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经济战”
来源：《 中国青年报 》记者：宁迪 王林    2017-06-05 08:53:24

1942年，八路军部队开荒。沙飞摄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年的今天（编者注：2015年），对于抗战的思索已经远远超越了军事较量本身。

　　近期，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放的一部7集系列片——《抗战财经记忆》，引发了广泛关注。

　　抗日战争并非简单的军事战，而是中华民族的一次总体战。除了军队、武器、战略战术上的较量，经济上的较量也左右着战争最终的走向。

　　统一财政、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发行边币……与那些耳熟能详的战役名称相比，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里实行的一系列经济举措与战争之间的紧密关联却很少被人提及。烽火连天、短枪长炮的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

　　起跑线上的落后拉开了两国经济差距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经济。”这是许多军事专家的观点，也是日军侵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改革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渐强，但因为国内资源匮乏，需要大量的原料地和产品倾销地，于是开始了对外扩张。

　　与日本相比，当时中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落后。

　　“日本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差距是从晚清时期开始的。” 国防大学军队党史党建研究中心副教授刘波认为，日本开展明治维新前，中日两国的经济实力还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胜利，并壮大了自己，而清朝的洋务运动却失败了。

　　后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付出巨额赔款，“日本经济再次得到滋长，两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就此拉开。”刘波说。

　　经过半个世纪，日本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化经济国家，“可以算是经济的巨人。”刘波给出了一组数据对比：在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时，日本每年的飞机产量为1580架，而我们一架都生产不出来;日本的海军舰船总吨位为200万吨，我们仅有6.8万吨。

　　“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刘波说，抗日战争背后是中日双方经济的较量。数字上的差距，意味着这场战争注定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抗。

　　我国当时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即便在1937年之前，我国经历过“黄金十年”，使得经济上了一个台阶，但与日本相比，中间差的台阶还很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共产党面前：部队如何在根据地扎根?

　　陕甘宁边区政府处于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交界处，边区地处西北，有些地方生态平衡因森林砍伐过度而遭到严重破坏，雨少风多，水土流失严重。1988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一书记载着，抗战前，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关中的冬小麦产量每亩平均约3斗。

　　“陕北当时的艰难用一句话形容：山边没有树，石头少，庄户人的日子过不了。”刘波说。

　　经济封锁下根据地自谋出路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抗战时期的经济发展，他们提供的资料显示，1937年，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拨款为192.77万元法币(当时国民政府统一使用的计量货币)，拨款比重是当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3.6倍。但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就基本停止了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财政拨款。

　　“当时很多热血青年都奔向延安，加入根据地，这给边区的生产和经济带来很大压力，这些经济和生活困难甚至影响到了中央领导人和军队将领，最严重时连饱饭都经常吃不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刘高平说。

　　和边区早期以“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经济政策不同，在重重封锁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建设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首要工作。刘高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说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三条：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要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因此，边区不得不走上了自力更生、独立生存的大生产运动之路。”

　　1940年，陕甘宁边区提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首先是为了使边区由半自给自足迅速走向完全自给自足，保障抗战军队的长期供给。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并作为边区政府工作的指导方针。《纲领》在财政经济条款中，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发展工业生产，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来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发展等内容。

　　刘高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当时根据地鼓励生产的重要措施主要有滕杨方案、减租减息和让军队参加生产。

　　滕杨方案(全称《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是由滕代远和杨立三提出的，其核心就是公私兼顾，鼓励个人留有生产的财富，在保持集体利益第一位的同时也允许个人留有利益，并且针对各个行业和领域、各个地方都设立了不同要求。

　　“当时对滕杨方案也有不同看法，在机关、生产部门有人担心可能有资本主义。”刘高平认为，这个方案在当时生产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规定了生产任务，定出了节约计划，的确能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兼顾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很有帮助。

　　边区和根据地刚建立时，由于缺乏经济治理经验，根据地向百姓摊派的公粮、征收的地租太多太重，再加上来根据地的部队越来越多，给根据地的生产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了一些百姓的不满。

　　“以前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讲的是‘打土豪分田地’，但在抗战时，从统一战线来说，对这些地主不能采取罚没和打倒的措施，所以就实行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政策，这其实也是一种土地管理的政策。”在刘高平看来，减租减息团结和动员了根据地的所有力量参与生产，提高了粮食产量，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只有生活改善、生产增长，老百姓才会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支援抗战，因此减租减息政策有效支援了前线战斗，比如后勤物资支援、部队人员的补充。”

