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区十六个受降区的对日受降述略
来源：360个人图书馆   2015-06-23 11:17:43

　　1945年9月2日盟国对日受降典礼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举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任受降主官，日本外相重光葵、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签字。9月9日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典礼在南京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方司令部举行，受降主官是中国战区统帅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列座受降长官席的有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陆总参谋长肖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日军投降代表七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海军中将，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第三十八军参谋三泽昌雄大佐，冈村宁次在投降书签字。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典礼结束后十六个地区的受降行动随之展开，各受降区大都参照9月2日与9月9日受降典礼的模式，由中国军队受降主官主持受降仪式，该区日军投降指挥官（中国陆总指定的驻当地日本陆军方面军司令或军司令）在投降书签字，受降仪式通常有盟军与中国官兵、地方官员及新闻记者参加。

　　南京受降典礼后中国陆总训令各受降区日军改称“某某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该区日军投降指挥官改称“某某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部长”，这是各受降地区的准确冠名，本文依此说法并按实际受降时间顺序分述各区的受降仪式。

　　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总命令第一号》关于受降区域的划分，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有陆军的中国派遣军、驻台湾第十方面军、驻越南北部第三十八军，海军的中国方面舰队、高雄警备府五大单位。日军中国派遣军在各区投降的官兵数取自日本防卫厅《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二卷二册（天津市政协译，中华书局1982），其各区数字之和约一百零五万，这与冈村宁次回忆录的记述及日本复员局海外军人统计表（引自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四卷第382页，军事译粹社1978）记载都非常吻合。

　　一、京沪地区

　　据《中央日报》报道，9月11日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在上海召见日军第十三军司令松井太久郎中将，交付《沪字第一号命令》饬令日军自12日起缴械投降。该报道并称南京方面的受降汤恩伯已在南京召见日军第六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当面详细规定。南京是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典礼所在地，京沪地区显然不宜再举行一次受降仪式，有的资料如《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章绍嗣等，武汉出版社1995）、《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称“9月中，汤恩伯在上海主持受降仪式”均为误解。京沪地区因日军人数最多，受降分为两部分进行。上海部分的日军投降指挥官是松井太久郎，投降部队有中国派遣军直属第二十七师团，第十三军司令部及下属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九师团与独立混成第九十旅团，第六军下属独立混成第八十九旅团，海军上海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上海海军陆战队。南京部分的日军投降指挥官是京沪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长、第六军司令十川次郎，投降部队有中国派遣军直属第三、三十四、四十师团，第十三飞行师团，第十三军下属第一六一师团，第六军司令部。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的“京沪地区”之下，分列上海地区、杭州地区、南京地区情形，投降官兵数注明“上海十六万五千、南京十三万八千八百三十”，但杭州地区的投降部队番号都在上海地区出现。如此说法的原因推测是松井太久郎兼任杭州、上海两区的投降指挥官，因此上述十六万五千与十三万八千八百三十之和三十万三千八百三十应是“京沪”、“杭州厦门”两区总计投降陆军官兵数。

　　二、山西地区

　　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9月13日，山西日军投降书签字，未举行仪式（日军由第一军司令澄田赉四郎派山冈道武少将代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代表）”（注：山冈道武是第一军参谋长）。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张宪文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称9月13日阎锡山在太原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均属臆测。投降日军部队是第一军司令部、第一一四师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独立步兵第十、十四旅团、第五独立警备队；驻蒙军第四独立警备队（大同），投降官兵五万八千人。

