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经济学人关于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研究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5年7月10日(第1274期)第3版 整理：鲍志芳   2017-06-06 10:32:07

1933 年《大公报·经济周刊》刊发方显廷文章

　　鲍志芳整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经济学同人在天津《大公报》创办《经济周刊》(初名《统计周报》，后更名《经济研究周刊》，复更名《经济周刊》)，着重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他们关于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专门研究，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占我东北、侵我河山的狼子野心。现择其要者，摘录如下：

　　傅勤先：《日本的经济果濒危机?》(《大公报·经济周刊》第2期，1933年3月8日)

　　我们决不因日本侵我国土而抱幸灾乐祸的心理，意气用事的口吻，不着实际的批评，希望别人的经济破产。这种态度于日本无所伤，于我则徒然增加国人对日本的轻视及恨解。我们应当抑制我们的情感，用客观的态度，从事实上去加以分析。

　　归纳起来看看：1.日本虽因军事费一时膨胀增发公债八万万九千万，实际上并不像中国人说的都可有破产危机，我们当然也不能说绝无影响，虽然不免超出主妇的预算，然而决不致因多一顿客饭便足以影响到家庭全本盘绝食。2.日本全国生产数字，在今日各国(苏俄除外)生产极度衰萎时，尚能保存增加之处势，当然不能说她是经济的危机。3.国际贸易虽然入超，然而入超的数目已经锐减，输出已较上年为多。4.国外汇兑虽然暴跌，原来是她要求增加输出的财政政策。根据这些材料去分析，我们看不出什么地方是濒危机。

　　总之是中国近来批评日本任何方面的文章，都是先带有色眼镜去观察，再抱幸灾乐祸的态度去批评，有时还梦想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击溃日本，或期待国际联盟施以经济的制裁。须知这些都是幻想，实际上国际间的情形绝没如此简单。

　　最后我们要知道，日本依照现状下去，虽经济危机的路程实在尚远。她将来是否真要踏入经济危机之途，这关乎世界整个问题，此时尚难断言。本文并非替日本说话，无关我们如何疾视日本，无论我们如何排斥日本，然而事实我们不可不认识清楚。不过中日的经济关系是非常密切，中国所处的地位有两种伟大力量，足以制日本经济的死命。一即日本工业生产品的最大尾闾市场是中国，中国果能真正坚决抵制日货，不但她在中国所设的工厂将全部倒闭，即国内的工厂也会陆续停业，失业人数自会日渐增多，金融自会发生动摇;一即军事上我国真能长期抵抗，使她的军费永远消减不了，东北也不能安然经营，持之以久，经济界自将濒于危机。然而事实上国人日言抵货，日货仍如潮涌而来，日言长期抵抗，而数日之内，即丧失一省。如此下去，她的军事告一段落之后，我们不但永远看不着她经济的危机，恐怕还要看她日滋繁荣了!

　　方显廷：《中国棉纺织业之危机》(《大公报·经济周刊》第8期，1933年4月19日)

　　棉纺织业，在中国过去四十年中算是发达的最有成绩的，比起东西其他国家的重要实业来，这是瞠乎其后。欧战以后，中国的棉纺锤数增加迅速，差不多增加现在的纺锤数之四分之三，然而拿纺锤数去与人口相比较，其比率在世界的棉纺国家中还是最低的。所以中国的棉纺织品产量，只供自己消费，尚感不足。

　　中国棉纺织业的第一种外因即是内战。内战对工商业的摧残有好几方面，第一是阻碍交通，隔断棉花供给的来源，同时又封闭纱布的市场。而且受到战祸的区域的人民购买力减低，纱布的销路势必滞钝。内战的第二个影响是城市的过度繁荣与乡村的凋敝。

　　第二个外因就是这一年多的中日纠纷。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的广大市场就被日本的棉货独占，中国的棉纺织业就不得染指了。广大的市场被日本攫去，中国棉纺织品就不能入口，即使让你入口，也多一笔关税的耗费，中日问题的另一个影响便是日本在华所设的纱厂的倾销政策，给予我国纱厂颇不小的打击。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国对日货无论是在日本制造抑在中国制造的一致加以排斥，为抵禁我们的抵货，日商在华所设的纱厂就采取倾销政策，廉价销售纱布。爱国是极难持久的，时间一长，消费者的经济打算终究会胜过他的爱国热枕。日本纱货质地较高，如果再价格便宜一点，在市场上自然占了优势。据说日商纱厂为减少抵货的效力起见，竟至于冒贴华商纱厂棉纱的商标，日人的没有商业道德，固然毫不足怪，然而华商纱厂要与其竞争，却多了一层困难。

　　第三种外因即是没有政府的保护。政府的税，不能对华商纱厂尽适当的保护。还有现在华商纱厂所用的棉花，大部分是外来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政府不能利用改良棉种规定标准的方法去奖励棉花生产，至于频年内乱对于棉花生产的影响，更不必说了。