　　此外，把359旅这个打仗的部队拉来生产，有仗的时候打仗，没仗的时候就生产，给其他部队树立了一个参与根据地生产的模范。

　　“当时搞大生产，根据地里有很多军人想不通。他们认为我们是手握枪的兵，不是拿锄头种地的农民。”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云旗认为，当时有人有这种想法，是没有意识到生产运动不仅是为了吃饱饭，更重要的是提高边区和根据地的收入。

　　与农业发展并进的是，工商业的发展也使得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对战争起到了促进作用。资料显示，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是52.63万元法币，1941年，财政收入为1960.51万元法币，1942年达34887.5万元法币。

　　“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壮大了根据地，自己养活了自己。而根据地发展的工业也给民族工业和解放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尤其是物资设备、人才和经验的积累，很多老八路在新中国成立后都领导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工作。”刘高平强调。

　　在他看来，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经济上采取的都是独立自主的生产和发展政策。根据地的经济生产给前线的战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和装备供应。比如，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规模不一的军工厂，全国所有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建立的兵工厂加起来应该有上百个，黄崖洞兵工厂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之一，这些兵工厂给抗战的胜利提供了足够的军备武器。

　　“‘小米加步枪’取得胜利直接的原因是军事战争，更深层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给军事战斗提供了保障。”刘高平强调。

　　稳固的财政为前线提供了保障

　　为了提高经济发展，保障军事力量，抗战期间根据地的财政方针政策也在不断变化。

　　“全面抗战前，根据地的财政制度还不完善，一切财政供给，只能在部队的转战中自筹解决。”赵云旗指出，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打土豪分田地、打仗缴收的战利品等，收入来源十分有限。” 赵云旗指出，从那时候起，我党领导人就意识到一个政权和一支军队如果没有财政收入是不行的，光靠打仗缴收上来的物品支撑走不长。

　　据赵云旗介绍，在抗日战争期间，各个根据地都建立了财政厅，有专业的财政组织机构。“当时边区经济发展虽然落后，但财政厅的科室设置却十分健全。”

　　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央财政部改组为边区政府财政厅。财政厅下设粮食局、税务总局。还设有会计科、金融科、秘书室、公产管理科等多个科室。

　　“这一时期，不仅各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健全了财政机构，并从上级到下级形成了一个体系，而且对财政机构的人员配备也非常重视。”赵云旗说。

　　而在根据地实行统一的财政管理，则是推动根据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7年12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了《统一财政问题》的通令，指出：在抗战中统一财政是当前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一切抗战动员，都需要调节款项，才能充实战争力量。

　　“从土地革命开始，各个根据地的财政都是独立的，各管各的，只有中央发布的政策是统一的。”赵云旗认为，分散的财政体制之所以行不通，一个是分散了财力，会造成根据地的苦乐不均。再则，分散的财政体系也会造成资金浪费，不能使资源有效配置，甚至还会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

　　陕甘宁边区统一财政范围，首先是统一收入和支出、现金管理，此外还有整顿粮食管理和统一边区预决算制度。然而，“统一”的过程并不那么容易，赵云旗在翻查历史资料中也曾看到过相关的记载，有些单位的领导一开始思想上想不通。“统一财政也经过了一翻斗争才达到的。”

　　在赵云旗看来，统一财政是向“统筹统支”财政体制的过渡。其次，统一财政为实行“统筹统支”财政体制奠定了基础;再次，统一财政为“统筹统支”的财政体制出台消除了各种阻碍。

　　统一的财政管理政策也带来了成效，首先就是增加了财政收入，“原来各单位都有小金库，统一财政后，边区的整体财政收入增加了。统一财政建立了‘统筹统支’的财政体制，这样的财政体制，在钱少的情况下，便于计划。”赵云旗告诉记者。

　　赵云旗把抗战期间财政体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行统筹统支的财政体系，这个阶段是从1937年到1940年。

