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盐抗战的历史功绩
来源：自贡网   2019-06-20 08:39:34

　　抗战时期的四川盐务管理机构

　　在抗战以前，四川的盐务管理机构是十分健全的。1937年4月，四川盐务稽核所与四川盐运使署奉令合并，改组为四川盐务管理局(直属盐务总局领导)，落户自流井，辖重庆、五通桥、川北三个分局，是四川盐务系统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负责着全川的整个盐业生产、运输、销售、征税、辑私等事务。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四川的盐务管理机构也同全国各地一样，为了适应国家盐务管理的战时之需，无论是机构名称、管辖区域，还是工作重点等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武汉、广州，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河北、山东、山西、江苏、上海等省市先后沦陷，河南、安徽、湖北、浙江、福建、广东、湖南等省也相继遭逢战火，许多盐务机构无法履行职责。国民政府不得不根据战时的实际，对这些盐务管理机构进行相关调整。比如鄂岸盐务办事处，于1940年与川康盐务管理局原部分场务一起，归属新设的川东盐务管理分局。自淮芦鲁潞各大产区沦陷后，四川地区的盐务组织更是屡经调整，以从根本上适应国家抗战的需要。1939年间，四川盐务管理局更名为川康盐务管理局，西康(省)盐务被归属其中。1940年7月，川康盐务管理局所辖盐务划分为川康区、川北区、川东区三大区域，并分别设川康盐务管理局、川北盐务分局、川东盐务分局。这个时期，四川的盐务管理机构不管是盐务管理局还是盐务分局都直属于盐务总局。

　　至此，抗战时期全国战时的盐务机构基本定型。计有两浙、福建、云南、西北、川康、鄂东、鄂西、两淮等8区设有管理局，湘岸、西岸、河南、陕西、贵州等5区设有办事处，另有川东、川北2区设立盐务分局，以上15区所设的盐务局或办事处，均直属盐务总局管辖。然而，在15个直属于盐务总局的盐务机构中，四川却由一个直属局改变为了三个直属局(川康盐务管理局、川东盐务分局、川北盐务分局)。由此，足可看出这时四川盐业在抗战期间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之所在。而且在这时，负责富荣盐场增产赶运的川康盐务管理局，自身也进行了内部机构的扩充，新增设了“官运科”“官运资金股”“原材料统治委员会”，原有的“工程室”也扩大为“工程处”，增强了其盐务管理职能。

　　抗战时期的盐专卖

　　在缴款书上记录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1942年12月11日，设在自贡的川康盐务管理局，将销售自贡富荣盐场5242.4担花巴盐之后的“盐专卖”收入209896元，汇缴到了万县国库支库。这充分证实了自贡盐场为抗战增产赶运作做出的具体行动，真实记录了自贡盐场为国家增加抗战经费(食盐税)所做的直接贡献。这里所说的“盐专卖”，即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施行的一种战时盐务政策，也更是国家全面抗战的一种有力武器。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我国就有人提出了关于盐专卖的主张。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的日益加快，尤其是“九一八事变”所带来的盐税的巨大损失，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越来越引起国人的优虑。当时，马寅初、千家驹、何廉、萧淑宇、丁洪范、漆淇生、张一凡等一大批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建言战时的财政主张，其中就包括“实行食盐公卖”。对此，国民政府则安排专门人员，对专卖制度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研究。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了《第二期战时财政金融计划》和《对于财政经济交通报告决议案》，其中有关盐政方面则规定：“食盐引岸制度，流弊滋多，在战时尤不适用，应按前五年计划规定的，以‘民制官收运销’为原则，彻底废除引岸制度。”1940年1月2日，盐务总局向财政部汇报了拟定的《筹办盐专卖办法》。这个《办法》对盐的产、运、销、税、组织等各方面分别作了规定。1941年4月1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孔祥熙等人提交的关于“筹办盐糖烟酒等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衡市价”的提案。根据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1941年5月26日，国民政府成立了国家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大学研究部主任刘振东任秘书主任。在秘书处下又分出6个组，其中第一组负责盐专卖的设计。 第一组组长由缪秋杰兼任。第一组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拟定盐专卖的法规、计划等。

