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来源：中国论文网 责任编辑：宋淑芳    2019-04-22 09:35:32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转折点，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在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不但在军事上、政治上创造了一系列奇迹，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也克服严重困难，取得巨大的成就，它不但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后领导经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对今天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判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之所以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并在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取得极大的成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内外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著中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判断。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首先是根据于革命和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来进行的。从革命的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领导的经济建设首先具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时必须考虑到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利益，必须把广大的工农群众作为最主要依靠力量，但同时也要联合其他社会阶层。此外，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榜样给他们看，才能做得到”。所以说，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

　　就战争本身来说，“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中国人民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就必须致力于经济建设，为抗战提供胜利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战胜日本侵略的重要一环。从战争的性质而言，抗日战争首先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反侵略战争。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国内最主要矛盾。为抵抗日本的入侵，国内各阶级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必须处理好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把民族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另一方面也要处理好国内各阶级间的利益冲突。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的经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各根据地在发展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同时，又采取了减租减息和“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必须注意到根据地自身的情况。无论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还是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处在比较偏僻落后的农村和不发达的地区。简言之，当时的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处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的环境”，所以任何方针政策的提出都必须立足于这一现实。

　　因此，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领导进行经济建设时，是从对当时当地形势的正确判断出发来制定方针政策的。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在经济政策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1937年3月，当时的陕甘宁根据地即停止执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激进的政策，在政治上恢复地主、富农的公民权。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所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经济方面提出了“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失灾。”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将其作为各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他在报告中强调经济是决定财政的。他批评有些同志不注重发展经济，发展生产，整天在财政上打算盘、绕圈子的保守的错误财政观点，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实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只有束手待毙。”指出各根据地必须以发展生产来作为克服经济和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

　　二、发动和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力量保证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参与的反侵略战争，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必须联合一切抗日的人们，包括坚持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所以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各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也就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多处于农村地区，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首先是调动农村各阶级的积极性。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一次以纲领的形式明确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基本政策。它将在土地革命时期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地主减租减息的政策，以改善农民生活，解决农民的民生问题，从而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农民交租交息，在一定程度照顾到地主富农的利益，对于推动国民党抗日和根据地地主参与抗日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有利于社会各阶层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去。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开始颁布法令，宣传号召进行减租减息。

　　但是在1939年冬以前，各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还多处于颁布法令、宣传号召阶段，而少数执行了的地区也多采用行政方式，农民没有发动起来，所以减租减息运动没有深入下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深入发动群众，中共中央于1939 年11月1日向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发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批评了那种“注意了上层统一战线，忽视了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强调指出：“共产党只有进一步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当前时局的危机，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在可能发生的不利于党与抗战的突然事变中，不使党与抗战遭受意外的损失。”因而要求“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必须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作生活，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凡尚未实行的，必须毫不犹豫地立即实行”。各根据地从1939年冬开始，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1940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专门强调指出：“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帮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

　　但在1942年之前，各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发展并不平衡，有的地方没有贯彻执行，有的根据地虽然执行了，但在执行中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所以收效不是很大。为克服遇到的困难，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团结一切抗日的阶层，坚持敌后的长期斗争，194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对减租减息原则和具体政策作了全面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根据地普遍、认真彻底地执行。同年2月中共中央又专门对党内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指出中央1月土地政策决定的精神是既要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又要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到抗日民主政权方面来。所以党在当时的政策，在经济上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削弱了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封建剥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因而也就激发起农民空前高涨的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根据地对敌斗争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根据地军民之所以“能够在毫无外援的情形下面，抵抗了半数以上的敌寇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克服了种种灾荒，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终于配合盟国打败了敌人”，其根源“就是由于实行了减租减息，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而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援助”。

　　根据地十分注意发展公营事业和合作社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因为当时各根据地单靠人民交的租税，不能满足抗战建国的需要。根据地在发展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同时，还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1941年4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跋》中指出，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的政策”。各根据地专门颁布法令制定各项政策鼓励私人工商业的发展。毛泽东还就民营和公营经济的作用与关系指出，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140万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开征援助政府与军队，支持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数万党政军的生活费的主要部分，以便减少取之于民，休养民力，便于将来紧急需要时的取给。

　　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发展对外贸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又要努力发展对外贸易，互通有无，这是经济发展的一条普遍经验，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来说，这一经验就更为重要。因为根据地所面临的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正是这种被分割的、自然经济的落后农村环境，加上日寇频繁“扫荡”与破坏和国民党的封锁，使物资更加缺乏，工业必需品的供给出现困难，所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毛泽东指出：“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同时，由于需要进口一定的工业必需品，根据地有大量的土特产也需要出口，这些问题必须发展对外贸易才可以得到解决。

