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华北资源述评（3）
来源：中国干部学习网 《民国档案》 作者：王乃德/翟相卫   2017-06-09 09:43:20

三、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设置各种机构，大肆掠夺华北资源

　　日本这类机构有：驻各地特务机关，日“兴亚院”(后改称大东亚省)驻华北各分支机构，从事工业矿产经营的“国策会社”及其所辖企业、华北各地伪政权等。同时，为配合殖民军事统治和经济掠夺，在华北方面军的刺刀保护下建立起各类“协会”、“会社”等组织，如伪“新民会”、伪“合作社”、“华北劳工协会”等等。它们均接受日华北方面军指挥，替法西斯欺骗、奴役、剥削中国百姓和掠夺华北资源。

　　一、据1942年9月统计，当时日华北方面军的管辖区内， 设置高级特务机关6个(活动于一个省区或重点城市的特务组织)，即河北、 北平、天津、山西、山东、河南等特务机关，机关长或由军参谋长兼任，或为少将(仅河南为大佐)衔现役高级军官充任。特务分驻机关15个，分布为：河北省境内5个(石家庄、顺德、邯郸、德县、唐山); 山西境内5个(潞安即长治、运城、临汾、阳泉、雁门即崞县); 山东境内3个(芝罘、济宁、益都);河南省境内2个(新乡、归德)。机关长均为中佐以上现役军官。这些特务机关，都具有“促进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确立自给自足经济及对敌经济封锁体制”的职能，并根据各地特点有所侧重。山西各特务机关，主要负责工矿业方面的控制和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同时支持“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进行煤炭、炼铁等掠夺性开采和生产活动。山东各特务机关，负责“大力向日本运送煤、盐等国防资源”，搜刮水银、铜、铂等物资，为统制满洲押运大批劳工。〔48〕河北各特务机关，协助华北方面军管理开滦、井陉、石景山、唐山等重要煤矿、冶炼等企业。

　　二、1938年11月，日本法西斯根据掠夺华北资源、控制经济命脉的经济侵略方针，决定在华北成立“国策会社”，即“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这个会社，在华北犯下了滔天罪行，是日本侵占华北的重要机构之一，对确保和扩大所谓“治安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是“对华长期作战的支柱。”〔49〕

　　这个国策会社，在侵略掠夺控制华北经济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力。它把占有华北丰富的资源作为“以体现举国一致的精神和全国产业总动员的完全宗旨”，从而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北资源的贪婪和疯狂。该会负责发展、经营、调整有关重要交通运输事业(包括港湾及道路)、主要通信事业及主要矿产事业与化学工业。到1942年11月7日， 该会社成立4周年之际，在华北总投资额高达11.7亿日元，涉及华北各地， 垄断了所有重要产业和企业。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将经营重点转向与军事工业相关的煤炭、盐、棉花、炼铁、冶金、石油、制铝等方面，直接为法西斯战争服务。〔50〕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与日本侵略军有着表里合一的共体关系。其经营均以武力为后盾，驱使华北各地平民为其充当廉价劳动力。以其最重要的分支机构“山西开发株式会社”为例，注册资金3000万元，经营原由日军直接控制即“军管理”的重要工矿企业50余个。其第二任“山西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日本退役陆军大佐、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的主谋，迫于国际舆论退出军界)是日军法西斯组织“双叶会”的创始人之一，其声望和资历与冈村宁次不相上下。当时，华北各地的日军指挥官都是他在士官学校的晚辈。作为侵略东北的元凶，他是日少壮派军官敬仰的“英雄”。退出现役后即长期从事对华经济侵略活动。他经营一年便获得厚利150万日元， 诀窍就是依靠武力疯狂劫掠，役使中国百姓“以人换煤”，“以人换铁”，进行垄断性生产和销运。实质上，当时日本华北产业株式会社所有“企业”都与日军的特务机关、宪兵队沆瀣一气，并操纵伪“新民会”、伪“华北劳工协会”，无偿或廉价占有中国的宝贵资源及生产设备，抓丁抓夫。在日军特务和汉奸的刺刀棍棒下，中国民众被迫为其“开发”、“生产各种矿产和工业品”。日军“统制”的北平石景山制铁所， 日方人员和特务就有1200多人。日军占领河南焦作煤矿后，矿警大队兵力即达800余名。〔51〕

