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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工业的大迁徙中 ——抗战期间锡商企业内迁与发展纪实
来源: 档案与建设 文/沈云福   2023-06-28 10:45:00

  全面抗战中民族企业的内迁,被后人喻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翻阅内迁史料,一大批无锡工商人士及其企业员工曾在战火下拆迁企业,备尝艰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上演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剧,有效实现了区域工业化的空间传动。成功内迁的锡商企业又成为了西部开发的先驱,在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经济奇迹,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锡商企业曲折西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发重兵大举南下,并谋划从海上进攻上海。面对急剧转变的形势,一些爱国人士纷纷向当局呼吁将沿海地区工业企业迁往内地,以避免日军的掠夺,并为抗战积聚力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无锡籍人士钱昌照向蒋介石提出动员内迁的条陈,要求由政府主持拆迁上海和沿海各省的主要民营工厂,转移到后方从事生产。7月24日,由钱昌照召集实业、财政、经济、交通、铁道等部,统筹资源,筹划内迁。一场气势如虹的民族工业的大迁徙由此拉开帷幕。

  大中华橡胶厂的内迁,可以说是沪上企业西迁的一个缩影。全面抗战前夕,在上海的大中华橡胶厂已是民族橡胶工业的龙头老大,其注册资本额300万元,远远超出当时全国其余30余家橡胶工业企业的总和。大中华橡胶厂总经理、江阴籍人士薛福基积极组织内迁,一面部署机器设备的拆迁装运,一面疏散员工。就在他四处奔忙的时候,中日空战的一颗炸弹击中他的座车,薛福基不幸罹难,血洒上海滩。此后,在顾炳臣、沈锦春的带领下,大中华的部分设备及原材料分装四艘木船,踏上了内迁的历程。一路上,木船不仅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而且屡经国军溃兵的骚扰劫掠。结果三艘船在巢湖裕溪口沉没,仅有一艘船抵达汉口。以后又转运长沙,最后在云南昆明黑龙潭开办了制造汽车轮胎的橡胶厂。为发展生产,大中华内迁厂订购机械设备,调运原材料,经越南转运云南。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设备、物资抢运不及,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加上滇缅、滇越公路被日军切断,云南橡胶厂最终归于夭折。不过,其技术人员在后方企业仍发挥了作用。

  在中日双方激战之际,工矿调整委员会与江苏省政府迅速拟定了省内28家工厂为迁移对象。在无锡,纺织业的申新三厂、庆丰、丽新、广勤、豫康、协新、赓豫,针织业的中华针织厂,缫丝业的华新、永泰,造纸业的利用造纸,机器制造业的公益铁工厂、公艺机器厂、广勤机器厂、震旦机器厂被列为内迁对象。后因战事的急转直下,工厂内迁计划多数未及实施或中途夭折。无锡公益铁工厂、震旦机器厂、合众铁工厂等几家机械企业则实现了内迁。

  荣家的公益铁工厂,抗战全面爆发前有各种车、刨、钻床100余台,发展成为“有制造母机百余部”,“每日能出新式布机八台”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机器制造厂。战争开始,公益厂主要用于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工产品。上海沦陷后,该厂仓促内迁,将70余吨轻型机器拆卸后装船西运,途中复遭日机轰炸,不少物资散落,最终到达重庆的只有一小部分工作母机、几十名工人及技术人员。1938年6月,该厂在重庆菜园坝租地建厂,定名复兴铁工厂,以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工产品为主。

  震旦机器铁工厂是民国时期我国消防器材生产的支柱工厂。战争爆发后,厂主薛震祥将全厂设备分装五艘船只,计划通过长江水运将无锡工厂设备拆运重庆。不料,船到南京浦口附近遭遇日本飞机轰炸,两艘被炸沉,其余三艘到第二年才抵达重庆。到达重庆后,在上庆寺设厂恢复灭火器和手抬式、拖曳式消防泵的生产,并开发研制消防水带。

  在工厂内迁的洪流中,谈家骏的无锡合众铁工厂进展比较顺利。连工人、家属带设备分装六辆卡车,由无锡北上,辗转到达南京,再从南京乘船,溯长江而上,至湖南岳阳上岸,再经长沙到湘潭金凤庙,建厂生产。随着战事变化,又先后转至广西全州,以生产汽车零件和部分兵器为主,取名陆军第五军修造厂。1940年以后,原合众铁工厂的人员、设备,逐渐脱离第五军修造厂,先后在衡阳创办立达机器厂,生产造纸机械及龙门刨、牛头刨等机床,在桂林、重庆建立循规机器厂,生产汽车活塞环等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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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创立中国第一号注册商标

