解各地货源质量优劣、价格和数量，选择最佳时机进行采购和销售。

　　抗战时期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交通十分落后，如火车、汽车、船等有限的主要交通工具还经常被军队征用，交通成了很多工厂必须面对的问题。1941年，申四、福五两厂成立交通运输大队，自备卡车40辆，奔驰在川陕、陕甘、渝蓉、川黔、陕豫公路上;自置骡马大车数十辆，来往于城市与乡间的小道上;还雇有十艘木船，往返于嘉陵江上。这样一来，一个水陆兼备的交通运输网络就形成了。

　　申四、福五内迁后，在重庆、成都、宝鸡、天水等地次第设立分厂，不断对外扩张，形成了一个地跨三省(四川、陕西、甘肃)五市镇(重庆、成都、宝鸡、天水、白水)，拥有11个工厂的企业群。1941年6月1日，李国伟在宝鸡成立总管理处。到了1943年1月，李国伟又对总管理处机构进行了具体化，订立了组织大纲，下设总务、计核、业务、设计、运输五组，统辖申四、福五、建成、公益、宝兴五公司。1944年，宝兴煤矿停歇后，改辖宏文。李国伟坐镇后方，牢牢掌握着荣家内迁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在抗战中自成体系，不断发展壮大。身为荣氏后起之秀的李国伟，在烽火硝烟间惨淡经营、拮据捋荼，建功立业，其气魄、其作为，毫不逊色于当年的荣氏兄弟。

　　包括申四、福五在内的武汉工矿企业内迁，是抗战初期沿海工业内迁运动的继续。至1940年底，历时三年多的中国工业史上的规模宏伟的大迁徙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内迁的工厂达1500余家，工人10万多人。”这些工厂迁入川、滇、黔、陕等大后方，加上百万民众内迁，是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一次战略性大转移。作为亲历者，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最早将此次工厂内迁，比作1940年5月英国面对德军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他充满感情地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允利公司迁川后复活勃兴

　　1942年元旦，在大后方的陪都重庆， “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隆重开幕了。参加这次展出的厂矿共有200多家，产品遍及各行各业。在15天的展览期间，有超过12万的民众前来参观，盛况空前。国民党军政要员林森、冯玉祥、居正、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共产党驻渝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各国驻华大使以及各界知名人士都前往参观，交口称赞，并题词勉励。重庆各报也纷纷以大量篇幅介绍展览会盛况并发表评论。《新华日报》在社论中强调指出：“这个出品展览会就是厂家和职员工人四年来奋斗的成果，就是他们用血汗滋培出来的好花。”

　　事后，国民政府经济部举行了专门的表彰大会。在获奖的工厂中，就有锡商薛明剑所创办的允利万县、白沙两面粉厂及重庆机器厂。

　　薛明剑，抗战前一直是“东家”荣德生身边少有的智囊和助手。精力过人的薛明剑，除了服务申新三厂外，自己也亲身参与创办实业，最为有名的即是允利化工公司。1927年，薛明剑在荣德生的支持下，在申新三厂内集资8000元，在陆道不便但水路距申新很近的大帝巷创办无锡第一石灰厂，以现代方法煅烧石灰，每月产灰三四万担，兼产砖瓦、纸筋、麻筋、草纸等建筑材料。1932年10月，向政府注册立案定名为允利化学工业公司，并向德国订购机器，开始生产碳酸钙、碳酸镁等产品，成为国内第一家碳酸钙厂，也是无锡市最早的化工企业之一。

　　淞沪会战爆发后，薛明剑应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将军之邀，担任无锡办事处处长，负责为参战的中国军队征募十万套棉衣、棉裤和粮草，接待从前线转运下来的伤病员。直到11月19日，无锡沦陷在即，薛明剑才带上家人与同仁往大后方撤退。战争给薛明剑以及他所服务的申新三厂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但同时他的命运因战争而改变，一条崭新的“自我创业”之路在他面前逐渐展开。

　　战事伊始，江浙人士蜂拥入川，对当地麻辣的饮食口味自然不习惯。薛明剑就与中央工业试验所的无锡老乡顾毓瑔、顾毓珍昆仲创办了同心酿造厂，制造南方口味调料，以供应入川的江浙人。到了1939年9月，家乡流亡四川的人越来越多，薛明剑以有利抗战和容纳江浙人士为宗旨，集资10万余元，恢复允利公司，并亲任总经理，派人到无锡、上海一带抢购物资、招揽技术人员。允利公司的资金来源，一则为由沪迁港的保安公司的股本分红，二则为冯玉祥以及部分同乡和四川省实业家的赞助，此外还得到了国民政府经济部门的赞助。

　　同一年秋，薛明剑又在至诚巷创办允利重庆化工厂，在南岸野猫溪设立允利重庆碾米厂，在雅安创设允利雅安化工厂，利用本地资源生产肥皂。其中允利碾米厂是该地区首家机器碾米厂。

