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贵州西南垦殖公司
来源：《文史天地》2025年第12期 文/谭 桦   2025-12-31 14:32:43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持久战中，前方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以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顽强抵抗日寇入侵。作为战场后方的贵州省同样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华东主要产粮区相继沦陷，粮食主产区损失达40%，直接威胁军粮供应与民生稳定。沦陷区数以千万计人口被迫逃难西迁，后方省份人口暴增。国民政府亟须通过垦荒安置难民、防止社会动荡，提出将西南建成持久抗战大本营。当时，中国西部有相当数量的荒地，鼓励难民垦殖，不仅使难民参加生产赖以自存，对抗战也是很大的贡献。为此，国民政府设置垦务总局，制定《非常时期垦殖大纲》，确立由中央和各省垦殖机关共同组建国营和省营垦区，发动实业界、金融界和社会团体筹集资金，并规定了对开垦私荒的优待办法，组织内迁难民垦荒。垦荒的区域涉及川、陕、桂、黔、滇、甘等省。到1942年底，各省共成立百余个垦殖单位，新垦耕地300多万亩，安置难民近7万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南垦殖公司于1939年在贵州平坝成立，秉持垦荒报国精神，历经艰辛，在抗战后方发展农林产业，并坚持到抗战全面胜利。

　　一、刘厚：西南垦殖公司的创办者

　　西南垦殖公司的创办者刘厚，字大悲，1894年出生在四川纳溪，十六岁考入成都陆军学校。1913年，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国内有志青年从之者众，刘厚于当年底赴巴黎留学。课余他积极投身社会，为在巴黎工作的华工做翻译并帮助他们补习法文，还在“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统筹勤工俭学事宜（2004年，著名导演翟俊杰执导的电影《我的法兰西岁月》讲述了青年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影片中真实反映了刘厚接待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勤工俭学的经历）。

刘厚等人在平坝合影

　　刘厚留居法国20载，获得法国里昂大学理科硕士学位、巴黎大学理工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中国及越南樟科植物之分类及其分布》。由于刘厚积极参与中法两国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工作，曾接受法国政府颁予的骑士勋位荣誉。

西南垦殖公司自卫队

　　1933年，刘厚回国，就职于国民政府农业部，完成中国《森林法》修订的起草工作。1938年受时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之邀，任贵州省农业改进所森林系主任。来到贵州后深感当地“童山濯濯，荒土绵连，任其废置，殊为可惜”，于是联络当年留法同学、江南汽车公司董事长吴涿之，商议在贵州共同开垦荒地，并得到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的大力赞扬和资助，成立了西南垦殖公司。经过对清镇、平坝六七处荒地的比较，发现平坝蛮子洞一带尚有4000余亩土地未被利用，于是决定在此开展垦殖工作。1940年，公司在平坝开荒中偶然发掘出一块巨石，状若蹲狮，遂取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三人名中各一字，命名“江晖石”以为留念。

　　二、西南垦殖公司的创建

　　1939年4月1日西南垦殖公司正式启动，“忆开工之日，男男女女，浩浩荡荡，奔驰于荒林漫草中，披荆斩棘，开路修桥，甚是壮观，而四乡农民，老老少少，闻风来看热闹者，竟达四五百人之多……此时适值长沙大捷之后，国军虏获日本三八式步枪甚伙，我们以垦区防卫之需要，呈请发给三十枝备用，蒙军政部特予批准，已交由江南汽车公司代为运到，我们立即组织自卫队，背负三八快枪，整齐严肃，威名远扬，西南垦殖农场能安居乐业未受盗匪骚扰者，是皆此种军队骇阻之效果也”。（刘厚《西南垦殖与三老》）

　　1940年12月2日《贵州日报》报道，西南垦殖公司“倡导垦荒，注意振兴特别农业，即经济农作物，因为蛮子洞地带，为本省出产茶油中心区，其土质尤宜种油桐。故在公司所有之荒区内，辟有经济林区，以推广土产之油茶，及栽种输入之油桐为主，并附以胡桃、板栗等。油茶拟植两万株，散生于油桐林区内，油桐拟植二十万株，胡桃、板栗各两万株。食茶五千株，此外，另辟果园植果树三千六百株，竹园植竹五百株，苗圃内所播种子有桃、梨、杏、香樟、漆等十八种，三年内可育成各种树苗三十万株……至于农作物，已垦水田一百五十亩，旱田三百五十亩，除种水旱稻外，附种大豆、马铃薯、甘薯、美国烟草、芝麻等物”。

