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经济思想对赢得抗战胜利的历史贡献
来源：中国论文网   2017-06-10 10:35:59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和巩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系统阐述的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对推动根据地经济建设、克服经济困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经济思想 抗日战争胜利 贡献

　　发生在20世纪的那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胜利的赢得，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功不可没。古今中外的无数史实早已说明，任何战争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军事行为，而必然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在内的综合事件，战争的胜利则是这些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就经济而言，它往往反映出战争的根源，又是战争的最重要的支撑因素。

　　一、毛泽东经济思想对全面抗战局面的有力支撑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则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严肃使命。抗日必须首先解决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不过，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即共产党主张的全面抗战和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对此，毛泽东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的战争。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全面抗战路线，主张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广大群众抗击日寇侵略，认为这是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惟一途径。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诉求，需要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策略进行适时调整，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致抗战，这是能否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关键。而这种调整，又必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经济则首当其冲。因为在经济利益方面如果不能调整至有利于一致抗战的状态，那么一致抗战的局面就必定缺乏稳固的经济支撑。毛泽东洞悉了经济因素将对抗战全局及其走向所会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能够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抗战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措施，其最大的举措，则是通过调整经济政策，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服从于抗战的大局。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但是，在抗战的大前提下，一方面，农民问题仍是抗日战争的基本问题，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中国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农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农民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他们是粮食、原料和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是劳动力的供给者，修筑公路、架设桥梁的民工，十分之九是农民。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1]P692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大部分地主还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也赞成民主改革，他们是抗日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大敌当前，过去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能否继续?毛泽东鲜明地指出：“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1]P766因此，1937年8月25日，在中共洛川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决定把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为了使洛川会议确定的基本经济政策得到切实贯彻，毛泽东针对干部群众中的模糊认识，强调既不能否定中国共产党曾经实行的土地革命，又必须在大敌当前的时刻果断实现政策转变。毛泽东指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正是孙中山先生提出过的政策;我们今天停止实行这个政策，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而其基本的立足点，就是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同时农民应该交租交息，这样我们才有了团结对外的经济根基。毛泽东的这一经济思想适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这是一种过渡政策，削弱了原来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封建剥削，为以后过渡到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是一种改良政策，它在限制封建剥削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农民的生活，又没有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它更是一种革命的政策，实行这种政策既能发动广大农民，又能联合地主阶级，有利于团结全民族各阶级的合力抗日，有利于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于夺取抗战的胜利。

　　二、毛泽东经济思想对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有效指导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国共两党关系发生了相应变化，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实行军事、经济双重封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潜伏着新的危机;华北敌后各根据地遭受了日军疯狂“扫荡”，承受着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华北地区连年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这些情况，使得根据地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局面，甚至到了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因此，能不能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能否继续坚持抗战的中心问题之一。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富有针对性、创造性地写下了大量的论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对推动根据地经济建设，克服经济困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如何战胜困难局面，当时人们的思想是比较混乱的。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增加财政税收以解决财政困难，其结果是大大加重了群众负担，以至于造成一些地方的干群关系紧张，影响了群众支持抗战的积极性。对此，毛泽东严肃批评了那种终日只在单纯的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的错误做法，指出在困难的情况下，片面地、单纯地增加财政税收或压缩财政支出是不足取的;为了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作法。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2]P891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的运动》的党内指示中还具体强调：在财政经济问题上，我们的干部应该是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前者的功夫用到了，后者就变得轻而易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日战争，1942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使根据地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伪、顽的封锁，而且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经济工作干部，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民主政府为了既服务于抗战大局，又保证财政收入有稳定的来源而不至于加重群众负担，采取了一系列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提高群众实际收入的政策和措施。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含有多种经济成分的全面经济建设。从当时抗日根据地经济成分来看，主要有由政府或机关、学校、部队经营的公营经济;建立在私有制上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部分存在的地主、富农的封建经济。对于那些非公营经济，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政策，即“不取消剥削，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致富。劳动增产的结果，仍归私人所有，使私人经济得到合理发展”[3]P486。含国营、合作、私营等多种成分的工商业的共同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工业品的供给能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公营企业发展的同时，由于民主政府采取了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的政策，以及对个体生产在技术、资金、原料、运输、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私营工厂、小手工业等得到较快发展。这些规模较小、办法较“土”，但数量较大的私人经济，在争取根据地工业生产自给半自给的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公营与私营相结合、军与民相结合，从而真正把根据地经济工作当作一个“广大的运动”和“广大的战线”。根据地工商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军民需要，克服了由于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难，而且使根据地在反封锁斗争中变得愈加巩固、壮大和坚强。诸多经济成分的存在，构成了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多轨并行的格局，在历史特殊性与矛盾特殊性都前所未有的时期，服从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大政治。

　　弥足珍贵的是，毛泽东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思考和探索出了一条发展生产的重要途径――组织起来，集体互助。抗日根据地的农业是分散的个体经济，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使用古老的旧式农具，并且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造成农民的长期贫困和落后，因此，毛泽东指出：“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劳动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2]P1016还指出，帮助农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出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2]P931。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农民习惯的传统互助方式进行了改造，开展了合作社运动。随着农业合作社运动的开展，商业和手工业等方面的生产合作运动也同时展开。边区合作社的性质总体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服务于群众、服务于抗战的民营经济组织，形式上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业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成为根据地的基础经济部门。合作社经济一方面发展了边区经济，改善了群众生活，为夺取抗战胜利创造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合作社经济又带有鲜明的统一战线特色，即所有的农民、工人、地主、富农、资本家，只要不是汉奸，拥护抗日民主政权，都可以参加边区的合作社，因此它对于调动一切力量积极支持和参与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