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边区如何打赢经济战
来源：《文史天地》 文/王建瑛    2025-04-10 15:16:2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敌后根据地就是晋察冀边区。边区孤悬敌后，是持久抗战的前线堡垒，又是前线阵地。中共中央认为晋察冀边区工作堪称华北地区党的模范，北方局同样认为边区是华北模范根据地。边区的模范作用，同时体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中，二者同等重要。“政治的进步与退步，物质生产力的增长与衰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标准。所以经济战是战争中的重要部分，它与战争密切联系着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编)晋察冀边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军民齐心合力，与敌伪斗智斗勇，取得经济战的胜利，挫败了日本“以战养战”企图。

　　一、释放农业、工业、合作事业活力

　　战争意味着巨大消耗，在持久战下，人力物力的稳定支援才是胜利的保障。

　　边区建立后，吃是头等大事。然而，战前边区的农业发展呈现不平衡状况，受各地劳动力、自然禀赋等因素影响，产量相差较大，分配极不合理。以边区88个村庄调查的情况为例，人口“占2.3%的地主每户占地97亩”，人口“占47.45%的贫、雇农(每户)只有两亩半至七亩半左右”(《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编)。此外，农村先进生产工具悉数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绝大多数贫雇农在被实物地租、劳役地租、高利贷盘剥下，愈加贫困。更为严酷的是日寇制定了经济掠夺政策。例如，日本强制让“蒙疆居平汉线一带的农民，将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均种上棉花，替日本帝国主义生产原料。而日常必需品，甚至一部分食粮，都要依靠输入。商业买办阶级则从中操纵剥削”(同上)。粮食种植面积缩小，就得依赖从外部高价输入粮食，使沦陷区的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直接导致晋察冀边区的危机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改善广大农民经济和生活状况，农民则无法专注抗战。离开了农民，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村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就是土地问题。为巩固统一战线，改善人民生活，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1937年，边区提出“二五减租”“一分利息”。1938年2月，边区政府发布减租减息相关条例，1940年2月和1942年3月，边区政府两次对条例进行了修改。1943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和《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施行条例》。经过努力，边区实现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土地向贫苦农民转移。边区进一步制定政策和措施抓农业生产，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展劳动互助，大力救灾救荒。经过政策上的调整，农民的抗战热情被点燃，农会、民兵踊跃参战，出现了地雷战、地道战的奇迹。

晋察冀边区行军小米证

　　边区为打破生产生活上对敌占区的依赖，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决定自主生产必需工业品的替代产品。1941年，边区政府相继发布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奖励生产技术条例》《继续提高生产技术》《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奖励技术发明的指示信》。1942年3月2日，边区政府颁布了《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1945年4月28日，颁布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工业品自给的指示》。边区自力更生创建军事工业，通过公营厂矿的经营管理，利用矿业、手工业(纺织业、造纸业、榨油业及其他)恢复和发展民用工业。边区还通过举办劳动竞赛和工业产品展览会等形式，极大地支援了抗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中国地大物博，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但边区生产方式落后，农业手工业分散、弱小，不能有效组织起来，呈现一盘散沙的状况。要把决胜的可能变为必然，就必须有组织有计划性地推行合作事业。1939年5月和9月，边区先后发布组织推广合作事业的指示文件。1941年8月13日，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关于部队中合作社问题的训令》。1944年2月10日，颁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合作社工作的指示》，前后制定了一系列章程、条例。合作事业维护了商业秩序，有效激发了广大民众参与生产的积极性，极大程度上消灭了金融领域的传统剥削现象，使边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建立起敌人击不垮捣不烂的边区经济。

　　二、激发财政潜力

　　晋察冀边区建立之初，边区政府提出的财政总原则是：“抗战必须进行，经济必须向前发展。政府不能不向百姓征税，但必须公平合理，让穷人富人都能活下去，都满意，都能为抗战服务。”(《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编)边区也一以贯之地重视财政，提出“财政是战争的活力素”。“财政建设是比较下层的建筑，它比起唱歌文艺之类的上层建筑，在今天是重要得多!”(《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四编)“那么在坚持持久战的问题之下，财政建设的持久，有它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说，财政建设的成功，是抗战胜利的既定条件之一。在边区讲，财政建设的成功，会成为边区巩固与扩大的条件之一。”(同上)