  宝鸡“窑洞纱厂”创出奇迹

  1940年8月31日上午10时,陕西宝鸡申新第四纺织厂,车间里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纺纱织布,突然,天空中出现36架日军的轰炸机,像一片黑乌鸦一般扑来,一枚枚炸弹、燃烧弹呼啸而下,爆炸声震耳欲聋。接着第二批、第三批飞机轮番而至,地面顷刻间燃成一片火海。敌机的这次袭击轰炸,使纱厂地面上建筑物和其他财产受损严重,但安置在窑洞车间里的主要设备安然无恙。

  申四宝鸡厂是1938年9月从汉口内迁而来的。工厂在内迁途中的损失极其严重,有一部分机器装上火车计划北上,却因为信阳失守又不得不折返武汉,孰料在途中竟被日军掠走。1939年4月,在荣德生女婿李国伟主持下,利用内迁设备筹建新厂,同年8月建成投产。为了抵御日机轰炸,李国伟组织工人建造窑洞车间55.4万立方米。当初考察地形后,李国伟就萌生了仿照陕北民居开山挖洞、建筑地下工厂的想法。那年10月,西安大华纱厂遭遇日本轰炸,纱机全毁,更坚定了李国伟建筑窑洞工厂的决心。

  开挖窑洞并不简单,工程进展缓慢,李国伟忧心如焚。在一次厂务会议上,李国伟要求大家尽快完成建厂任务,并慷慨陈词:“在这紧急时刻,多一分生产,就多一分国力”。“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居民,均有赖吾等接济。所以我们应从速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1]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1年2月,窑洞工厂全部竣工。全厂共有窑洞24个,全长3里半,面积达到5000多平方米,安装了2万纱锭,安置清花、梳棉等4个工段,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地下车间。 经李国伟精心布局,工厂两次成功抗避日机突袭轰炸,创出了战地生产的奇迹。1941年5月22日,申四宝鸡厂第二次遭遇日机轰炸,8架敌机列队进入上空,盘旋多次后,投下了40多枚炸弹,炸毁房屋20多间,堆积在屋外的面粉机被炸毁,上千斤的棉花被烧成灰烬,原动部和电机、锅炉,窑洞车间和纺纱机器都完好无损。

  自申四纱厂投运之后,宝鸡福新五厂也于1941年10月建成开工,日产面粉2000包。1942年3月27日,申四布场开工,首批开出140台。后陆续开机,至1943年8月共开出布机322台。同年,染厂也开工,因无后处理设备,只能解决自用色布的需要。

  到宝鸡申新四厂参观的人络绎不绝。1942年11月,英国议会访华团来到宝鸡申新四厂,不由惊叹于一片荒凉中创造出的战时奇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为此传令嘉奖申新,称申新“厂内整洁,组织健全,对于员工福利尤能符合功令,足证该经理李国伟管理有方,勤劳服务……”[2]1944年5月,20多名中外记者前往陕北延安采访敌后抗战,路途之中到宝鸡考察了申新厂,“窑洞工厂”的厂容厂貌、生产管理等给这些记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45年11月,河南大学经济系学生来厂参观,称赞申新“管理极合科学,组织尤称完善”。[3]

  1943年下半年,从美国归来的作家林语堂遍访大后方,来到宝鸡探访了申新四厂。他在演讲中赞许“窑洞工厂”生产的纺织品质量好,由此做的中式衣服保暖、舒适、简便,以后外国人也许不穿西服改穿中式服装了。后来,林语堂在美国发表了《枕戈待旦》一文,文章特别介绍这里的窑洞工场,并称“这是我所见到的中国抗战期间最伟大的奇迹之一,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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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车间以及纺纱车间(下左)、梳棉车间(下右)内景

  申四、福五系在西南扩张发展

  由于战争造成交通阻隔,物资内运困难,内地物资价格不断上涨。申四所产棉纱呈现供不应求之势,即使价格不断上涨,也总有客户排队求购,工厂因此大获其利。账表资料显示:1939至1945年,申四重庆厂的盈利约合战前法币325万元,盈利率高达70%,而如果将暗账盈利额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两个数字则可分别达到934万元法币和161%。企业获利的充实,让李国伟对外扩张有了坚实的后盾。从此,他追求实业的步伐“一发而不可收”。

