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的金融监管（六）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7-06-15 08:45:57

　　对货币市场的管理

　　抗战时期对货币市场的监管主要表现为对钞券供应和调剂的管理，这也是四联总处的主要工作之一。抗战以前，法币流通集中于华中、华北、华南一带，1937年6月法币发行总额为14亿元，流通于华北者约为4亿元，流通于华中者约为8亿元，流通于华南者约为1亿元，流通于西南、西北诸省者，实甚有限。西南、西北地区交通阻隔，运输不便，使钞券供应时常难以为继，太平洋战争以后，主要国际交通线被日本截断，使钞券运输更加困难。因此，保证钞券的足额、及时供应，成为四联总处管理货币市场的首要任务。

　　为此，四联总处采取以下办法来保证钞券供应：首先，增加承印钞券单位。抗战爆发以前，四行钞券多数由英国德纳罗公司承印，1939年二战爆发之后，英国本土遭德国空袭，德纳罗公司因战事影响，无法按合同足额印制法币，据1940年8月中央银行统计，“该公司共短交四行钞券五千余万张”，币值估计在5亿元左右，法币筹码不足，严重影响了中国金融的正常运转。四联总处不得不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商请德纳罗公司在仰光设立分厂。第二，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钞券。第三，在国内筹印钞券。从1941年起，中央信托局印制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京华书局、大业公司等国内著名印刷厂开始承印钞券。

　　其次，改善钞券运输。四行在国外订印的钞券，大额券大部分由香港用飞机运入，小额券则经滇湎公路内运，滇湎公路被截断后，空运成为大后方的唯一国际运输线，而国民政府却只控制两家航空公司，即欧亚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运力十分有限，使钞券供应益加困难。四联总处一面于1941年12月11日成立了运输统一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钞券空运事宜，一面要求蒋介石划拨专机运输钞券，蒋介石于1942年3月26日命令中国航空公司每日至少拨专机一架由加尔各答空运钞券，再由腊戌转运昆明。从1942年3月9日至4月18日共飞行33次，运券978箱，约7亿元。但由于战局变化，中印钞券运输时断时续，“致积存印地各地钞券为数颇巨，无法畅运入国”，至1943年1月12日止，仅加尔各答一地就积存了15吨钞券。至于国内钞券运输则主要靠卡车进行，1940年四联总处制定了《增置车辆加强运输机构办法》，分别给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配备了140辆、80辆、95辆、115辆运钞车，并且商请运输统制机关予以种种便利，如对于回程空车免予征用，在各公路渡口准予提前过渡等。再次，发行本票。在平时经济状态下，本票属于由存户请求银行开出的银行票据的一种，随发随兑，与现金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抗战时期发行的本票，则是“欲借此以补法币之不足，且有以替代法币筹码之趋势”，本票成为了法币的替代品。

　　1940年8月1日四联总处第40次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推行银行本票意见的决议》，决定由四行各自在法币供应比较紧张的地区发行本票以替代法币;并且要求所有同业往来，一律以本票结算;顾客要求以小额本票换额本票，银行必须随时通融照办，不得以手续烦琐而推委之。经四联总处核准，先后在景德镇、屯溪、沅陵、永安等地发行本票，对于活泼当地金融，救济市面，起了相当作用。最后，发行法币大券。小额法币，量多质重，不易运输，四联总处为满足巨额军政款项需要，于1940年起在兰州、西安率先发行大面额法币，与小额法币搭配使用，以应急需。据调查，至1940年10月28日止，四行共发行了伍十元券、一百元券、伍百元券共2441300000元。

　　至抗战中后期，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大券发行量亦随之增多。大券上市后，日伪禁止大券在沦陷区流通，购货商民在沦陷区采购货物，不得不将大券兑换成小券，这样，使大小券供求出现失衡，由此产生了大小券兑换差价问题。如1942年6月，老河口百元大钞兑换小钞，贴水达10元之多，军人与奸商趁机勾结四行人员作奸犯科，操纵金融，从中牟取暴利，如鄂北部队领到小钞之后，即运到漯河地区秘密出售，兑换大钞，再以大钞运回随枣，强迫人们以足额兑换。针对此，四联总处和财政部多次会商，拟具了如下办法：请军政部严密查禁各部队以小券换大券事件;严密查禁四行职员舞弊事件;鉴于沦陷区拒用印有重庆字样的大券，以后停止在钞券上加印重庆字样;四行尽量充分供给小券。由于国民政府官员的腐败，这些措施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