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王楚英指着家中的油画《日本受降仪式》 杨颜慈 摄
中新网南京7月9日电 (杨颜慈 谈叶闻)8日,在南京清凉门外的一所民居内,93岁的王楚英老人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我亲身经历了侵华日军南京受降仪式。”回忆起近70年前的这段往事,老人表示,尽管战争硝烟散去,但记忆却挥之不去。“那一段岁月,我终身难忘。”
亲眼见证日军投降的一幕
“左边是何应钦代表的中方,右边是冈村宁次代表的日方。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日方在南京签署中国战区投降书,而我作为护军,见证了整个受降过程。”在王楚英老人的家里,一幅反映抗战胜利受降大典的大型历史油画,将日军签字投降的历史瞬间展现给世人。8日,王楚英老人,则将这一光辉的历史完整而又鲜活再现。
“1945年6月,我在国民党新6军第14师司令部任少校作战科长。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军长廖耀湘紧急召我由云南昆明飞回湖南芷江,参与中国陆军总司令前进指挥所,并负责到南京从事对日军的受降工作。”王楚英老人回忆道。
对于日军受降的经过,在王楚英老人的脑海里,一幕幕还是那么清晰。“8月21日,何应钦到达芷江部署受降,我参与了此次‘洽降’;8月27日,我们‘中国陆总’前进指挥所及新6军前进指挥所200余名官兵分乘7架飞机飞赴南京,负责筹备日军投降仪式。9月9日,我参与了何应钦在南京主持的签降盛典。”
王楚英回忆说,9月9日这一天,南京城街头巷尾一片欢乐景象,人人纷纷走上街头,欢庆着抗战胜利。“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这一天从中山东路到礼堂门口全部焕然一新,庄严中透着喜庆的色彩。”
在油画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礼堂内的圆柱间,环插着代表当时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的旗帜。礼堂中央为签字场所,左边为中方受降席,右方为日方投降席。王楚英老人表示,自己就是受降席后方站立的警卫之一,当时距离中方签字台不到3米。
“8点52分,何应钦抵达会场,8点58分,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方代表进入会场。日方在投降席站好后,集体向何应钦脱帽鞠躬致敬。9点04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验签降代表证件。随后,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恭敬地写下了‘冈村宁次’四个字,并盖上印章。何应钦审视后签名盖章,命人将其中一份降书转交给冈村宁次。9点10分,冈村宁次签署命令受领证。9时15分,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退席。至此,历时15分钟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全部完成。”‘
至此,八年全面抗战也正式结束。对于抗战,王楚英说,“作为一名军人,参与了神圣的八年全面抗战,又亲眼见证日军投降的一幕,是我一生的荣幸。”
回大陆只为一家人团聚
“你看我大女儿可爱不?”今年93岁的王楚英笑着指着家中墙上的照片说道。照片中的小女孩约在2、3岁,黑白色的照片也难掩纯真的笑容。
1949年6月,来不及和妻儿告别,王楚英跟着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1950年起,王楚英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高雄警备区及52军参谋长等职。1952年被蒋经国调任“总政治部”第5组代组长。当时的王楚英可谓“高官厚禄、生活优越”,可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远在大陆的妻子和女儿。
“那时候,在海边,手里握着妻子女儿的照片,一边走一遍流泪。”1954年左右,蒋经国派王楚英去香港公干,王楚英意识到这是个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到香港后,他想方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但是妻子始终不愿意去台湾,“知道她不愿意去台湾后,我当时就想回大陆。”
1954年,王楚英离开香港,返回大陆,1956年年底,王楚英回到南京,终于见到了分别7年多的妻子叶馨。其后,两人又育有一女一子,直到现在,王楚英一家人都生活在南京。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现为南京市政协委员会专员的王楚英仍在致力于抗日战争的研究,“像我这样的见证者不多了,要趁着现在,把这些记忆尽量完整地留下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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