　　他认为，统筹统支财政体制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以来，在改变财政混乱现象、克服本位主义、解决财政困难、有计划调节各级政府的财力、有重点地支持边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国民政府从1940年开始对边区政府进行封锁、围剿，边区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完全自给自足难以保障，统收统支财政体制难以继续实行。因而统筹统支的财政体制从1942年开始修订，转为“以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财政体制。决定发给各部门、机关一部分生产资金，各自经营，解决其经费开支，这一财政体制的提出和建立是从陕甘宁边区首先开始的。

　　为了进一步减轻政府负担，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陕甘宁边区又从1943年开始实行“统一领导，分区统筹”的财政体制，由边区政府统筹统支的部分，下放到各区去实施。1944~1945年，主要实施的财政政策是“加强积蓄，准备反攻”。

　　此外，抗战期间，税收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经历过多次调整。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41年之前，边区的税收是以轻税为主，由于边区有外援收入，边去政府对内基本上不征收工商税。1941年，为了实行新的税收政策，增加税收收入，边区政府进行了税制改革，增设了商业税和扩大货物税的征收范围。

　　“因为根据地条件差，经济比较落后，抗战初期政府废除了当时的苛捐杂税，前三年，工商业基本不交税，农业生产上，每个家庭每人300斤产量以下是不用交税的。”赵云旗认为，从税制角度看，1937~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税制并不健全，因为轻税的政策使得税源较少。从1940年开始，税收制度愈来愈完善，比如农业累进税征收就比以前更科学完善。“虽然当时根据地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困境，但也倒逼了财政制度完善，如货物税的制定一次比一次有所进步。”

　　在赵云旗看来，根据地财政建设的作用，就是帮助军队度过难关，“当时制定了许多财政优惠政策，如低息贷款给企业，通过减租减息等政策保障农民生产积极性等。”

　　当年的经济政策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抗战期间，金融战也没有停止过。

　　在《抗战财经记忆》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整个抗战期间，日本登户研究所的印钞机一直没有停止。1939年到1945年，登户研究所伪造生产的中国货币，超过40多亿元。此外，日军还利用伪政权银行，在中国的东北、内蒙古、华北、华中等地大量印制假钞。这些假钞连同日军的残酷封锁一起，扼杀着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据刘高平介绍，各个根据地纷纷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如晋察冀根据地建立了冀南银行，华东根据地建立了北海银行，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等等。在根据地，这些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并且把法币、伪币从市场上逐步收回，让法币、伪币在根据地内无法流通。

　　另外，当时日本侵略者知道根据地有自己的银行和货币后，还伪造根据地的货币，对此，根据地一方面是收缴、销毁这些假币、伪币，另一方面教育根据地民众抵制使用这些假币，并且懂得识别假币。“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客观经济形势的需要，根据地还经常重新印制新版货币，让假币印制跟不上根据地货币的更新、印制速度。用这种‘土办法’保护根据地的货币秩序。”刘高平说道。

　　在刘高平看来，这是整治金融秩序的一个办法，为根据地的独立自主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此外，根据地还发行了商品流通券。“如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光华券就是在根据地内流通的一种代替货币的流通券，根据地的银行通过这种流通券抵制法币，避免物资外流。”刘高平告诉记者。

　　“过去以少战胜多的战争不在少数，这其实告诉我们战争不是单纯的武器较量，如果在这场抗日战争中，敌后根据地没有经济基础的保障，很难说结果会如何。”赵云旗认为，经济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作用，是保障了战争时期战士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抗战期间，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方针政策，对现在的国家治理、财政和经济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上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这也是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分析财经问题的文章。

　　他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并阐述了经济和财政之间的关系，“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

　　在赵云旗看来，这个观点对当前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财政要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而不是资本市场上。实体经济的发展远比资本市场重要，现在许多企业对资本市场投入很大，忽视了发展实体经济。”

　　其次，赵云旗认为，过去根据地经常提到的“勤俭节约”也有指导意义。‘“勤俭节约’这四个字放在现在就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怎么优化资源，把每笔财政收入用在刀刃上，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第三，在抗战困难时期，根据地的税收能采取民主方式征税。“过去在根据地征税，需要得到民众通过，如在农业上征税，农民产量多少需要‘自报公议’，一方面每个农户自己报数，另一方面让其他农户来评论数量的真实性。”赵云旗认为，这在当时是极为民主的体现。而根据地实行合理负担的财税政策，充分考虑了纳税人的能力，对我们现在的税收制定也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