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对日经济战：物资交换
来源：抗日战争网论坛   2018-04-24 15:22:03

　　第五阶段　物资交换期(1943 年10 月—1945 年8 月)

　　1943 年4 月, 国民政府成立货运管理局, 专门抢购沦陷区物资。但由于种种原因, 直到10 月才正常工作。各地区的货运管制机构名为区货运管理处, 其划分标准以军事、经济、交通、运输等全部情形为根据, 不以战区或省界为限。处以下设货运管理站, 设置地点以邻近封锁钱, 能与税务以及检查机关相配合, 而便于办理商业登记的地点为原则。到1943 年11 月, 共设8 个区处, 每区平均设6 个管理站。各区都以设庄号方式从事抢购, 抢购援当地物资状态, 各有侧重点。苏浙皖区设协多庄,抢购纱布、颜料、化学用品、日用百货; 豫皖区设协中庄, 抢购交通器材、纱布、颜料、文具、纸张、日用百货; 浙东区设兴隆庄, 抢购花纱布、汽油、车胎、颜料、日用百货; 广东区设广泰庄, 抢购橡胶、汽车器材、纸张、颜料、小五金、文具; 广西区设义隆庄, 抢购橡胶、颜料、车胎、化学原料; 福建区设公平庄, 抢购颜料、小五金、汽车器材、车胎、棉类制品、日用百货; 湖北区设仁多庄, 抢购花纱布、日用百货。国民政府虽厘订抢购物资21 类, 但据货运管理局估计, “沦陷区可供抢购之汽油及交通器材为数无多, 又以后方机器厂、铁工厂营业不振, 需要之机器、五金为数有限, 惟纱布则军需民用需要最殷, 更选定纱布为抢购主要重心”。

　　这一估计是实事求是的。以1942 年为例,大后方原棉产量为205. 6 万市担, 同年军需39. 37 万市担, 机织需63. 36 万市担, 棉絮需棉77. 6万市担, 手纺需棉112. 8 万市担, 共需295. 2 万市担, 不足达89. 6 万市担。后方人口至少有1. 6 亿人, 需棉纱86. 19 万件以上, 年产仅38 万余件, 不足达48 万件。提高花纱布产量以达自给, 限于大后方的自然条件及设备条件, 自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货运管理局鉴于这种状况, 即以“80% 以上的力量从事花纱布之抢购”。物资的来源, 以上海、香港和汉口3大埠为主, 但香港自太平洋战争后商业一落千丈, 仅有五金、西药之类物资可走运到内地。汉口其实是上海的尾闾, 真正可以大量供应大后方物资的地点仍旧是上海。针对这种现实状况,货运管理局在设置分支机构时, 做了与此相适应的布置。桂粤两区集中力量争取香港的物资,湘鄂区争取来自汉口及长江中游各埠的物资, 而为争取上海物资, 在豫皖区界首、苏浙区淳安设站, 一北一南, 分两路争取上海内运的物资。

　　为了拉拢国民政府, 1943 年9 月, 日本指使汪伪出面向国民政府通纳款曲。日伪方面有意放出某些物资, 与大后方实行物物交换, 即此种表示。而棉纱既为大后方所急需, 日本又“不认为棉纱是军用物资”(35), 故当大后方表示要购运时, 驻华中日军及汪伪态度都比较积极。自1943 年10 月, 货运管理局抢购抢运工作步入正轨。1943 年10 月—1944 年1 月, 协助商人抢购物资4. 5 万吨, 总值9 亿余元, 其中花纱布占第1 位, 达3. 9 亿余元; 钢铁五金第2 位, 1. 4 亿元; 电工器材、医疗器材第3 位, 1. 2 亿余元; 化学原料第4 位, 6200 余万元;交通燃料第5 位, 3200 余万元, 另外还协助商人抢购进一定数量的纸张、粮食、羊毛及其制品、皮革、猪鬃等。同期该局自行抢购物资价值近3. 6 亿元, 其中花纱布占绝大多数, 达3.34 亿元; 其它为五金、器材、西药等。