　　根据地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战略性措施。抗日战争初期，根据地对外援有很大的依赖，国民政府发给的军饷和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捐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但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反共行为日益彰显，中共中央开始感到外援的不可靠，遂在1938年12月20日的《新中华报》社论中发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保证各地区物质供应的自给自足”的号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才能保障战时物质供给”。此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1940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军政负责人要努力领导各“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根据地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1941年由于陕甘宁边区经济被封锁，外援断绝，边区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迅速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三五九旅于1941年春首先执行朱德所倡导的屯田政策，把主力开进延安南面的南泥湾实行屯垦，开展以农业为主的生产运动，并取得良好成效。1943年中共中央召开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毛泽东在招待代表的会上专门讲话强调，“为了支持战争，为了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荒，就不能不动员全体党政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要求根据地军民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生产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做《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像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自己解决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根据地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对外贸易，注意对外 经济斗争。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文规定，“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发展边区商业”。其他各根据地也都颁布了类似的法令，鼓励私人投资工商业。各根据地还专门制定政策，提供优惠贷款以鼓励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私营商业等各种形式的商业的发展。但是根据地的贸易是为抗战服务的，中共中央在1940年5月25日《关于对日本经济斗争中贸易政策给前总的指示》中指出，贸易政策以长期抗战的利益为准则。对于日货的输入与输出，采取放任政策是不对的，因为这将给日寇以榨取中国资源的有利机会;但对日货采取禁绝入口，对土货采取禁绝出口的政策同样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便利日寇的封锁政策，对抗战是不利的。因此指示要求，设税务局与贸易局统制出口贸易，凡非必需品，禁止入口或收高税;凡抗战军队及人民必需品，而又不能自制者，准许入口收低税。为了收支平衡，必须准许一些适当的土产品出口。进口贸易不仅由政府及军队之商店和机关经营，并且经过贸易局准许，商人可以经营。同时指示还要求，发展手工业，奖励家庭工业，以求自给自足，禁用不必要的外来奢侈品。在游击区与敌占区，设法破坏敌人的经济建设，如没收日本商店，毁坏日本工厂，收集可资利用的物资等。为规范对外贸易的发展，各根据地成立了专门的贸易领导机构，如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贸易局、山东根据地成立了税贸局、晋察冀成立了贸易管理局等来发展和规范管理对外贸易。

　　四、培养一批懂经济的干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

　　“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干部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的关键。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就需要有大量优秀的干部参加到经济建设中去。早在1933年，毛泽东就提出，要把大量的干部“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但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主要精力和注意力放在政治与军事方面，致使一些党员对革命工作产生了误解，认为做政治工作或军事工作是光荣的，做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而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比较薄弱。邓小平在总结晋冀鲁豫根据地工作时指出，“在经济上，一九三九年我们仍然是忽视的，民生凋敝，军队供给极端困难……一九四九年我们才开始注意经济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普通干部就更加不愿意从事经济工作，造成根据地出现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相对缺乏的状况。1940年2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军委关于培养财经人员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指示》中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中从事财政经济工作的同志“还缺乏大的理论知识和技能，缺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素养，未能把实际经验与理论融合起来，若不及时纠正，则对于财政经济、干部本身的进步与今后工作的发展，具有莫大障碍”，要改变这种状况，“非急速培养一批有理论基础的懂得大的理财知识技能的干部不可”。同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必须开办财政经济训练班，在附近地区可选送一批人来延安行政学院学习”。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根据地开办了许多培训班训练从事经济建设的人才，并挑选了许多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参加到经济和技术工作中去，对保证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1940年11月12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以开展经济建设作为当前最迫切的实际中心工作之一，必须彻底纠正某些党与政府组织对经济建设工作的忽视，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组织领导，协同政府、军队、群众团体抽调必要得力干部，配备到经济建设和有关部门中去，书记必须切实参加经济建设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各级经济建设委员会至少有一个以上最得力的领导人，并且配以适宜于经济事业的干部，以开展经济建设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为纠正某些党组织和党员“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错误观点，“纠正某些党员不愿参加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现象，1941年5月1日，中央书记处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抽象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分配。纠正某些党员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并要求“一切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门家学习”。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行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的运动中，需要大批有能力组织生产和从事经济建设的人才。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党组织发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强调组织劳动力是当时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以从事生产”，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办法”。毛泽东为此号召全党“必须学会经济工作”。他指出：“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是和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分不开的。正如邓小平在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经验时指出的，当时根据地经济建设经验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