　　然而，边区农民税赋不合理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生产资料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沉重的税赋都由百姓承担。辛亥革命后，军阀勾结大地主大资本家奴役百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百姓的处境并没有明显好转，仍然遭到盘剥。华北沦陷后，在日寇的掠夺下，百姓雪上加霜，再叠加地主的盘剥，经济面临崩溃。晋察冀边区改进财政政策，打破了不合理制度，减轻了人民负担，人们参加抗战的热情高涨。

晋察冀根据地农民扭着秧歌欢庆减租减息

　　面对紧迫的任务，边区政府在筹备期间决定先执行阎锡山的“县合理负担”政策，首要原因是边区的部门门类尚未配齐，动委会、救国会、自卫会等组织有着半公半社性质，有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可以快速解决经费紧张的问题。第二个原因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晋察冀边区属于第二战区序列，归阎锡山节制。县合理负担由县一级组织开展，采取自找时机、自拟办法、自行筹措的措施。虽然有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导致边区财政极为混乱。从收入角度看，一切开支都靠临时的合理负担，实时派款解决。当时的县合理负担，没有对征收比例做出相关制度规定。八路军地点不固定，可通过动委会随时筹措钱粮。在特别紧急时，军队亦可以合理负担的名义直接要粮要草，对象为少数富有地主，不向收入较低的农民征收。没有标准的筹款或“打汉奸”“借款”，成了变相打土豪，吓跑了很多地主，他们纷纷出逃;此外，好多征收的武装是杂牌军冒充的，支取随意、贪污和浪费的现象普遍，账面资金和仓库粮食捉襟见肘，财政处于无政府状态。县合理负担的施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苛捐杂税问题，解了边区的燃眉之急。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成立后，为制止县合理负担乱象，边区政府于同年3月开始停止过去的办法，采取“村合理负担”的新办法，并对村合理负担的收取做了严格的规定，纠正了之前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晋察冀边区村合理负担评议会简章》规定，除政府外，均停止直接征收，军费由政府统一筹集、统一发放。县以上各级政府费用由边区统一筹集、统一发放。但统收统支还不彻底，县政府还能派部分地方款，村财政尚不在统一之列。停止县合理负担，试行村合理负担，并依照合理负担原则，征收救国公债、救国公粮，制定工商税收细则。保留旧税中的合理税收，比如田赋，它是统一累进税之前，比较合理、可靠、大宗的税收。继续征收烟酒税、牌照税和印花税，但数量不大。新增出入口税，开始只收外货入口税，随后又增收土产出境税，实际上是关税性质。1940年恢复田房契税，1942年清理财政、公产。这个时期，公粮公草的征收和公债的募集是成功的。但其他税收推进不力，导致收入甚微。

　　随着村合理负担的广泛执行，问题也逐渐凸显。比如，存在统计困难、计算复杂、负担不公平、监督缺失等问题，部分村干部利己主义、本位主义占主导。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军持续“扫荡”边区的重压下，战事消耗加剧了村合理负担，地主大量逃亡，村政权遭落后分子把持，出现借机摊派、罚款、募捐的现象。

　　边区迫切需要更加完善、更加适应实际的财政政策。在全面总结合理负担的经验之后，于1940年8月颁布“双十纲领”，宣布边区实行统一累进税，废除田赋。当年11月和12月，相关办法和细则也公布出来。同时，为不脱离实际、不跑偏方向，边区还开展大量调研、宣传、动员以及专业人员培训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总结，1941年边区对旧的办法和细则进行完善。虽然还有很多局限，但是统一累进税符合新民主主义性质，在当时情况下是最好的政策。经过修改和完善，取得了良好效果，获得了广大老百姓的认可。统一累进税实施后，消除了盘剥转嫁风险，减轻了百姓负担，调节了群众内部利益，保护了地主等富裕阶层的财产，后期实现的减租减息，很好地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和情绪。实施统一累进税政策后，外逃的地主开始返乡。统一累进税的成功施行，为其他根据地提供了样板。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派出考察团，对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进行考察后，晋绥分局和晋冀鲁豫边区等地也着手推行统一累进税。

　　财政工作就是开源和节流两大问题。边区努力扩大税源，边区的财政支出主要在军费支出、行政经费支出、优抚支出、生产教育投资和社会救济等方面。通过实行预决算制度和行政财务规程，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这是一大奇迹。