　　三、南浔地区

　　第九战区之新三军于9月3日进抵九江，4日新三军军长杨宏光在柴桑口司令部主持受降仪式，日军第十一军司令笠原幸雄在投降书签字。但发生在9月9日前的仪式非为正式。

　　第九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9月9日进抵南昌。《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称“在南浔地区，根据第九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第五十八军军长和我方会商决定，9月14日在南昌进行了投降仪式，向第九战区长官薛岳二级上将投降……10月1日，我投降指挥官第十一军司令笠原幸雄中将在南昌与受降官薛岳将军会见……”。此处虽称“向薛岳投降”但此时薛岳还在吉安，直至9月25日才启程于26日到达南昌。另据《中央日报》，9月13日鲁道源在南昌江西大旅社主持洽降会谈，第十一军司令笠原幸雄由汉口飞赴南昌受命。次日中午十二时在南昌中山路中央银行大楼举行正式受降仪式，笠原幸雄向鲁道源签字投降。

　　南浔地区有过两次受降，原因一是受降主官薛岳没有到场，二是中心城市南昌仅有独立步兵第七旅团，而绝大部分投降日军——第五十八师团、独立混成第二十二、八十四、八十七旅团，中国派遣军直辖第十三师团——在九江附近长江沿岸。南昌受降仪式具有第九战区的名义：据第五十八军一位军官回忆鲁道源主持签字仪式提及薛岳对鲁说：此次我派你到南昌代表我受降是你一生的荣耀云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第79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16日日军第十一军从广西全县退到湖南祁阳，22日第六方面军令第十一军司令即来汉口，部队就近入列第二十军。后中国陆总令第十一军开赴南昌、九江缴械，多年与日军第十一军交战的中国第九战区得以受降第十一军，但令人不解的是薛岳竟没有亲自主持受降仪式！

　　本区接受日军投降官兵六万六千八百三十人。

　　四、杭州厦门地区

　　据《中央日报》9月13日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抵达杭州，9月17日第二版报道15日顾祝同在杭州青年会馆旧址召见投降指挥官第十三军司令松井太久郎的代表、第一三三师团长野地嘉平中将，将第一、二号命令交付野地嘉平转松井太久郎，饬令日军自16日起缴械投降。同时被召见的有第一三三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大佐及独立混成第六十二旅团长长岭喜一少将（注：据日本陆军资料长岭喜一于6月10日亡于任上，接任旅团长安藤忠雄，此处存疑）。

　　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称9月下旬松井太久郎在杭州向顾祝同投降，《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称顾祝同主持仪式接受松井太久郎的投降，均系臆测或误解。一些浙江地方资料如楼子芳《浙江抗日战争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连晓鸣《不能忘却的历史——抗日战争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记述9月6日第三战区副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在富阳县宋殿村主持浙江区受降仪式、日军第一三三师团长签字投降，系将洽降误解为受降。战争末期顾祝同兼任军事委员会东南行辕主任节制第三、第七、第九战区，这是他得以列座南京典礼受降长官席的原因，而杭州厦门地区的受降也就没有正式仪式的必要了。本区投降日军部队是第六军第一三三师团、独立混成第六十二、九十一旅团，海军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据《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厦门投降日军约二千八百一十人，则在本区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官兵可估计为三万余。

　　日军第六军司令部及第七十师团、独立混成第八十九旅团原驻浙江境内，远东战役发起后奉命紧急北调满洲，“八一五”时分别中止于南京、蚌埠、上海，均不在本区投降。

　　五、长衡地区

　　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于8月29日进抵衡阳，9月7日进抵长沙，9月15日在长沙湖南大学礼堂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二十军司令坂西一良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二十军司令部、第六十四、六十八、一一六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七、八十一、八十二旅团、第二独立警备队，投降官兵七万零一百八十。

　　六、广州海南岛地区

　　受降部队9月7日进抵广州，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9月15日到达，16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二十三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日海军海南警备府代表亦出席。投降日军部队是第二十三军司令部、第一二九、一三零师团、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独立步兵第八、十三旅团、海军海南警备府，投降陆军官兵八万三千八百九十人，海南警备府海军官兵四万九千四百人。

　　中国陆总8月21日一号备忘录列张发奎负责“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受降，但四号备忘录公布的第二方面军受降范围不含香港，却单独列出第十七个受降地点——香港受降主官为英国海军少将哈考特，负责接受日本陆军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及香港防卫队、日海军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的投降。由于中、英关于香港订有正式租约而英国又是战胜国之一，由中国战区受降香港地区或中国战区委派英军受降的方案最终未能实现，南京受降典礼后中国陆总有关受降文件不再涉及香港，仍是十六个受降地区。