  1940年7月间,李国伟在成都市区设立办事处,作为重庆、宝鸡两厂的中转站。一次,李国伟在成都郊区躲避空袭警报,见到田间小麦粒子饱满,皮薄劲大,又调查到成都只有一家日产仅400包的面粉厂。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其间的商机,立即在成都东门外沙河堡大观堰购进15亩土地,创设成都建成机制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法币100万元,分作1000股,对外募资。1941年8月,成都建成面粉厂开机出粉。限于当地电力不足,实际只产粉500包。但由于原料好,技术精,所产面粉粉色和经丝俱佳,很受民众欢迎,于是他又决定扩产。据重庆总公司1945年初的档案记载:“建成面粉公司创立之初,每日生产五百袋左右。1943年增添设备,故目下生产能力达到一千袋左右,成为成都各粉厂之最大者。”[4]

  在成都面粉厂出粉的同时,在三瓦窑的成都纱厂又正式动工兴建,到年底开机出纱。共有纱锭5072枚,布机36台,由陕西、重庆两厂疏散而来。所产纱布销售于成都及邛崃、雅安等地。

  到了1942年初,李国伟将福五宝鸡厂未安装的粉机迁往天水设厂,秋末开工,日出粉750包。

  后方工厂的扩大,均需要大批设备和配件。1940年5月,李国伟邀请其留学归国的堂弟李统劼赴宝鸡创办铁工厂。李统劼系北京大学采冶工程科毕业,在美国学习过钢铁和水泥制造工艺,回国后任山东大学工科教授,津浦和湘桂铁路工程师。李统劼到宝鸡后,利用10台旧工作母机,在一年中自制各式车床、刨床、钻床等大小机器102台,开始制造环锭大牵伸细纺机,以及配套的前后纺机器。1941年,申四又接办了内迁重庆的公益铁工厂,改组为公益纺织面粉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同样从事纺织面粉机器制造。李国伟说:“鉴于抗战以还,纺织面粉工业大部沦于战区,内迁者只及战前十分之一二,不敷后方生产需要甚大,并以国际路线运输困难,不能仰给国外机器之输入。目前衣食工业之求过于供,尤以制造纺织面粉机器、积极增加生产为当务之急,故发起组织纺织面粉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实行设厂自造。”[5]1944年,李国伟将该厂售与新中公司经营,留下1/4的机器设备,仍归入申四重庆厂机修部,继续开展机器的修造业务。

  鉴于宝鸡申新厂废花无销路,李国伟在1942年发起创办宝鸡宏文机器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厂址在宝鸡斗鸡台车站南面,占地80亩,和申四宝鸡厂一轨之隔。1943年秋,宏文机器造纸厂开始土建,至第二年4月正式开机,日产各种纸张2吨。此后,不断增加设备,1945年时生产能力达到5吨,出品的纸为白报纸、牛皮纸、打字纸、书面纸等。当时纸张极为缺乏,因此销路畅旺,西安、宝鸡、天水、兰州各地日报,都用一色的宏文纸。李国伟在当时给章剑慧的信中得意地说:“我厂之机完密新颖,可在后方列入第一等,因迁入者大部分杂凑班底,不如我之一气呵成,而产量可居后方之第五位。”[6]

  为了解决宝鸡厂发电机用煤问题,李国伟于1940年6月聘请矿业专家到陕北白水县勘得上好的煤源。1943年,由申四垫款,组织宝兴煤矿公司,先后采得上等半烟煤3000余吨,但由于运输困难,最终于1944年停工。

  1944年,李国伟在宏文厂旁空地上,建设宝鸡陶瓷厂,动用当地的粘土,就地取材,造成各种陶瓷制品数十种。

  原材料供应充足与否,历来是工厂发展的“命脉”所在。申四、福五以宝鸡为中心,在陕西、四川、湖南、甘肃等省先后设庄数十处,还将办事处设在西安、兰州和成都等有商埠的城市。李国伟利用这些机构“织”起了一张传递市场信息的网络,藉以了解各地货源质量优劣、价格和数量,选择最佳时机进行采购和销售。

  抗战时期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交通十分落后,如火车、汽车、船等有限的主要交通工具还经常被军队征用,交通成了很多工厂必须面对的问题。1941年,申四、福五两厂成立交通运输大队,自备卡车40辆,奔驰在川陕、陕甘、渝蓉、川黔、陕豫公路上;自置骡马大车数十辆,来往于城市与乡间的小道上;还雇有十艘木船,往返于嘉陵江上。这样一来,一个水陆兼备的交通运输网络就形成了。

