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四川威远县的实业救国路
来源：方志四川   2019-06-11 14:25:5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很快侵略军将进攻矛头直指上海，工业相对集中的东南沿海城市危在旦夕。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工业的70%集中于沿海一带，内地十分薄弱。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不包括东北)，其中仅上海一地就有1235家，约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总数的近50%。随着战争爆发，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炮火袭击。为避免沿海工业遭受灭顶之灾和在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工业基础，加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南京国民政府开始逐步动员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并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历时三年多，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等后方省区形成了11个工业区，其中四川有5个，威远为其中之一。

　　威煤，点燃川盐济楚的熊熊大火

　　抗战爆发后，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备受破坏，运输受阻。湖南、湖北等省海盐销区民苦淡食，迫切需要川盐济楚。作为四川盐业中心的富荣盐场(即当时富顺县所辖自流井，荣县所辖的贡井)，承担起了供应军需民食的重任。1938年3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明令川盐增产，并提出“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两场着手”，要求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300万担，比1937年的327万担将近翻一番。从1938年1月起，富荣盐场开始大量起复卤井增加盐灶，提高产量，加运盐斤。两场的卤井在未增产前计有170余眼，增产期间的1938年已增至210余眼，全年产盐456万余担，较1937年增产129万余担，已占四川省各区总产额的50%以上，为全国的产盐战略中心。① 用于煮盐所需的燃料巨增，以前靠柴草、干牛屎烧盐远不能满足需要，人们迫切需要找到更稳定的燃料来源。

　　位于四川盆地的威远县，恰恰具有这样的优势。其“煤藏丰富，煤质亦佳”，是著名的产煤县。清代乾隆时期编《威远县志》卷2有记载：“嘉靖中，自流井初煎盐鹾，务需威煤孔亟，邑民于此设立炭厂。”可见，两地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由来已久。

　　只是抗战之前四川煤炭业“商营者为数虽多，然规模极小，资本在10万元以上者已不多见”，且多用土法开采，生产能力十分有限。抗战爆发后，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后方成为“国家民族最后生命之所寄托”，被认为是“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人口的剧增和战争物资的消耗，为军工民用物品的需求打开了广阔的市场，而煤炭作为生产生活的基本燃料更呈现出供不应求之势。

　　威远的矿山，主要分布在县境内的几个山区。威远人习惯将其分为北、中、西三路。今山王镇以北的煤矿，因在清溪河流域以北，称为北路，主要有灵官沟煤矿、黑沟昭明厂、龚沟、道沟儿煤矿等。据统计，北路这条线，大小煤矿共有300家左右。清溪河以南的新场大胜以及芦蒿山、黑山咀一带为中路，有铁线沟、白蜡树、谢家沟、兰家碥(抗战时办)、沙坝子、崩笔坎等处共20多家。而新场河以北的山区为西路，有侯家山、曾家湾、牛角尖山、钟岩洞等地共有120家左右。在抗战前后较为有名的威远煤矿就在县东北部的黄荆沟镇。

　　1938年4月，威远县政府提出“开发威远县黄荆沟煤矿刍议”，并派人商请四川盐务管理局合作。{3} 同年6月29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派盐业研究所所长蔡远泽、工程师朱庭祜到威远调查，形成调查报告。一年后，盐务总局至川康盐务管理局，决定成立黄荆沟煤矿局，为争取早日出煤，解自贡盐场急需，先淘浚颜德明等人遗弃的旧井，后因积水太多，排水不畅，工程陷于停顿。但在困难面前煤矿人并没有妥协，而是想方设法，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

　　1940年6月，财政部盐务总局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邀中原公司、福公司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中福公司)在重庆川盐银行开会，商定筹建威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开发黄荆沟煤田，当月，三方筹集资金300万元。7月，威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临江门九尺坎34号正式成立，黄荆沟煤田的开发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同年8月，开始修复利用伍质均等人开凿已废弃的斜井和立井，继续向下开拓延伸，所有配套工程齐头并进，并于1942年2月正式投产。从1940年11月20日至1941年2月28日，由嘉阳煤矿公司正式在黄荆沟进行资源勘控，初步探明煤炭储量380万吨。这时，自贡盐场井灶生产用煤激增，每月约需12万包，每天即达1000吨左右。为满足煮盐的需要，威远煤矿用新法采烘，在立井井口安装40马力蒸汽绞车1台，用罐笼提升;斜井进口安装20马力小蒸汽绞车1台，用以下送物料和通风排水。这在威远地区的煤炭开发史上开了机械提升、排水之先河，当年生产原煤4.71万吨。

　　随后，威远铁厂的耗煤量也大大增加。1943年，威远铁厂厂长致函威远煤矿厂长郭象豫：“贵矿每月供给200吨煤。最近因翻砂铁销路颇广，改制翻砂铁而焦炭之需要量随之增高，特故极需要贵矿大量供给，最少400吨煤。”{4}