　　七、武汉地区

　　第六战区长官孙蔚如9月1日抵宜昌，受降部队9月15日抵汉口，18日孙蔚如在汉口中山公园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六方面军司令部、第一三二师团、独立混成第八十三、八十五、八十六、八十八旅团、独立步兵第五、十一、十二旅团、海军扬子江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投降陆军官兵十四万二千六百人。

　　八、郾城地区

　　第五战区长官刘峙8月25日进抵老河口，9月7日进抵南阳，19日到达漯河次日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是投降指挥官第十二军司令鹰森孝中将、第一一五师团长杉浦英吉中将等，鹰森孝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一一五师团、骑兵第四旅团、独立混成第九十二旅团、第十三、十四独立警备队，1946年建立的漯河受降碑文称投降日军三万一千五百六十人。

　　九、新汴地区

　　9月4日受降部队进抵郑州，9月22日第一战区长官胡宗南在郑州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十二军司令鹰森孝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十二军司令部及第一一零师团、第六、十独立警备队。郾城区与新汴区合计接受投降官兵七万二千七百四十人。

　　十、徐海地区

　　第十战区长官李品仙9月7日进抵徐州，受降部队17日抵蚌埠，22日李品仙到达蚌埠、24日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有第六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第六军参谋长工藤良一少将、第六军第七十师团长内田孝行中将，投降指挥官十川次郎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是中国派遣军直属第一三一师团，第六军第七十师团，第十三军第六十五师团、独立步兵第六旅团、第一独立警备队，投降官兵徐州二万一千，安庆二万零三百七十人，蚌埠一千人合计四万二千三百七十人。

　　十一、包绥地区

　　9月28日第十二战区长官傅作义在归绥接受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代表、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之投降，该区投降日军是驻蒙军第四独立警备队下属驻包头独立警备步兵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大队。投降官兵数未见于资料，按独立警备队的正常编制员额推算两个大队约一千五百人。

　　一些资料关于本区受降情况多有错误，例如称本区为“热察绥区”，实际这是中国陆总有关备忘录中初期的叫法，后因受降范围缩小而改称包绥区；又如驻蒙军司令根本博是包绥区投降指挥官，但驻蒙军司令部并未在本区投降而于“八一五”后转移到平津地区；还有误称本区投降日军是第二十一、二十四独立警备队，实际上全部日本陆军都没有第二十一、二十四独立警备队番号，而驻蒙军第四独立警备队主体在山西区投降。

　　十二、越北地区

　　9月2日日军第三十八军代表赴云南开远洽降，22日中国陆总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率部抵河内、28日在河内越南总督府主持受降典礼，日军投降指挥官、南方军直属第三十八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与参谋长幸道贞治大佐签字投降，第三十八军下属大部分单位：第二十一师团，第二十二师团一部，独立混成第三十四旅团向中国军队缴械。卢汉在11月9日记者招待会宣布接受投降日军三万零八十一人。

　　须指出的是，关于投降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在一些资料上有分歧说法。据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锳回忆投降日军代表是“第三十八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第二十一师团长三国直福中将，第三十一旅团长服部尚志少将，独立混成第三十四旅团长永野修身少将，第三十八军参谋酒井干诚大佐”；“当第一方面军入越时，留在越北的日军仅有第三十八军之第二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三十四旅团及其配属特种兵部队，总数三万多人”（参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但马锳所述多有误记与疑点：查日本陆军资料没有永野修身少将其人，海军倒是有永野修身元帅；独立混成第三十四旅团长应是服部尚志少将；战争后期日本陆军没有第三十一旅团的番号（亦无独立混成第三十一旅团、独立步兵第三十一旅团的番号），第二十二师团却没有提到，错误记述的“第三十一旅团”应该是什么部队？又酒井干城应是中佐（陆军士官学校第四十期）。经笔者查证第二十二师团仅有其步兵第八十四联队在越北向中国第一方面军投降，“八一五”时第二十二师团主体隶属南方军第十八方面军驻泰国曼谷，以后向英军缴械。