  申四、福五内迁后,在重庆、成都、宝鸡、天水等地次第设立分厂,不断对外扩张,形成了一个地跨三省(四川、陕西、甘肃)五市镇(重庆、成都、宝鸡、天水、白水),拥有11个工厂的企业群。1941年6月1日,李国伟在宝鸡成立总管理处。到了1943年1月,李国伟又对总管理处机构进行了具体化,订立了组织大纲,下设总务、计核、业务、设计、运输五组,统辖申四、福五、建成、公益、宝兴五公司。1944年,宝兴煤矿停歇后,改辖宏文。李国伟坐镇后方,牢牢掌握着荣家内迁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在抗战中自成体系,不断发展壮大。身为荣氏后起之秀的李国伟,在烽火硝烟间惨淡经营、拮据捋荼,建功立业,其气魄、其作为,毫不逊色于当年的荣氏兄弟。

  包括申四、福五在内的武汉工矿企业内迁,是抗战初期沿海工业内迁运动的继续。至1940年底,历时三年多的中国工业史上的规模宏伟的大迁徙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内迁的工厂达1500余家,工人10万多人。”这些工厂迁入川、滇、黔、陕等大后方,加上百万民众内迁,是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一次战略性大转移。作为亲历者,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最早将此次工厂内迁,比作1940年5月英国面对德军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他充满感情地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允利公司迁川后复活勃兴

  1942年元旦,在大后方的陪都重庆, “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隆重开幕了。参加这次展出的厂矿共有200多家,产品遍及各行各业。在15天的展览期间,有超过12万的民众前来参观,盛况空前。国民党军政要员林森、冯玉祥、居正、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共产党驻渝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各国驻华大使以及各界知名人士都前往参观,交口称赞,并题词勉励。重庆各报也纷纷以大量篇幅介绍展览会盛况并发表评论。《新华日报》在社论中强调指出:“这个出品展览会就是厂家和职员工人四年来奋斗的成果,就是他们用血汗滋培出来的好花。”

  事后,国民政府经济部举行了专门的表彰大会。在获奖的工厂中,就有锡商薛明剑所创办的允利万县、白沙两面粉厂及重庆机器厂。

  薛明剑,抗战前一直是“东家”荣德生身边少有的智囊和助手。精力过人的薛明剑,除了服务申新三厂外,自己也亲身参与创办实业,最为有名的即是允利化工公司。1927年,薛明剑在荣德生的支持下,在申新三厂内集资8000元,在陆道不便但水路距申新很近的大帝巷创办无锡第一石灰厂,以现代方法煅烧石灰,每月产灰三四万担,兼产砖瓦、纸筋、麻筋、草纸等建筑材料。1932年10月,向政府注册立案定名为允利化学工业公司,并向德国订购机器,开始生产碳酸钙、碳酸镁等产品,成为国内第一家碳酸钙厂,也是无锡市最早的化工企业之一。

  淞沪会战爆发后,薛明剑应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将军之邀,担任无锡办事处处长,负责为参战的中国军队征募十万套棉衣、棉裤和粮草,接待从前线转运下来的伤病员。直到11月19日,无锡沦陷在即,薛明剑才带上家人与同仁往大后方撤退。战争给薛明剑以及他所服务的申新三厂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但同时他的命运因战争而改变,一条崭新的“自我创业”之路在他面前逐渐展开。

  战事伊始,江浙人士蜂拥入川,对当地麻辣的饮食口味自然不习惯。薛明剑就与中央工业试验所的无锡老乡顾毓瑔、顾毓珍昆仲创办了同心酿造厂,制造南方口味调料,以供应入川的江浙人。到了1939年9月,家乡流亡四川的人越来越多,薛明剑以有利抗战和容纳江浙人士为宗旨,集资10万余元,恢复允利公司,并亲任总经理,派人到无锡、上海一带抢购物资、招揽技术人员。允利公司的资金来源,一则为由沪迁港的保安公司的股本分红,二则为冯玉祥以及部分同乡和四川省实业家的赞助,此外还得到了国民政府经济部门的赞助。

  同一年秋,薛明剑又在至诚巷创办允利重庆化工厂,在南岸野猫溪设立允利重庆碾米厂,在雅安创设允利雅安化工厂,利用本地资源生产肥皂。其中允利碾米厂是该地区首家机器碾米厂。