　　1941年11月，为了盐专卖的需要，国民政府财政部对现有的盐务机构进行了改组，并任命盐务总局总办缪秋杰兼任盐专卖局主任。1942年4月11日，财政部正式颁布了《盐务总局暂行组织规程》，改组后的盐务总局下设总务、场产、运销、财务、人事、视察、硝磺、技术、会计及磺统共10个处。盐务总局辖有川康、川东、川北、福建、粤东、粤西、云南、西北、湖南、江西、河南、陕西、贵州、两浙共14个盐务管理局及皖北盐务分局。1942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实行盐专卖。其时，盐专卖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对食盐实行“管制生产、推行官收、管制运输、管制销售、征榷改制、调整辑私”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盐专卖”政策的实施，其意义在于：一是政府通过掌管盐源，调济供销，基本保障了战时食盐的军需民食;再就是盐项收入的显著增加，为抗战经费支出做出了突出贡献(1942年-1945年税项收入145809百万元，其中盐类收入72239百万元，占49.5%)。

　　富荣盐场在抗战中的贡献

　　众所周知，自贡，因为富荣盐场的存在而成为全国著名的井盐中心。但是，富荣盐场在抗战期间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却鲜为人知。

　　1939年9月1日，作为川盐主产区的富荣盐场将自流井地区和贡井地区分别从富顺和荣县分离出来，正式成立了自贡市。富荣盐场也因此叫自贡盐场。早在1938年的3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明令川盐增产，并提出“增加产量首先以富荣两场着手”，要求自贡的富荣盐场年产食盐量增加300万担。这个新的产盐量，比1937年富荣盐场的327万担将近翻了一番。

　　面对如此重大而艰巨的的抗战任务，富荣盐场一度面对井盐生产成本困难、日本飞机轰炸等严重问题，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集中在井盐的生产上来，力求保证四川、康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陕西七省区达7000多万人口在抗战期间的军需民食。

　　1938年是川盐为抗战而增产的第一年。富荣盐场的场商“因本重灶贫，流动资金极感缺乏，兼以市面借款，利高借难”，井盐生产举步维艰。但是，他们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与时间抢进度。他们快速淘办过去在自流井已经停废的老盐井，重点起动添设熬盐碳灶的浩大工程。至当年的4月底，富荣盐场新增熬盐的碳巴灶锅440连半(每连为4个熬盐锅口)。富荣盐场如此的井盐增产措施，所带来的盐产量增加，使自流井原来已有的运销能力明显不适应了，“赶运济销”亦成为了急需解决的矛盾性问题。于是，自贡举社会各界之力，想尽一切办法“赶运济销”：添招邓(井关)泸(州)段之临时拨船，连原有者共足几百载，并准随时集招;橹船以往5支一载，为增加运量起见，改为9支载盐两载;自制长船，本年计奉准制造30支;于富荣(盐场)关外及邓井关、泸州、重庆四处设立临时官仓，以备盐船到达;组织重庆川盐运输处，负责办理黔、鄂、湘等岸盐运事物，由该处招集渝宜段木船，组织团体承运;自备板车，于井(自流井)邓(邓井关)段兼运煤盐，并于渝松段载运湘黔盐斤;自备柴油汽车，装运由贡井至关外之西场一部分引盐;筹划铺设邓井段轻变铁路;修理盐井河各堰滩，以便运输。这些“土洋结合”的增产赶运办法，再加上自贡盐业人满腔的爱国热情，使自贡的井盐生产取得了立竿见影的巨大成效。到1938年底，富荣盐场的卤井，由增产前的170余眼增加至210余眼。1938年富荣盐场全年产盐456万余担，较1937年增产128万余担，已占四川各区总产额的50%以上，成为全国的产盐战略中心。与此同时，自贡的盐税亦成急剧上升势态，其速度超过了盐产量的增长。1938年自贡盐税比1937年增长了96%，1938年到1941年，盐税增长了7.5倍。整个抗战期间，自贡的盐税收入更是达到5000万元以上，已经占到全川盐税的80%以上。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谈及抗战时期的自贡时，曾说“以产盐雄于西南，而贡献于国家与地方者举国惊甚宏伟”。

　　值得一提的是，富荣盐场人历尽艰辛，不但以“增产赶运”的特殊方式，主要承担起川盐抗战的历史重任，而且还将个人资财直接贡献于国家抗战，创下了1944年“节约献金”运动的全国之最高记录：1亿2千多万元。这个数，按当时自贡市42167户22万人口来算，每户献金约3000元，每人献金约600元。其中个人献金最多的是著名盐商余述怀和王德谦，分别献金1200万元和1400万元，皆居全国个人献金之冠。对此，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张群说“这个献金数字，是很不容易的，以首都(重庆)‘七七’献金来说，也只及自贡献金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