　　造成当前中国棉纺织业危机的近因，完全可以追溯到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日本割裂我们在东北的广大市场，日本在华的纱厂用倾销政策来抵抗我们排货，日本使得我们内地乡村的购买力减低。东北四省是我国纱厂销售出品的重要市场，然而被日本用武力轻轻攫去，他们在华的纱厂，资金势力较大，技术与经理比较好，他们有政府的强有力的援助，他们有更易的运输工具，中国的航运大部操在他们手内，自然很容易把价格减得比成本还低，经济的动机胜过了他们的爱国心。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农村的破产程度日甚，农民的购买力急剧减低，因为炫于价格的低廉，自然把仅有的一点购买力，都去购买货高价廉的日本货，对于货低价高的国货自然无力光顾了。上述的情形，它的影响是愈积愈大的，如果中日的纠纷这样继续下去，永远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其危险将伊于无底。而现在如果工厂方面或者政府方面没有断然的处置，我们可以断然的说，危机只有更形严重，影响只有更加扩大。如果只见靠减少生产以来的价格的上涨，正和自己扼住自己的喉咙一样，无异是自杀。经济上的自杀，只有更增加外国人的竞争，和使得日本棉纱易于倾销，外国棉纱充斥市场。

　　丁洪范：《中日经济提携》(《大公报·经济周刊》第128期，1935年8月28日)

　　所谓中日经济提携一举，完全为日方所倡议，所主动，所促进，华方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我们所应首先明了的。此事在日方是志在必行，在华方则有不得不听其安排之势。所谓华北问题者不过是它的一个序幕，其他正本当然还尚在开演中。

　　日方何以必须进行中日经济提携呢?理由很简单，即迎合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大势以准备二次国际大屠杀。现代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已打成一片不可再分了，所谓政治问题者无一非经济问题，所谓经济问题者亦无一非政治问题。接着十八九世纪产业革命之后，世界殖民地市场骤然推广，原料几乎取之不尽，制造品几乎求不暇供，所以自由经济及自由政治之说有其一时之盛。现在世界的殖民地市场非独分配完了并且也几乎开发完了。各国欲维持其人口与物资的均衡不得不实行锁国政策，而人口过剩，生活程度底下，欲改善其环境并扩张其国力者，则不得不向外发展以谋求救济。于是有现代的经济集团及新民族帝国主义的出现。在经济理论方面，有统制经济及新重商主义等学说的猖狂。在政治方面则有民主自由主义的衰落及法西斯及类似法西斯制度的抬头。大国之已有经济地位者概努力维持其集团势力，尽量封锁以自保，如美系经济集团、英系经济集团、法系经济集团、苏联经济集团等是了。其集团地位之未形成或其势力尚未牵固者，则乘此机会，厉兵秣马，企图达到目的，如日本、意大利及德意志等国是了。至于适应环境的能力薄弱，组织散漫，生产技术落后等民族，如中国及亚比西尼等，则惟有俯首贴耳听人宰割而已。

　　在现代的经济集团互相封锁的现状之下，无论从经济上或军事上视察，日本非将中国置诸集团范围之内，不能有所作为。日本踏入工业国的领域不久，她的工业基础完全是轻工业或较确定地说是棉纺织业。她要真正做个工业国，重工业势必跟着发展起来。在现代的军事上说，重工业更不可忽视。可是日本发展重工业的条件很不充备。铁是她最所缺少，煤也不充裕，石油尤其所无。至于轻工业所需的原料棉花几乎全非日本之所产，其目前所用的原棉大半来自美国与印度，少量得诸中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平时的产业发展势必受其他经济集团的锁国政策所掣肘。倘一旦战事发生，她的轻工业基础必立即崩溃，而重工业更不必说了。

　　日本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是没有见地。他们处心积虑，务必提取我东北，视我东北为其生命线。自九一八大变之后，东北已入其掌握，本来也可暂时踌躇满志了。可是这三四年来所谓“日满经济集团”的效果，实在使其大失所望。东北不是产棉之地，其气候土性均不甚适合棉花的种植。非属东北的棉花不能供给日本的需要，即其他农产亦逐年衰退。日本要在战时依赖东北的棉花及其他粮食的供给是有所不能。至于铁、煤、石油，及其他重工业用及军用的矿产物亦不能惟东北的出产是赖。于是想到华北及整个中国的经济提携方案来了。

　　日本对华经济提携的主旨非独在获取其必要的原料及军需品，并且还在霸占中国的商品市场。中国的人工低廉可是生产技术不高明。欧美的生产技术高明可是人工不低廉。日本的生产技术既高明而人工又低廉，所以日本的生产品在世界的市场中就成本而言可谓到处无敌。然而正因这个缘故，日本的生产品在世界各处受各经济集团的特别歧视与封锁。他与中国货物运送便利，只要中国在关税上稍微与以优惠的条件，并且在事实上无拒货的组织，中国的广大市场便可为她所独占。

　　这样，中日经济提携的基本理论就是以中国为日本经济集团的一分子，使中国完全地殖民地化，以供给其工业及军事所需的材料，并且推销其工业的生产品。而其驾驶中国的关键则在握住水陆空交通，使中国无论在军事上或在经济上都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