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对华大劫掠真相：从文物，资源到金融：（3）金融篇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邓媛   2017-06-05 14:44:51

（3）金融篇

侵华金融掠夺搜刮民脂民膏

本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直接从中国掠夺物资不过是其维系战时物资供给的手段之一。在各沦陷区，日本侵略者通过设立银行或者扶植建立伪银行，肆意发行各种军票、银行券、伪币以及各种纪念币(章)等，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

　　建立伪银行、发行伪币“吸金”

　　国民党著名抗战将领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教授，曾告诉本报记者这样一个小故事：1935年华北沦陷之前，宋哲元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正全力策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一心想拉拢宋哲元。然而，宋哲元偏偏在1935年底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后，表示接受法币政策。这意味着，宋哲元忠于国民政府，平津在经济上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让土肥原一时气急败坏。

　　不过好景不长，“七七事变”不久后，平津沦陷。日本侵略者终于有机会在华北建立与其在东北相似的金融掠夺体系。

　　根据已故经济学家朱绍文的研究，“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年，关东军便提出了伪满傀儡政权《货币及金融制度的方针案》。随后，日本侵略者夺取了我东北四官银号，成立了伪满中央银行，发行伪币，并建立了以伪满中央银行为中心的伪满金融机构网。伪满币本是以银为本位，但1935年以后，直接与日元联系，完全转变为日元的延长和替身，形成了以金为本位的掠夺体制。朱绍文解释说，如此一来，伪满币不再和伪满境内的日元券、朝鲜银行金券相冲突，可以逐步实现日寇用伪满币统一币制的目的。

　　1937年12月,在华北的伪“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后，其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就遵照日本要求，任命伪行政部局长汪时璟等9人为筹备委员，负责筹组所谓“中央银行”。次年1月7日，汪时璟等人发表声明，宣布将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下简称“中联银行”)。在1943年的《战时金融机关之使命》一文中，汪时璟“泄露了天机”，他写道：华北为日本“后方兵站基地，所负使命，至为重大，举凡治安之确保，农产之增收，国防上重要物资之增产，均须运用巨额资金，始可获预期之收获。而此种贷放款项，并须极力吸收存款……我金融机关须有周密之措置，以全力赴之，始克完成其使命”。

　　史料记载，除了伪满中央银行、“中联银行”，日本侵略者还曾先后在中国扶植了伪冀东银行、伪察南银行、伪蒙疆银行等。这些伪银行都在各自区域内发行了伪币，并以独占货币发行权，为其金融掠夺的手段之一。

　　强发军票、银行券等搜刮民脂民膏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还在华中、华东、华南等占领区强制发行了大量军票。早在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期间，就曾为转嫁战争负担在中国东北发行过大量的军票。以侵华日军在南京发行的军票为例，票面上，“日本银行代换券”和“日本银行”字眼被用红线盖去，改换成“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售票”，无异于杀人犯要被杀者支付其他人的费用。

　　日本人也曾在华直接设立银行，发行各种掠夺性银行券。如横滨正金银行券、日本银行券、朝鲜银行券、台湾银行券等。

　　1939年8月，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不久，即大量印发没有任何准备金的伪钞“联银券”，仅在青岛就印发纸币达2800余万元。日本人强令华人各大银行认存10万元，小银行3万元，用以支付存户存款。这些伪钞是在日本刺刀下维持其“信用”的一堆废纸。但日本却用这些“联银券”充作贷款，收购战略物资棉花、矿石等。如日本交易团青岛事务所收购磷矿石需资275万元，铁矿石200万元，萤石170万元，均由日本青岛正金银行以贷款方式，用“联银券”付账。这些“联银券”既无准备金作抵押，又不断贬值，广大中国人民受掠夺之苦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些掠夺手段之外，日军还采用了更卑鄙的手段，即伪造变造我国统区的法币和抗日根据地的货币。伪造货币既可以疯狂掠夺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财富，又可以影响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物价，造成通货膨胀，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而更无耻的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为炫耀武力，鼓舞士气，还发行了多种带有明显征服和侵略标志的所谓“纪念币”或“纪念章”。这类纪念币(章)具有货币的某些特征，如限量发行、有的铸有面值、一般由造币厂制造、设计风格和形制与货币相同等，因此也成了日本侵华劫掠的证据。

　　劫掠使中国民众普遍贫困化

　　日本侵略者在华的金融掠夺，造成了沦陷区中国民众的普遍贫困化。据日伪新民会骨干徐冽战后供认：当时，连“简单的衣食”都已有“万千同胞不能解决了。他们现在只是有一口气，在死亡线上勉强挣扎。为了延长这一口气，上焉者勉强以粗粮果腹，次焉者树皮、树叶、草根、棉花籽、观音土，不一而足。再如河南某地，已发现人吃人的事实，“吾人引为奇谈的‘易子而食’的现象，已重见于今日”。

　　同时，日寇的金融掠夺，令中国企业资金短缺，使中国民族工业走向衰败。资料显示，仅在华北地区，自“七七事变”以后，“除特别数种外，余皆呈衰退现象”。就天津而言，1941年度各种工业的开工率仅为“七七事变”前的47%。

　　自1939年起，日伪当局还曾在沦陷区多次兴办所谓“春耕贷款”，宣称为确保棉花、小麦、杂粮等农作物的生产，以挽救农村的危机和增加其军需供给。不过后来据学者考证，这一次又一次的所谓“农贷”，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实际上需要资金的真正的农民贷不到款，有些贷到款的人，不是把资金用于生产，而用于纳税、还债、还息。而另一方面，一些利用特殊地位借得大批资金的亲日劣绅，却把钱用去放高利贷了。

　　“种种事实都说明，日本的侵华战争完全是一场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它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全中国人民的拼死反抗，从而加速了它的失败。”中国近代史专家曾业英评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