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及军方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字,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并悬旗3天。1946年,国民政府以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而命名。
2014年2月,全国人大以立法的方式,再次确立将每年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东江纵队成立后一系列密集的进攻加速了华南日军势力的瓦解,朱德总司令曾命令广东日军向东纵投降……1945年抗日战争末期和日军投降前后,在以惠州为代表的东江地区又发生过哪些故事?记者近日查阅档案资料,采访我市党史专家,走访昔日亲历者,力图还原1945年侵占惠州日军投降始末。
■歼击
东纵密集进攻加速日军覆灭
在抗日战争形势发生转变的1943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进一步加强了对敌斗争。据史料记载,1943年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东江纵队在广九铁路沿线、东莞、宝安和惠阳沿海、广州外围及香港九龙、大亚湾、大鹏湾等地区主动出击,迫使日伪军龟缩在铁路沿线的据点。据统计,到1944年底成立一周年时,东江纵队先后对日伪军作战近400次,击毙日伪军1000多人,收复日伪据点20多个。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迅速向胜利方向发展,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完全孤立境地。美军在太平洋对日作战的成功,中国人民的夏季攻势,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末日的到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地区抗击日伪军的主要力量,东江纵队进一步加大了对日伪军的作战力度。这一年,中共广东临时省委、东江军政委员会及东江纵队司令部先后进入罗浮山根据地,罗浮山成为全省抗日战争指挥中心。
市委党史研究室有关专家告诉记者,东江纵队的成立,使原本活跃在东江流域的人民抗日游击武装真正拧成了一股绳,对日伪军的作战更加密集也更具战术,加速了广东地区侵华日军的覆灭。
朱德命令在粤日军向东纵投降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但日军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继续作战。
为歼灭顽抗的日本侵略者,朱德总司令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的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日伪发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根据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命令,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等8月11日向东江纵队各部队发布紧急命令,要求“各部队长应立即坚决执行此项命令,动员全体军民,开入附近敌占据点,解除日伪武装。”
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位于罗浮山的东江纵队司令部,干部战士们一片欢声雀跃。正当大家举起酒杯准备庆贺胜利的时候,曾生收到一封十分重要的电报,其主要内容是,朱德总司令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向曾生将军投降……
这份电报缘何而发?市委党史研究室有关专家告诉记者,当时,虽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但在包括惠州在内的中国战场上,许多日伪军还在负隅顽抗,不肯接受投降的事实。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发布一系列“命令”,企图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垄断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基于此,朱德总司令才向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发布命令,要求其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同时明确指出,在广东的日军应由指定的代表,接受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将军的命令。
东纵歼灭拒不投降日伪军
根据 《曾生回忆录》记载,8月16日,广东区党委在罗浮山冲虚观召开会议,决定由曾生返回东江以南,布置部队收缴日伪军的武装,并部署沿海的惠阳、宝安、陆丰、海丰、惠来和紫金六县部队。会后,曾生回到坪山地区,召集各支队和港九大队领导作具体布置。
这时,东江纵队各支队都进行了紧急动员,集结主力分几路向东江两岸、广九铁路和沿海日伪军据点推进。曾生向沿线日本驻军发出通牒,限令其解除武装,向我部投降,同时还组织反战同盟的日本友人,对日军进行劝降,把通牒翻译成日文,向日军散发和广播。但是,有些日伪军不但不投降,反而气焰嚣张,继续向游击队进攻。于是,东江纵队各支队、大队遵照命令进行紧急动员,集结主力,全线出击,向东江两岸、广九铁路、广汕公路两侧和沿海的敌伪据点推进,用武力解除日伪军武装,歼灭拒不投降的敌人。
稔平半岛是沿海的战略要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后,东江纵队第七支队奉命投入解放稔平半岛的战斗。此时,在稔平半岛的平海、稔山、三门岛、暗街、吉隆、平政等地均为日伪军据点,这些日伪军盘踞在稔平半岛拒不投降。
8月,东江纵队第四大队海上中队首先展开了解放三门岛的战斗,同日收复平海、铁涌。随后,第四大队海陆并进,进占稔山南长排,并以海上中队封锁范和港。9月10日,东江纵队第七支队解放稔山。自此,除平政外,稔平半岛全部解放。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稔平半岛、宝安县城、东莞地区在内,东江纵队在这一系列向日伪军的进攻中,共歼灭伪军1个营、3个连和1个排,日军1个小队;伪军1个营7个连、日军171人被迫投降,使路东路西惠东海丰解放区连成一片。
《解放日报》报道东纵功绩