  1940年,在奉节设立允利铁工厂,锻炼生铁及制造铁钉,在江北设立允利第二碾米厂,在万县设立碾米厂、面粉厂。其中万县面粉厂的创办,可谓一波三折。先拟利用白水溪溪水为动力,但由于水源大小不易调节,以致困难重重,无法投产。后迁至大桥溪,并改用电力,又因电力不敷供应,改用煤气引擎,直至1943年才正常出粉。

  1941年,设立长寿米厂,在弹子石设立第三碾米厂,在江津设立白沙面粉厂,在高塘利用水力设立允利纺织厂,还在野猫溪创办允利第一机器厂,为内地新创的工厂制造整套面粉机器,效能与欧美进口机器无异。

  1942年,在野猫溪设立允利第二机器厂,制造大小各式自动铁锤,由各机厂及各兵工厂采用;迁建万县面粉厂;设允利第三机器厂,以自动汽锤煅铁;创办允利机器模型制造厂,批量生产车床、龙门刨等母机,向大后方各工厂提供设备。还发起组织面粉工程服务社,为新建面粉厂提供计划、采购、安装、改造、咨询、介绍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等各种帮助。

  1943年,设立允利营造厂,在涪陵设立碾米面粉厂。还创办中国面粉技术管理人员训练所,亲任所长,培养制造面粉专业人才。到1945年前后共招收三期学生,每期训练时间为一年。

  至1943年,允字号共有化学、机器制造、面粉、碾米等工厂20家,遍布重庆、长寿、涪陵、万县、奉节、江津、白沙、北碚以及西康、昆明等地。资本也从10万元增长到100万元——这仅是总公司的集资,不包括各厂自筹股本在内。

  就组织形式而言,允字号企业一概采取母子公司,即“投资公司”形式,下分面粉业总管理处、碾米业总管理处、棉铁业总管理处、无锡工厂保管处、合办工厂管理处和会计稽核处等六个机构,各管理处分别管理各子公司。薛明剑有感于“私人资本有流弊”,故而“招集体基金作股份”,职员及多数工人均有股份,每个厂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总公司的投资多者五成,少的只占一成。“每一单位由公司投资若干(二分之一左右)外,余由各厂实际负责的经理、厂长以迄职工,分认一半;还有几处,限定职工都须投资,几如合作社。凡加入工作即须投资,惟可分期缴纳,也可在每月应得的工资内扣除。”[7]

  这种模式,薛明剑称之为“职工合资方式”,即“由多方面的经营方式联合成为一个企业的方式”。实行这种模式,在薛明剑看来,主旨在于“养成主管能力、合作精神”,“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利权”,“实践会计独立、事业统一”。

  薛明剑曾写有一篇《允利义解》(代厂训),对这种“招集体基金作股份”的经营模式作了阐述:允者,诚实与诚信之谓也。《书》载“惟明克允”,《诗》曰 “允矣君子”,是也。又作公平与允当解,《后汉书》有“案法平允”,即是也。利者,宜也,顺利也。《易》载“利有攸往”,《晋书》曰“风利不得泊也”。又作益及富饶解,《易》有“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国策》云“西有巴蜀汉中之利”,皆是也。质言之,本公司各工厂之创设,即本此而进行,愿将各种利益公之天下,而本厂即与有利焉。此又英哲亚丹史密司所谓“两利为利”也。凡我各厂办事同仁,皆本斯旨,认为为大众谋福利,与普通经营实业者仅谋资方个别利益,盖有间矣。特作《允利义解》,以代厂训,幸共勉焉。《允利义解》不仅表达了薛明剑的实业思想,也反映了一位改良主义者的人生理想。

  薛明剑和他的搭档们所办的都是不起眼的小工厂、小作坊和小企业,产出的也大多是小商品和米、面等日用品,却在战时陪都重庆起了很好的民生效果,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双双首肯。

  中国西部地区近代工业十分薄弱,更无近代工业体系可言。内迁工厂给西部工业的发展以巨大推动力,不但结束了“西南及西北几无现代工业可言”的历史,而且给内地发展工业提供了技术力量和部分设备,推动了后方工业的发展。随着工厂的内迁,大批企业家、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技工汇集到了大后方,为西部地区带去了与当地经济形态本质不同的整个工业生产方式。正是这种进步的生产方式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战时后方工业的建立、为战后内地工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抗战期间锡商企业的内迁与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中国内地的工业化进程的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1][2][3]萧尹:《宝鸡申新纺织厂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87、86页。

  [4][5][6]《荣氏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7、203、222页。

  [7]薛明剑:《我参加工业生产的回忆》,《薛明剑文集》上册,第538-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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