　　刘厚于抗战时期在贵州创办西南垦殖公司开垦荒野，这一创举得到中央、地方政府和媒体的赞扬。1941年8月21日和1944年4月18日，时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两次视察西南垦殖公司，他说：“西南垦殖公司属后方极有意义之生产事业，本人虽未投资参加，却异常关切，方才听刘经理报告公司业务，在短短的二十八个月当中，能有如许成就，非常佩慰，说到中国的垦殖事业，本人颇有几点感想：一、自抗战以来，一般拥有余资者，多数皆在求近功速效从事于投机事业之经营，即一般人之所谓发抗战财，其能牺牲一己利益，为国家地方谋开发富源，投资于比较长期之生产事业者属较少数。西南公司各股东，能看破此点，乐意投资于垦殖事业，此种精神，实可佩服。二、农业事业关系繁复。自中国历史上言之，在公的方面，除屯垦颇有成功者外，其余政府所经营之公垦事业，殆可谓全数失败；在私的方面，过去数十年前，本无所谓公司，其由私人合资经营者有成有败，则全视乎主持者是否得人，但综合言之，失败者仍占多数，即成功者其利益亦大都非原来股东得享受。故吾国垦殖事业之成功，盖全仗吾先民之个人经营。盖农垦事业，利润微薄，且收效往往在三五数年之后。个人经营多不计岁月，复不辞劳苦，孜孜不倦，但求于事有济，遂能克服一切困难，达其最终之目的。吾国边远省区，如云贵四川一带之开发，尤赖有此种艰苦卓绝之个人经营，用能披荆斩棘，获有今日之阡陌相连富庶现象……”

　　同年8月22日，《中央日报》就贵州的垦殖事业发表社论：“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否定了贵州‘穷’的观念，谈到贵州，过去大家都认为是‘穷’省份，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不仅抗战前已深刻人心，就是现在未到过贵州的人恐尚作如是想。可是经过抗战四年余来，政府及人民的悉心经营，投资开发，证明了贵州并不穷。不但不穷，而且证明过去之所以被称为‘穷’，完全是‘人谋不臧’，而非天独薄于贵州。”

　　三、抗战后方垦荒报国的典范

　　西南垦殖公司在平坝的垦荒事业，为抗战时期的贵州乃至整个抗战后方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刘厚成功将西方农学本土化，体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知识救国的实践理性，是抗战时期民间科技力量参与国家建设的缩影。正如《中央日报》社论中所指出的：我们认为，只要西南垦殖公司及模范农村的主持人，能够努力奋发，则今日经营的公私农垦事业，一定得到稀有的成功，而为贵州的农垦事业奠下百年基础。

西南垦殖公司牛舍

　　1944年，刘厚五十周岁，他将农场员工送的生日礼金用来打造“垦荒报国”石碑一座。据刘厚记载：“癸未十月，余五十初度，农场全体员工，醵金为寿，固辞不获，爰请移金易石，树一大碑。记载本公司成立经过，暨倡办人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三公之赞助，省主席吴公之督导，中央及省县各界士友维护之热烈，以及四年以来，在场沐风栉雨，披荆斩棘，同心同德，与余共尝艰难、挥汗报国的全体工作同志之芳名，一一刻于碑上，以告来者，而存纪为念。”

　　经过几年的艰难开垦，西南垦殖公司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1944年4月30日《中央日报》报道《黔垦殖成绩卓著——夏云乡一片荒地已成沃壤》：“不久以前夏云乡是渺无人烟的，这数十万亩土地，四周奇峰重叠，中间地势平洼，八十年前，这里曾是民户众多，产业繁盛，但是后来盗匪出没，民不聊生。导致土地荒芜，狐兔纵横，直至民国二十年前，这数百里土地内，还是没有一椽茅屋，一个居民，旅人经此，须结队而过，大好的土地，任令废弃，实在可惜。二十八年有几位农业专门人才，毅然决然的来此垦荒，这里才萌发了新的生机。”

　　平坝是贵州汉苗混居地区，当年西南垦殖公司选址在此，就非常重视与当地民众的交往。从现存的照片史料可以看出，公司录用少数民族员工，鼓励汉族员工与苗族女孩结婚组建家庭。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地方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1946年初，时任贵州省主席杨森到西南垦殖公司视察时，曾称赞此举，专门看望农场员工与当地苗族妇女组建的家庭并发放慰问金。

　　平坝地方人士感念刘厚造福地方的盛举，遂提议将原“蛮子洞”改名“大悲洞”，地方贤达、前清秀才杨筱培先生撰《大悲洞记》，众乡绅勒石以记。

　　1943年，刘厚留法的同学、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及夫人廖静文等到平坝西南垦殖公司参观并留下题词。