　　1940年，在奉节设立允利铁工厂，锻炼生铁及制造铁钉，在江北设立允利第二碾米厂，在万县设立碾米厂、面粉厂。其中万县面粉厂的创办，可谓一波三折。先拟利用白水溪溪水为动力，但由于水源大小不易调节，以致困难重重，无法投产。后迁至大桥溪，并改用电力，又因电力不敷供应，改用煤气引擎，直至1943年才正常出粉。

　　1941年，设立长寿米厂，在弹子石设立第三碾米厂，在江津设立白沙面粉厂，在高塘利用水力设立允利纺织厂，还在野猫溪创办允利第一机器厂，为内地新创的工厂制造整套面粉机器，效能与欧美进口机器无异。

　　1942年，在野猫溪设立允利第二机器厂，制造大小各式自动铁锤，由各机厂及各兵工厂采用;迁建万县面粉厂;设允利第三机器厂，以自动汽锤煅铁;创办允利机器模型制造厂，批量生产车床、龙门刨等母机，向大后方各工厂提供设备。还发起组织面粉工程服务社，为新建面粉厂提供计划、采购、安装、改造、咨询、介绍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等各种帮助。

　　1943年，设立允利营造厂，在涪陵设立碾米面粉厂。还创办中国面粉技术管理人员训练所，亲任所长，培养制造面粉专业人才。到1945年前后共招收三期学生，每期训练时间为一年。

　　至1943年，允字号共有化学、机器制造、面粉、碾米等工厂20家，遍布重庆、长寿、涪陵、万县、奉节、江津、白沙、北碚以及西康、昆明等地。资本也从10万元增长到100万元——这仅是总公司的集资，不包括各厂自筹股本在内。

　　就组织形式而言，允字号企业一概采取母子公司，即“投资公司”形式，下分面粉业总管理处、碾米业总管理处、棉铁业总管理处、无锡工厂保管处、合办工厂管理处和会计稽核处等六个机构，各管理处分别管理各子公司。薛明剑有感于“私人资本有流弊”，故而“招集体基金作股份”，职员及多数工人均有股份，每个厂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总公司的投资多者五成，少的只占一成。“每一单位由公司投资若干(二分之一左右)外，余由各厂实际负责的经理、厂长以迄职工，分认一半;还有几处，限定职工都须投资，几如合作社。凡加入工作即须投资，惟可分期缴纳，也可在每月应得的工资内扣除。”[7]

　　这种模式，薛明剑称之为“职工合资方式”，即“由多方面的经营方式联合成为一个企业的方式”。实行这种模式，在薛明剑看来，主旨在于“养成主管能力、合作精神”，“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利权”，“实践会计独立、事业统一”。

　　薛明剑曾写有一篇《允利义解》(代厂训)，对这种“招集体基金作股份”的经营模式作了阐述：允者，诚实与诚信之谓也。《书》载“惟明克允”，《诗》曰 “允矣君子”，是也。又作公平与允当解，《后汉书》有“案法平允”，即是也。利者，宜也，顺利也。《易》载“利有攸往”，《晋书》曰“风利不得泊也”。又作益及富饶解，《易》有“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国策》云“西有巴蜀汉中之利”，皆是也。质言之，本公司各工厂之创设，即本此而进行，愿将各种利益公之天下，而本厂即与有利焉。此又英哲亚丹史密司所谓“两利为利”也。凡我各厂办事同仁，皆本斯旨，认为为大众谋福利，与普通经营实业者仅谋资方个别利益，盖有间矣。特作《允利义解》，以代厂训，幸共勉焉。《允利义解》不仅表达了薛明剑的实业思想，也反映了一位改良主义者的人生理想。

　　薛明剑和他的搭档们所办的都是不起眼的小工厂、小作坊和小企业，产出的也大多是小商品和米、面等日用品，却在战时陪都重庆起了很好的民生效果，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双双首肯。

　　中国西部地区近代工业十分薄弱，更无近代工业体系可言。内迁工厂给西部工业的发展以巨大推动力，不但结束了“西南及西北几无现代工业可言”的历史，而且给内地发展工业提供了技术力量和部分设备，推动了后方工业的发展。随着工厂的内迁，大批企业家、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技工汇集到了大后方，为西部地区带去了与当地经济形态本质不同的整个工业生产方式。正是这种进步的生产方式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战时后方工业的建立、为战后内地工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抗战期间锡商企业的内迁与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中国内地的工业化进程的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1][2][3]萧尹：《宝鸡申新纺织厂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87、86页。

　　[4][5][6]《荣氏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7、203、222页。

　　[7]薛明剑：《我参加工业生产的回忆》，《薛明剑文集》上册，第538-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