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全史》第二编救亡高潮(1933.1~1937.7.6)
二、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一)经济掠夺计划
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战争,始终以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作为主要目的。
日本推行其华北扩张政策更是如此,其各种纲领方案,几乎都强调了华北的“军需资源”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与迫切性。1935年7月,中国驻屯军制定《关于华北新政权产生之相应经济开发指导案》,提出“应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对交通、资源及金融等方面的投资”。[满铁调查部:《中国经济开发方策及调查资料(中国·立案调查书类·编1卷之2)》1937年,第97页。
7月2日,日本关东军、“满铁”和伪满财政部、实业部在长春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掠夺华北资源的具体大纲,其主内容有:
“(一)为开发华北工业、商业、矿业等,特设立大投资公司作总括的投资。该公司为纯粹的金融机关,满铁、东拓当然参加,同时广泛地纠合日本内地的资本。
(二)以该公司为母体,依产业不同设立各事业公司。各事业公司作为中日合办,日本方面现金出资,中国方面现物出资,而对现在营业中的合办公司,予以改组扩充。
(三)考虑到华北资源及产业的现状,公司的工作首先从矿产业、交通业、贸易及棉花栽培入手。
(四)矿业中最重要的是煤,因此以山东矿业公司为煤矿公司的母体而从事发展。
(五)交通是经济开发的基础,维持治安的动脉,所以全力以赴开发察哈尔、山西及其他未开发的地区,方法是扩充东方旅行社,考虑在中国领土内敷设铁路。
(六)九·一八事变后,以满洲、蒙古为背景的华北贸易日趋衰落。今后应当努力复活各该地贸易,谋求天津及其他贸易都市的繁荣。
(七)以满铁公司在山东的棉花栽培为基础,逐渐发展到使日本的棉花能够自给。”[《华北中日“经济提携”》,《申报月刊》第4卷第3号。
7月17日,关东军在其长春的司令部召开会议,进一步策划掠夺华北经济资源的具体办法,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各参谋以及土肥原、仪我睛义、花谷正筹各地特务机关长,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均出席,会议决定了以下五项:
“(一)建立中、日、‘满’三国经济合作的常设机关。
(二)开发范围暂以河北省为中心,逐渐向其他各省发展,
(三)为了金融流通顺利,第一步应先开发矿业、棉业等经济资源。
(四)满铁应与各种商业公司密切联络与合作,并促各界有力者奋起。
(五)为注视华北当局的动向,关东军与平津驻军应密切合作,今后应不断召开会议,以资联络。”[《外交评论》第6卷第2期。
为使掠夺华北经济资源计划更加完善,关东军在会后又与满铁公司反复进行磋商,满铁公司主张,在对华北经济进行基本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各项计划,并设立港湾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华北经济调查委员会,经协商,双方意见趋向一致,都主张先利交通,然后开展其它各种事业。其要点如下:
(一)铁路建设计划:满铁想尽快在华北建成的路线,第一是沧石铁路,第二是彰(安阳)济(南)铁路,其目的在联络平汉与津浦二线,使其横断华北。
(二)海港建设计划:第一想利用青岛与秦皇岛原有海港,以运销山西和绥远的煤,察哈尔的铁以及山东的棉花,第二想开设大沽港,使其能容八千吨以上的巨轮出入,成为冀、晋、绥、察各省资源的最大吞吐港;扩建塘沽港,使之能容三千吨位的船舶自由出入。
(三)开发农业经济计划,在华北各处设立农事试验场,并向天津及其他各地派遣若干农业指导员,确保农产品购销,保障日本所需的棉花、羊毛等类产品等。
(二)掠夺华北资源
日本掠夺华北资源的重要目的,是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及更大范围的扩张和进攻英、美、苏的战争作准备。矿产是日本掠夺的重点。华北煤矿储量居全国之首,质量亦为上乘,多为炼焦用煤及无烟煤;铁矿不但储量丰富且品位很高,含铁量达50%以上,宜于直接冶铁。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华的掠夺性投资发展极快,其重点在于华北。以1936年为例,日本在华矿业投资支配资产额为2090.7万元,其中华北2078.9万元,占99%,在华北矿业投资中,又主要集中于煤、铁、金矿各业,投资额达1976.9万元。投资方式中,合办投资额量大,达1318.4万元,约占67%,其次是贷款,为338.5万元,约占17%,直接投资只占16%左右。[〔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复刻版,第208~210页。
在矿业中,煤炭又占主要地位。1936年日本向中国煤业投资总额达2108.7万元,其中华北地区为1853.2万元,占近88%。[〔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版,第208~210页。
在合资矿业中,日方占有统治地位,在一些煤、铁等重要行业的中日合办公司中,日方自不待言占有垄断地位。同欧美相比,1936年日本在华北等关内地区投资达3484.6万美元,超过了历来在华经济势力最大的英国。[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8页。
日本对煤铁等矿,采取盗匪式的直接夺取,如“柳江煤矿”年产量在25万吨左右,被“日本泰记公司”仰仗关东军的势力,以半抢半买的形式霸占。
棉花是日本掠夺的又一重点。日本国内很少种植棉花,其纺织业所需棉花的98%依靠进口。中国华北各省均适于种植棉花,产量很大。1933年仅从天津出口的棉花,价额即达1980余万元。日本自侵入华北即开始夺取华北的棉花产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在天津设立所谓“华北农场试验所”,在南开八里台设场植棉,并利用汉奸转手,以中国人名义偷买中国土地。冀东伪政权更划定通县、丰润、玉田、迁安、滦县、香河、遵化、抚宁、昌黎等县的几万顷土地,为日本“兴中公司”试验植棉的农场。于是“华北棉花公司”、“通县棉花试验所”、“东亚棉花协会”等掠夺华北棉花的组织纷纷建立。
同时,6家日本纱商也成立了“棉花协会”和“棉花交易所”,以便控制华北的棉花产地和棉花市场。
“兴中公司”则拟定华北种棉的5年计划,企图独霸华北的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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