晋察冀部队对刺比赛

　　三、用好商业、贸易、金融合力

　　边区以农业为主，工业薄弱，重要战略物资被敌伪控制。在敌人的封锁下，不得不依靠与敌占区的贸易来获得这些物资。但与此同时，日寇疯狂掠夺中国以补充其经济短板，对边区实行贸易管控，严禁战时物资进入边区。在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北方局的指导下，晋察冀边区制定了“对外统制，对内自由”的商贸政策。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指出，通过专门组织、设关卡、征税等形式，创制了统制贸易雏形。1938年4月，边区成立裕民公司，在组织上有了专门的贸易机关。5月，裕民公司承担边区所有进出口贸易的中转任务。8月，边区颁布了《统制对外贸易执行方案》，明确禁止交易日货。抗战相持阶段，边区对货物进出口管控更为严格。1940年8月，边区开始明确禁止必需品输出和奢侈品输入，鼓励非必需品输出与必需品输入。此后的政策措施对具体物资逐步细化。1941年12月21日，《边区关于粮食等八种物资运销紧急处置办法》更加细化禁止出口规定。1943年1月7日，边区政府颁布了《边区为发展禁止粮食资敌规定六项紧急措施》。

　　随着战事恶化和日寇“铁壁合围”，边区物资更趋紧张。裕民公司对内争利益，对外成绩平平，引发人们不满，不久裕民公司被撤销。为激发广大私人商业活力，边区首先从组织上实行优化，于1940年8月成立贸易管理局，指导贸易工作。1941年，贸易管理局还增加税务局职能。1943年，新成立的工商管理局行使工矿管理和贸易管理职能。直到1945年2月，边区自上而下地再次成立贸易管理局。这一系列的组织调整都对私人商业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郭洪涛在《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讲道：“在发展生产中，必须善于运用私人的资本，应当设法促进私人企业的发展，奖励私人的投资。我以为目前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应当保障私人经营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它的发展，因为这种积极发展现象对于我们并不可怕，而且是有利于现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的。”同时，边区商贸人才匮乏，不是有文化或者有满腔热忱就能干得好的，必须具有商业敏感性、驾驭市场的能力、掌握情报的能力，以及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商贸技巧等。“牙纪”就成为完成任务的首要选择。随后边区改变建立之初对牙纪的反对措施，采取多种措施克服对商人商业认识和行动上的偏差，包括推动各地建立集市管理委员会规范商人，建立商会，同时注重加强党对商会的领导。从而整合了资源，规范了行业标准，凝聚了民心，形成了抗战合力。在边区聚力发展商业贸易的同时，市面上出现走私紧俏战略物资、使用伪钞、贩运法币出境等诸多问题，大量流通杂钞、河北钞，这都是日寇通过金融工具暴力掠夺边区经济的恶劣行为。日寇通过伪政权先后成立伪联合准备银行、伪冀东银行等发行伪钞。针对这种没有准备金、没有信用担保、专门用于骗取物资的废纸，边区于1938年3月20日，开始发行边币，着手建立信用。1939年3月，发布《关于粉碎敌伪货币阴谋的指示》，禁止边区使用伪钞，号召把法币兑换为边币。1939年3月20日，边区发布《边委会为普遍设立银行办事处及代办所令》，成立边区银行，破坏敌人金融政策，维持边币价值，吸收法币、推行边币，稳定经济全局。边区的金融胜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较量才取得的。日寇遭到挫败后，采取破坏边币信用、将法币和杂钞贬值、严禁使用边币、统制大城市外汇、制造假边币、打击出口贸易等阴谋手段。边区开展了有力的对敌经济斗争，日伪的手段最后都归于失败。同时，边区银行加大货币发行力度，投入到作战支出，为工农商业发放贷款，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生产困难，为边区政府的有效运转提供了有力保障。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货币战是经济战的最高表现”。金融战的胜利，有效地保障了边区商贸金融安全，保障了边区民众经济生产与财产安全。

晋察冀边区银行旧址(山西五台县石咀村普济寺)

　　晋察冀边区经济斗争的胜利，离不开农业基础、工业支柱以及合作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的收支平衡，也离不开贸易及金融发挥的作用。晋察冀边区经过经济斗争的洗礼，不仅使边区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而且使经济进一步得到夯实，为华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4期，王建瑛，山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