　　三、在华北日本陆军劫掠矿产资源的同时，海军也不甘落后。按日本各军阀、各军种的协议，华北主要由陆军占领和统治。海军则占据青岛这一良好港口，并勾结日“兴亚院”在华北的“联络部”共同开展劫掠式营业活动。所属青岛“出张所”所长几经变动，均由海军将官担任(1941年8月-1942年11月为储方真记海军少将)， 设有官房(秘书及海军)、政务(日陆军)、经济(日大藏省财政官员)、文化(日外务省官员)等机构。双方都极力把有关经济命脉的产业劫为己有，曾多次发生内部冲突，最后以划分地盘分赃了事。

　　四、在日华北方面军的操纵下，傀儡政权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所辖各级伪政权为虎作伥，同样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为日本侵略军欺骗奴役强迫平民替法西斯战争经济卖命，曾恬不知耻地多次表示为日本“大东亚战争”服务，“是自己的宗旨”，“大东亚战争日益显示是资源战、生产战的性质，华北作为战争兵站基地的使命也越发增加其重要性。为此必须以充实友邦日本的国防力量，采取战时所必需的经济对策，尤其是迅速开发国防需要的地下资源，确保治安、加快增产粮食为主的农作物为一切工作的重点”。〔52〕

　　综上所述，日本法西斯对中国华北的重要工业资源，可以说是举国上下，集军、政、经、文等各方力量进行掠夺。通过血腥的殖民统治和庞大严密的掠夺机构，把华北的巨量物资和财富变成其发动、扩大、维持侵略战争的经济动力，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掠夺煤炭12000万吨，铁矿石450万吨，铝钒土3000万吨，钨、锰、金矿21.2367万吨，棉花2000余万吨 。〔53〕但实际掠夺和造成的损失，远远超出此统计数据。以大同煤矿为例，日军即掠煤炭1400余万吨;为上述数字的1/8，在山西晋城一个县，日军仅生铁就掠运走50000吨;晋东南地区1941年以前日军抢劫羊 毛295万吨。粮食掠夺量更为惊人。〔54〕山西祁县抗战期间全县人口 仅10余万，被掠夺粮食竟达7500万公斤。〔55〕另外，日军疯狂抓丁，不顾条件野蛮生产，对中国的人力资源掠夺和对民夫屠杀更加残酷。据1937年7月至1942年统计，被日军抓去当“劳工”的青壮年就有529万人。抗日战争期间大同矿区死亡6000余人。山西灵石富家滩煤矿，日军掠夺煤103万吨，而生产这些煤炭的矿工死亡竟超过10000人，〔56〕也就是说，日军每劫掠100吨煤，就有一个中国人赔进了宝贵的生命。在日 军侵占河南焦作的7年多时间内强盗般地掠夺煤炭500余万吨，屠杀矿工和其它群众数万人，烧毁房屋上万间。日山寺、妙乐寺等古迹也被日军破坏殆尽。〔57〕在北平，日军以“军管理”的方式，霸占了华商电灯公司、石景山炼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清源制泥厂等企业。北平至华北各地以及其它地区的全部铁路设施，也均被日军夺为己有。其中包括11个铁路厂，200余台机车，4600余辆客货车。日军还在金融方面进 行掠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由日本侵略者操纵1937年2月12日成立) ，总行设在北平，它大量发行无储备的不兑现的“联银卷”，依靠武力强迫华北人民使用。引起物价飞涨。初期发行这种伪卷，票面共有1元 、5元、10元三种，后来由于发行额的加大，印刷速度跟不上，伪中联 就增印50元、100元票面的大钞。1945年3月发行500元票面的大钞。同 年5月又增发1000元票面的大钞。到日本投降时，竟出现了5000元票面 的大钞。据伪中联总裁汪时璟供认，在其任职的时间里，共发行伪钞1238亿元。当时，在华北被日军殖民统治的人民只有1亿，平 均每人占1238元。由此造成物价飞涨的速度极快。在北平以玉米面计，1938年每市斤0.10元左右，1942年12月涨至每市斤1.05元，1944年8月中旬每斤涨到5元，日本投降前夕每斤竟狂涨到1000元至1400元。日伪 在发行联银券的同时，极力排斥打击中国政府发行的法币。1939年3月 日伪颁布《扰乱金融暂行处罚法》，明令禁止法币在其占领区流通，强迫人们用手中的法币以低值兑换联银券。然后日方又到国统区以法币套购外汇，购买物资，补充军用，进一步加剧了国统区的通货膨涨。