　　《贵州日报》1944年5月5日报道：“垦殖事业，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主要的原因，西南垦殖公司所在地，海拔一千一百公尺，土壤不丰，水利不修，期所以收效的原因，厥靠人和一端，刘大悲君实留法二十年的洋博士，他是一位实际的农业专家，他能胼手胝足，餐风宿露，躲在荒山榛林之中，甘心情愿做一个无名的垦殖豪杰，这是他了不起之处，蛮子洞现已改名为大悲洞，我们祝愿刘大悲的事业前途无量，更希望贵州有无数的刘大悲，来开发贵州地面的宝藏。”

刘厚先生离开贵州前与公司职工合影

　　凡此种种，无不彰显西南垦殖公司的垦荒事业这个贵州官赞民拥的亮点。抗战期间，尤其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贵州作为陪都屏障和西南交通枢纽，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还是支援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西南垦殖公司为抗战后方提供了稳定的农林物资供给，成为国民政府“垦荒报国”政策在贵州的实践范本。   从1939年至1946年，西南垦殖公司“共垦之水田旱地，达八百余亩。新植油桐油茶林，一千五百亩；油茶保育林，五百亩；其它各种果树如胡桃、板栗等约计两千株；又各种经济林木，如松、杉、梓、柏、香樟等，亦各千百株不等。可以说民国三十四年春，凡经承领之荒山荒土，都已因地制宜，垦殖完竣，只待树木逐年增产，完粮纳税发放股息之后，所余则照同仁开办农场之原则，全数充作地方社会、文化、经济、建设、事业之基金。承领地亩，均已全部经营……”（刘厚《西南垦殖与三老》）

　　据刘厚记载：“所以当公司开创之始，余即以驻场五年为期者，乃由于工作之范围与时间配合之计划，故当抗战胜利之后，农场业务，一切已入正轨，只需按部就班进行……惟农场属于地方事业，宜请省政府接办。”（刘厚《西南垦殖与三老》）

　　1946年春，时任贵州省主席杨森及省建设厅官员到西南垦殖公司考察，对公司在抗战期间艰苦经营、嘉惠难民及本地农民的斐然成绩给予夸奖，并决定将农场转由本省建设当局继续经营。刘厚结束西南垦殖公司工作后离开贵州，继而转任湖北金水流域农场场长、河北垦业农场场长等职。

　　1949年后，刘厚在我国台湾地区继续从事农林建设工作，先后在台北士林园艺试验所、罗东山林管理所任职。1983年，刘厚从香港转道成都定居，受到四川省政府的重视，安排他担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1984年4月，刘厚在成都去世，享年90岁。

　　四、垦荒报国精神激励后人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在当年的西南垦殖公司基础上成立平坝农场，继续从事农林产业。如今的平坝农场占地超过24000亩，除了监区管理外，开展了多种经营。平坝农场樱花园号称全球最大的樱花种植基地，蜚声海内外，每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历经几十年世事沧桑，当年的“垦荒报国”石碑上的内容已被风雨完全侵蚀，只剩下碑顶的几个大字，所幸镌刻“大悲洞记”的石碑保存完好，文字清晰可辨。

　　2016年9月12日，刘厚的女儿刘良玉及其丈夫伏兴，从台湾专程将父亲的塑像送达平坝农场，时任农场领导热情欢迎刘良玉女士及其在贵阳的亲友，并举办了塑像安放仪式。农场专门辟出场地，将镌刻《大悲洞记》的石碑与刘厚塑像一起安放在农场办公楼旁的小花园，供人缅怀纪念。

　　刘良玉女士将父亲精心保存、逾今80多年的西南垦殖公司当年的照片、简报、文档等珍贵历史资料，全部无偿捐赠给平坝农场，并在父亲当年亲手种植的樟树林前与亲友和农场领导合影。

　　今天，走进平坝农场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公路两旁遒劲参天的樟树，正是刘厚当年亲手种植的。80年光阴如白驹过隙，时光带走岁月，却带不走刘厚在平坝留下的功绩。为了纪念这位垦荒报国的知识分子，平坝农场以“大悲”命名道路，并在“大悲洞”前设立纪念馆，存放记载西南垦殖公司的历史资料供人参观。

　　每年3月，平坝农场万亩樱花怒放的奇观，吸引着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春风吹拂、游人如织的日子，“垦荒报国”纪念碑高高矗立，向人们诉说着抗战岁月里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2期,谭 桦，贵州省外事办退休干部，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