　　进入1944 年, 该局工作更有起色。首先是资金拨付到位, 资金由平准基金下拨8000 万元, 其余款项向中央银行透支1. 1 亿元, 为裕中庄抢购界首进口上海纱布央行垫借两次共1.3 亿元, 上年12 月为抢购界首进口纱布央行借运费4000 万元, 为抢购沦陷区纱布, 四联总处与花纱布管制局拨款6500 万元, 共4. 25 亿元。支付情况为拨庄号抢运资金2. 97 亿元, 运费基金1. 28 亿元。其次, 商人被组织起来。货运管理局办理抢购业务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自设商业庄号; 2. 与商民合资, 创办特种公司, 如创设通济公司, 该局投资2000 万元; 3.与物资主管机关合作; 4. 与商民订购临时合作。其中组织商人抢运是一项重要工作, 因为货运管理局毕竟资金有限, 远不如商人力量为大, 只有利润较薄、商人趑趄不前的物资, 该局才出面抢运, 其它委诸商人收效更大。经动员, 申请登记从事抢运工作的商号达4000 余家,其中资本殷实者达千余家。其中如广西区策动成立联记橡胶运销社, 集资1亿元抢购越南橡胶, 台山成立登记商联合抢购商行, 抢运的物资均为后方所必需物品, 如纱布、五金、颜料、西药、化工原料及器材、皮革、酒精、截至年底, 总数5 万余吨, 其价值依照各该物资当时的海关报价, 达40 余亿元, 比1943 年增加4 倍。第三, 抢购方式开始具有灵活变通性。过去系以法币直接向沦陷区抢购物资, 日方为打击法币价值, 禁止法币在沦陷区流通, 以伪币强迫收兑, 抑低法币比价, 使抢购成本过于高昂。为避免此种损失起见, 决定将大后方过剩土产向沦陷区输出, 有计划地交换必需物资。

　　1944 年度以货易货, 输出土产价值约3 亿元, 易回物资则值6 亿元。为保证及时易回物资, 还制定了封锁线输出入实物结算办法, 规定输出物资必须保证于相当期限内换进比例价值相等的物资, 向货运管理局办理结算。1943 年5 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准试办, 1944 年3 月正式实施。

　　1944 年头3 个月, 货运管理局抢运顺利, 除协商抢购外, 还自行抢购了价值1. 77 亿元的物资。4 月17 日, 日军在豫中发动攻势, 界首为吸引上海物资的门户, 积存待运的必需品甚多, 其位置突出于平汉路以东豫皖交界处, 损失堪虞。货运管理局急电交通部转饬河南驿运处, 并电河南省府转饬该省公路局迅派车辆驰往界首, 加强运输; 又电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武力协助, 同时并商洽关务署、缉私署, 对由界首内运物资, 悉凭豫皖区货运管理处证件放运, 至南阳再行补办报关及完税手续。事前调查登记共500 余吨, 其中布匹1 万余匹、土布2 万余匹、颜料12 万余斤, 因交通部及河南省政府运输工具并未如期拨到, 加之天雨过绵,道路泥泞, 截至4 月30 日漯河沦陷, 归路受阻之日止, 共由该局车辆运出物资310 余吨, 其余100 余吨经豫皖管理处于6 月4 日商请驻军及商人携带, 向西突围。7 月中旬, 豫皖区处内移, 留驻界首人员协商绕越敌人防线, 抢运交通器材、布匹、颜料等物资, 先后出动人力胶车、架子车765 辆, 前后7 批共339 吨, 价值3. 5 亿余元, 市价10 亿余元, 运抵河南镇平、南阳一带。湖南方面, 也对物资紧急抢运, 但货运管理局在该省未设机构, 由广东区货运管理处在衡阳极力抢运, 另与交通部洽以回空车辆抢运物资, 到柳州集中, 曲江存积物资也运柳集中, 南方一带物资则全部内撤贵阳。经过紧张工作, 最大限度地使物资内运到安全地点。自行抢购工作, 因受战局影响, 未能十分展开, 但仍能抢购相当数量的物资供应后方需要, 照进价计算, 总值为4. 17 亿余元, 花纱布占70% 以上, 交通器材及燃料等占17%。此外, 豫湘桂战后, 第三战区与大后方被日军隔绝开来, 军布供应困难, 由该局代第三战区抢购军布6 万匹, 其中3 万匹由通济公司自杭州运入, 另由苏浙皖区向沦陷区交换通州产布3 万匹, 价值共约4 亿余元(42)。 总之, 在抗战时期, 面对日本在各阶段的经济攻势, 国民政府能够根据形势演变加以因应, 使日本力图促使大后方经济崩溃的企图没有得逞, 由此证明国民政府战时的经济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 应该看到, 国民政府应战的层面多一些, 主动求战的成分少一些, 这固然与实力强弱有关, 也与国民政府的决策迟缓有关。另外, 由于存在着严重的腐败行为, 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