　　日军变本加厉地对北平市民进行掠夺与压迫。首先，加捐加税，加重北平市民的负担。1942年9月， 日伪华北政府将原征收的税赋提高数倍，并加大所得税的额度。其次，日伪政府还巧立名目开展了一系列的所谓“献金”、“献机”、“献袋”等运动。所谓“献金”，就是搜刮民间铜器供给日军制造武器。北平居民的家用铜制器皿、门环等，都被掠去。故宫的铜质文物亦被强行运走1000多公斤。至1944年，日军以“献纳”名义从北平掠夺的铜达数十万斤。“献机”就是伪北平市公署强迫市民缴纳“献机基金”，购买飞机献给日军。仅市公署负责砍伐北平市的全部成材树木，“献给”日军，计有20000余株树被其掠走， 包括很多有保留价值的古树。“献袋”，即由伪市公署征集“大东亚战争慰问袋”，“献给”日军。在天津，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方抢占良田92.17万亩，约占当时天津县、清河县两县耕地面积的1/2。 并成立了以军事头目为主的天津米谷统制会，实行残暴贪婪的“米谷统制”，从天津掠夺了大批粮食。日本侵略者还以“军事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购买”等手段，大肆掠夺的中国民族工业。日方又以“物资统制”的名义，严禁自由经营和贩运钢铁、粮食、棉纱、棉布、皮毛、烟草、火柴、建材、染料、汽油等40余种物资。天津沦陷初期，日军以该地作为掠夺华北战略资源的中心，并由天津向整个华北幅射，使华北成为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日本政府通过野蛮、凶残的掠夺，获取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仅在1937年至1938年间，日本占领者就从天津掠走价值约40亿英磅的物资。特别是日军封锁天津的水陆交通，控制天津港，接管海关以后，天津就成为日军战略物资的加工和集散地，天津的工业完全纳入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轨道。日军还成立华北盐业公司，并指使汉奸成立兴芦公店，先后开辟盐田25.3万余亩，将原盐大批输入日本国内，每年达几十万吨。为了进一步掠夺华北的物产和资源，日本从1939年开始扩建塘沽新港。到1945年，新港基本建成3000吨级的杂货泊位4个和5000吨级的煤炭泊位1个。日本从天津港口运出了大量的煤、铁、盐、棉等重要战略资源并掠走了成千上万的劳工。

　　日本侵略者不仅从其占领区掠夺资源，而且还通过“围攻”、“清剿”等军事方式妄图消灭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民，并大肆掠夺根据地的物资。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晋西北区24个县被日军抢掠粮食3057500石、牲畜1049940头(只);北岳区(冀晋区)31个县被日军抢掠粮食10.01亿公斤、牲畜713008头(只)、被服3987530件;在太行区，日军抢走粮食12056100石、牲畜279774头(只)、 衣服3020514件;在太岳区，日军抢走粮食22.1亿斤，食盐702亿斤， 牲畜4780000头，被服946500件，等等。

　　日军对华北资源的疯狂掠夺是为了称霸亚洲，侵略别国。因而，给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同时，用以上史实和数据汇集而成的是一部日本侵略者在华所犯罪行的铁证，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历史债务，是世人永远不会忘记的!

　　注释：

　　〔1〕〔2〕《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分册(上)，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华书局1981年11月出版，第101页。

　　〔3〕〔4〕〔5〕《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第39页，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339页，第338页 。

　　〔6〕〔7〕〔8〕《华北治安战》上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第13页，第57页，第107页。

　　〔9〕〔10〕〔11〕《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 (日)服部卓四郎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12月第1版，第32页，第67页，第73页。

　　〔12〕《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分册(下)第102页。

　　〔13〕《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第300页。

　　〔14〕〔15〕〔16〕〔17〕《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656、650、659、659页。

　　〔18〕〔19〕〔20〕《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860、967页，第二册第812页。

　　〔21〕〔22〕〔23〕《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309、1299、 1300页。

　　〔24〕〔25〕〔26〕《华北治安战》第449、3、470页。

　　〔27〕《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分册，第115页。

　　〔28〕〔29〕〔30〕〔31〕〔32〕〔33〕《华北治安战》上册，第66、108、229、243、243、362页。

　　〔34〕〔35〕〔36〕〔37〕《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16、1、2、 116页。

　　〔38〕〔39〕〔40〕〔41〕〔42〕〔43〕〔44〕〔45〕〔46〕见《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15、115、116、284、329、400、406、439、 448页。

　　〔47〕《天皇和日本投降》日本读卖新闻社编，档案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170页。

　　〔48〕〔49〕〔50〕《华北治安战》下册，第233、237、238页。

　　〔51〕《日军侵华罪行纪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447、459页。

　　〔52〕《华北治安战》下册，第238页。

　　〔53〕《日军对华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党史文汇》1995第2期。

　　〔54〕见《山西抗日战争史》下，张国祥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23页。

　　〔55〕〔56〕见《血火铁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8、39页。又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日军侵华罪行纪实》第271 页。

　　〔57〕见《日军侵华罪行纪实》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