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维持根据地货币的稳定,三个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打击假钞、抵制日伪的货币、保持币值、确立和国民政府法币的合理比价。
淮南银行发行货币的保证金就是粮食,为此根据地政府尽力使粮价稳定在一元抗币能买到两斗米(一斗米合十六市斤)的水平上,棉布、盐、菜等也都是以米的等价来折算。这样,抗币的币值就一直比较稳定。群众能感到抗币等于粮食,粮食等于抗币,因此愿意使用抗币。
在淮北银号,基金准备也是边区政府所掌握的大量实物。据估计,当时淮北边区政府所有粮食就达十一万石,价值二亿元以上。其他实物如纸张、布匹、油料、烟叶等总值一亿元,还有未收回的债款七八千万元。因此抗币的扩大发行并没有引起物价的上涨。
在确定边币与法币比价问题上曾有过曲折、走过弯路,但在实践中逐渐统一了认识。1944年12月,中共华中局在同意浙东根据地设立浙东银行的复电中,即对抗币与法币的比价如何确定明确指示:“因印刷条件的限制,抗币在流通筹码中将永远难以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应按自己的客观条件,确定抗币与法币的比价,比价不宜太低。当时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比价情况是:苏中发行时抗币与法币的比价为一比五元,这个比价太低,妨碍以后的提高。皖中抗币是一比三十元。新四军一、二、三、四师地区比价一律为一比五十元。比价的提高,原则上应以根据地几种主要农副产品物价的加权指数为标准,但也不应常常变动。要采取支持生产的发行,贷物赎物,抗币即使不提价也可不完全受法币伪币膨胀而带来的损失。”这说明中共华中局对抗币发行后如何确定同法币等比价,已有充分的理论认识。
事实上,在抗日根据地的金融斗争经验为后来中共武装力量进城、能够稳住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培养的人才也为后来华中银行的成立、乃至更深远的金融建设工作提供了有生力量。
由于地域相近,上海民众和新四军关系密切,不少银行印刷钞票的机器、设备,包括技术人才,也是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而获得。
如大江银行首批抗币,就是通过上海地下党员的直接帮助,才得以问世。原来在上海从事印刷工作的过雪川,经上海地下党组织盛慕莱的联络动员,积极为大江银行印钞厂的建立而奔波。他在上海曹家渡的汪伪印钞厂和中华书局印刷厂等单位设法获得了一套钞票花边和底版,在家里勾去“储备票”上的银行名字,请一位聋哑人分别写了“大”、“江”、“银”、“行”四个大字,然后拼起来缩小,最后制成底版。他又四处招聘十一道工序的六十五名技术工人,买了一架对开胶印机、三架落面机,还有切纸机、柴油机、发电机、马达以及几十种零配件和化工材料,到达皖江区大江银行印钞厂所在地汤家沟。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一百多万元面额为五元、二元、五角、二角和一角的大江币就印制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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