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弼亮和“飞马”抗日的故事
来源：江西政协新闻网 光华时报 作者: 曾志斌   2018-03-17 11:37:37

　　胡弼亮，1899年生于吉水县水田乡孔家巷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饱受地主恶霸欺凌。1926年9月，北伐军进入吉水，他积极参加革命，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农民成立协会，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清算土豪劣绅恶行。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孔家巷创建了党支部并任党支部书记。后来，他转入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长征。

　　抗战爆发后，他奉命到江西参加新四军的筹建工作，先后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需处主任、新四军二师供给部长。当时，部队发展快，经费紧张，军需供给十分困难。为此，胡弼亮东奔西跑，四处筹款，组织战士在洪泽湖里打捞敌伪军队沉没的铁轨、生铁，用来造子弹、铸铁锅，解决了部队的吃饭穿衣问题。

　　1941年后，随着日寇的经济封锁加剧，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更加困难。胡弼亮在师党委的领导下，发动部队垦荒种粮、种菜，办起了被服厂、毛巾厂、铸锅厂、手榴弹厂、修械所，组织人员穿过封锁线到敌占区去采购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物品，不仅部队能自给，还可以向市场销售。1942年在铜城开设了“公利商店”，收购农副土特产品，经商人运往扬州、镇江、上海等敌占区销售，又从敌占区买回棉布、西药、煤油等紧缺物资，有力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新四军组织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日子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他“飞马”抗日的故事：

　　1942年仲夏的一天，新四军二师在开大会，在主席台上的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突然看到两三个战士在抢主席台上领导刚扔掉的未抽完的烟头，烟头一抢到手，便赶紧接着吸。见到此景，他心里非常难过，下决心要搞出新四军自己的香烟。

　　散会后，张云逸找来胡弼亮，和他商量能不能办个新四军自己的卷烟厂。胡弼亮对根据地的情况很了解，他说在当地原料是没有问题，很多老百姓都种烟叶，可是机器设备怎么办，总不能全靠手工卷、剪刀剪吧?张云逸知道他的言下之意，于是尽其所能，给他批了42元“淮南票”作为办烟厂的经费。“淮南票”是新四军淮南军区印发的钞票，这笔钱在当时可以买一头肥猪，让大家饱餐一顿。用来办卷烟厂，买些桌子板凳的还行;买机器，可远远不够。除此之外，还有厂房、工人、技术人员又如何解决?胡弼亮在心里问自己。看来要办卷烟厂，还得想别的办法，要做“无米之炊”。

　　两天后，他高高兴兴地找到了张云逸，报告说：烟厂有了，马上就可以生产。张云逸听了很高兴，诧异地问胡弼亮是如何用一头猪的价钱在两天内办成卷烟厂的?原来，邻县的进步人士陶震生开了一家小规模的香烟厂，卷烟机、切丝机、滚筒机、动力柴油机等设备一应俱全。胡弼亮带了当地的县委书记去找陶震生，说明了来意。陶震生听了喜出望外，带他俩参观了工厂，厂里有30多名女工，还有上海的技师和镇江的制盒工人。陶震生介绍说，工厂要是开足了马力，每天能生产七、八万支香烟，可日、伪、顽常来骚扰，工厂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果有新四军进驻保护，以新四军的名义生产经营，那香烟生意可就好做了，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香烟生产出来了，但得有个叫得响的好名字，那叫什么好呢?如果叫“新四军牌”，又怕目标太大，引起敌人注意。于是张云逸就带胡弼亮去新四军报社找秀才们求名，大家一听来意，立马有个老“烟枪”站起来说，就叫“飞马”好了。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盒很少见的“飞马”烟，大声说：这个南洋兄弟公司的“飞马”好是好，就是买不到，要想销路好，干脆叫“飞马”，来个以假乱真。

　　张云逸听了眼睛一亮，高兴地说:好，太好了!“飞马”象征着革命如骏马飞腾，用这个名字还不用做宣传。

　　就这样，陶震生献出了他的卷烟厂，以新四军淮南军区利民合作社的名义大张旗鼓地生产“飞马”牌香烟。没多久，“飞马”牌香烟不仅能自给，还被烟贩子贩到南京、上海等地销售。香烟包装美观高雅，烟丝色香味俱佳，名气越来越大，假冒的“飞马”牌很快就取代了正宗的“飞马”牌，一时还压倒了当时的名牌货“大英”牌。越来越多的烟商们慕名而来，大箱大箱地往外贩运，远销敌占区。新四军用从烟厂挣来的钱，换取了部队急需的各种军用和生活物资。 1943年秋，陈毅军长回到延安，带了三条“飞马”牌香烟去见毛主席。毛主席烟瘾很大，时不时地抽“老刀”，一见根据地自己生产出来的“新四军烟”，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地点上一支，猛吸了一口，连声夸赞烟好。他赞许地说：这个烟我早就听说了，“飞马”为抗战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真可谓劳苦功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