　　十三、潮汕地区

　　9月12日第七战区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之代表、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徐景唐抵达汕头，28日上午九时在汕头外马路原国际俱乐部主持受降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二十三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之代表、第二十三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在投降书签字（见《中央日报》、《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资料《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称“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在汕头接受日本第二十三军军长田中久一之投降”，显系误记。投降日军部队依《1946年2月14日日军缴械一览表》是“第一零四师团与潮汕支队”，同表中广州海南岛地区则没有第一零四师团；依《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二卷二册第九十三页是“第一零四师团的部队及其他”，而广州海南岛地区有第一零四师团。据查广东地方资料，驻汕头日军主体是第一三零师团步兵第九十四旅团的独立步兵第二八一大队、独立步兵第六二一大队与师团炮兵队，旅团长小野修少将兼任潮汕警备司令官；因此《1946年2月14日日军缴械一览表》所记当有误。本区接受投降官兵四千四百六十人。

　　十四、平津保地区

　　9月9日第11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自西安抵北平开展洽降，10月8日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自西安经新乡抵北平视事，10日孙连仲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兼驻蒙军司令根本博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战车第三师团、独立混成第一、八、九旅团、独立步兵第二旅团、第三、七独立警备队；驻蒙军司令部及下属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十三军第一一八师团（注：第一一八师团隶属第十三军驻上海地区，远东战役发起后奉命北调，“八一五”时主力中止于天津，部分兵力到达张家口与苏蒙军交战）；承德支队（由关东军第一零八师团下属部队组建）；投降官兵十二万六千八百人。

　　十五、台湾地区

　　9月14日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驾机飞抵台北，10月5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率部抵达，10月24日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抵台北于次日主持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受降典礼。日方投降代表第十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及台湾军管区司令）安藤利吉大将、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高雄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海军少将等五人；投降指挥官安藤利吉在投降书签字。自10月5日葛敬恩抵台开展接收行动以来，未见日本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志摩清英海军中将的报道。

　　投降日军部队是大本营直属第十方面军司令部及台湾军管区司令部，第九、十二、五十、六十六、七十一师团，第八飞行师团，独立混成第七十五、七十六、一零零、一零二、一零三、一一二旅团；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部及高雄方面特别根据地队、马公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第二十九航空战队。《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武月星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所列投降日军“独立混成第六十一旅团（台湾）”为错误，该旅团确为第十方面军直辖但驻在地是菲律宾北方外海的巴布延诸岛，未在台湾地区投降。接受投降官兵第十方面军十二万八千零八十人、高雄警备府四万六千七百一十三人（《大东亚战争全史》四卷第382页），中国资料多引用未区分陆、海军的合计数字十六万九千零三十一人。

　　在许多资料包括《中央日报》上，南京受降典礼与台北受降典礼日军代表、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諌山春树的名字被错为“谏山春树”。经查，諌山春树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毕业，曾任侵华日军第二十六师团步兵第十一联队长，1941年11月任攻打缅甸的第十五军参谋长，1944年3月调任侵占菲律宾的第十四军参谋长，9月升任第十方面军参谋长。

　　由于中国战区日军五大投降单位之一的高雄警备府代表没有出席南京受降典礼，导致诸多抗日战争资料漏记日本海军高雄警备府的投降。

　　十六、青岛济南地区

　　9月16日第十一战区副长官部济南前进指挥所成立，10月10日第十一战区副长官李延年抵达济南，12月27日李延年在济南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指挥官、第四十三军司令细川忠康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四十三军司令部及第四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独立步兵第一旅团、第九、十一、十二独立警备队，海军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投降陆军官兵七万零五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