　　抗日战争时期，为满足自贡盐场运威煤烧盐之需，川康盐务管理局实施了威远河渠化工程。工程自1940年开工，到1944年6月17日威远河高硐修筑的埝闸完工，共建成9座埝闸。自此，威远河运量提高两倍，运费较之前降低36%，仰仗威远河的威远煤矿外段运输，大为缓解。与此同时，威远煤矿引入新技术，使用蒸汽发电，风顺水干，煤层走向顺利，产量由初期的日产100吨至1944年日可产煤400吨，极大地缓解了自流井各盐场和内江、资中酒精厂和糖业等燃料紧张的问题，保证了大后方的食盐供应，彻底打破日寇对我国的海盐封锁，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威远煤矿在抗战期间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为支援前线，早日驱逐日寇，威远煤矿及全体员工积极响应冯玉祥将军倡导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先后七次献金总额达149万元。冯将军深受感动，欣然题写“新天新地新世界”匾额，又以亲题的“还我河山”碎瓷花瓶一对相赠。后来，冯玉祥还在给厂长郭象豫的一封回信中这样写道：“贵矿热烈献金之情形至为感奋，全国工厂如均能如此爱国救国，则驱逐倭寇还我河山实易也。”极力赞扬矿方及员工的爱国义举。这是威远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威钢，熔炼抗击日军的战斗利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华北、沿海一带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同时为保存抗战的经济力量，作出“将沿海或逼近战线之新式设备内迁”的决定，实施经济上的大转移。当时，华东、华北等地的钢铁厂相继陷落，加上海口封锁，进口钢铁、生铁等特别困难，严重影响工业特别是军工业的发展。为摆脱这种困境，开始在西南特别是有着“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谋划建厂，其中钢铁业的建设更成为各方面重视的重点。

　　钢铁是战时工业基础，而钢铁工业的能源供给离不开铁矿和煤炭。四川的煤铁资源本来分布很广，然而，抗战前四川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主要以轻纺工业为主，钢铁、电力、冶金等基础工业十分薄弱，这种产业结构完全无法支撑抗战所需的工业物资。因此，国民政府着手实施沿海工业内迁策略，为本来十分落后的四川工业增添了活力，形成一个基本能够自给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初步搭建了四川工业的基础结构。威远铁厂也在这一时期获得较快的发展。

　　新威矿冶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民营新华兴业公司，是由国内知名人士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发起，组织南开校友投资开办的。初时以建筑业为主，间或经营其他事业。七七事变后，公司业务萧条，发现钢铁销路甚好，并获悉二十四军在威远办有铁厂的信息，于是在1938年底，向政府陈述由其租办威远铁厂“以补抗战实力，而尽国民之天职”。1939年7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正式批准新华兴业公司承租威远铁、钢厂，随即将公司改组为新威矿冶股份有限公司，威远铁、钢厂更名为新威矿冶公司炼铁厂。12月，该公司呈文四川省政府，请求核准开办威远矿区，“以兴资源，而利抗战”，并聘请炼铁专家李公达为新威炼铁厂厂长，招募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300余名，正式开始修复工作，尝试改传统土法生产为高炉生产。不想广州失守，形势剧变，新威矿冶公司在港购买的设备无法直运回厂，又遇国内物价暴涨，工厂出售耐火砖成为唯一的收入。终因经济窘迫，难以维持，于1941年1月以250万元(法币)将铁厂出卖给资源委员会。

　　1941年1月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威远铁厂成立，靳树梁任厂长。首先集中力量清点仓库，检查设备，摸清厂内资产。接着转向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开展基建，补充人员，为职工谋福利，稳定队伍等一系列工作。后又将地处偏僻的红豆树钢厂和杨家湾焦厂，移至蒋家湾，新址距铁厂只有15公里。又沿宝溪河而上，经双桥，打穿石牛洞，至新厂，建成16.5公里的新公路。对内形成了煤、焦、白云石、耐火泥等的运输主干线，对外与威远城区、自贡等公路连接，改变了各土铁厂生产运输仍处于肩挑背扛、牛驮马载的状况。随后全面地进行检修机器、装修动力，修复耐火工厂，整理矿井、修复高炉等工作。1942年12月25日，15吨高炉经过艰苦紧张的修复改进后正式开炉，靳树梁所发明的小型炼铁炉标准炉喉也在此炉上得到了正式使用，获满意效果，焦比为1.2吨焦/吨铁，产量设计率达80%，而当时同类型炉一般的焦比为2吨焦/吨铁，产量设计率为50%～60%。{5}“修建12年的高炉出铁了!”消息立即传遍全厂，人们无限喜悦。

　　从高炉建立起至1945年11月底抗战胜利，其间三次开炉，总计产铁5094吨。其中，1942年18.44吨，1943年1704.23吨，1944年2413.887吨，1945年957.45吨。主要产品有高矽生铁，一号、二号翻砂铁，贝色麻铁，碱性生铁等五种，直接供应军政部兵工署各炼钢厂的炼钢生铁1900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抗战所需钢铁的匮乏，为熔炼抗击日军的战斗利器尽到应尽之力;其余产品为翻砂生铁，除自用部分和翻制盐锅供应自贡、乐山等地外，主要产品供应民用工业和农业之需。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消散，但是历史不能忘记战争的创痛和中国人民的奋勇抗击。正是因为有国民政府的大力提倡，民族资本的积极响应，才在中国的大后方形成新的工业基地，保存和发展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力量。其所产生的影响，所展示出的特征和意义，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