延安的《解放日报》以《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功绩》为题,报道了东江纵队迫使日伪军投降的消息。文中指出;“日本投降后,东江纵队以全力向粤汉线敌伪出击,迫使敌伪投降,先后攻克宝安县城及无数大小村镇,解放了成千上万同胞。”“它的功绩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对于同盟国打败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战争,显然是起了很大作用。”
纵观八年全面抗战,东江纵队及其前身一系列人民抗日武装可谓功不可没。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曾表示,东江纵队根据地理环境,依托河网、广九铁路、山地、城市和海洋,创造性地运用了各种游击战术,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据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由中共东江地方组织领导的东江纵队对日伪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约3500人,蜚声海外、威震南疆。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为拥有11000多人的坚强人民抗日武装,并先后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根据地、游击抗日区和抗日民主政权,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东江人民抗日武装队伍有2500余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投降
9月2日政治投降,9月16日军事接收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完成了国际法意义上的投降。至此,3个法西斯轴心国中最后一个国家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根据《惠州市志》记载,1945年8月下旬,负责惠州等地日伪军投降事宜的国民党部队第七战区长官余汉谋令第六十五军派一五四师从江西开赴惠州,接受日军投降。
9月2日,国民党政府东江行署主任缪培南在惠州接受日军投降,在惠州城投降的日军及其眷属进入中山公园集中营接受看管。
9月7日,广州日军最高指挥部田中文一向第二方面军送呈日军部队驻地表册,计有:驻惠州之三一〇四师团、驻石龙之三十师团、驻樟木头之独立混成三十联队等部队共83单位,官兵合计超10万人。
9月中下旬,国民党第六十五军第一五四师郭永镳部接收惠阳,在惠州成立惠州守备指挥部、保安司令部,第四行政区专署迁回惠州。
根据 《惠州抗日战争历史编年》、《惠州抗日战争历史图片集》等资料记载,1945年9月16日下午3时,日军在惠州水东街包公巷码头向中国军队投降。
为何不同的史料上记载了日军在惠州两次不同的投降时间呢?市委党史研究室有关研究人员表示,9月2日国民党政府东江行署主任缪培南接受惠州日军投降,这是日军在惠州的“政治投降”,表明了日军的政治立场;而9月16日惠州日军向中国军队投降,实际上是国民党军队重返惠州后对驻地日军的 “军事接收”。所以从政治层面讲,1945年9月2日是在惠日军投降日。
在惠州境内的日军虽然不是向我党我军投降,但以惠州为司令部和指挥中心的东江纵队却在深圳接受了部分日军的投降缴械。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1945年8月18日,曾生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华南总队司令名义,命令广东日军指挥官田中久一立刻派代表到东莞接受命令。但深圳日军奉上级命令,拒绝向东纵投降。东纵采取逐个击破的策略,先从个体的日军下手开展说服和劝降工作。8月12日至9月12日,约有150名日军向东江纵队投诚或投降。
■讲述
得知日本投降惠州举城狂欢
1945年8月15日中午,广播中播出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录音。当晚,新华社通过电讯,将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消息传到惠州,军民举城狂欢,奔走相告,庆祝从日军残暴侵略的苦难中解脱,庆祝这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
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市画院艺术顾问、我市著名画家黄澄钦出生于1939年,1945年他只有6岁。时隔70年,如今他依然对当年普天同庆日军投降的景象记忆犹新。他在自己所著的《鹅城旧事——— 惠州风俗图说》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回忆。
“记得有一天,祖母上街买菜回来,拿着一面小国旗送给我,流着眼泪说,死人日本仔投降啦,我们胜利啦,现在和平了,好彩了!”黄澄钦说,从那天起惠州街上所有的商户、学校门前都挂上了国旗。
中山公园是日军在惠州城的投降点。黄澄钦回忆,那时,中山公园前有一座三个圆拱门的“岭东雄郡”牌坊,上面贴上了“庆祝抗战胜利”几个大字。蜂拥的人群在牌坊下面转来转去,进进出出,来回参观。
“有人抚摸着牌坊,有人望着那几个大字凝噎无语,陷入沉思。”黄澄钦说,总之,那一天大家激动的心情都流于言表、难以遏制,许多年后也难以平复,“(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和一位比我年长的裁缝师傅谈起这个牌坊时,他还激动万分,并抑扬顿挫地背诵起牌坊上的楹联,‘劫后苍生新气象,岭东雄郡受降城’。这是曾任广东第四战区战时难童收养所所长、惠阳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吴仕端先生撰写的。”
黄澄钦告诉记者,祖母的热泪,裁缝师傅的激动心情,是没有经历国破家亡切肤之痛的人难以切身体会的。“希望加大力度宣传抗战精神,让后人铭记抗战的艰苦卓绝,缅怀为了胜利付出生命的英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时时刻刻不忘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不忘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
百姓包公巷码头见证日军投降
惠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撰的《永不忘却》一书,记录了部分惠州人民当时对日军在惠州投降的见闻。
市民郭宝泉回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侵惠日军虽然还没有投降的迹象,但已陷入穷途末路。惠州城内的观澜书院、惠平汽车站、东坡亭中山纪念堂等驻地的日军,基本停止一切活动。有的日本兵推着日式自行车,拿着手表、照相机等物品在街上兜售,甚至有个别日本兵拿着子弹与小孩换花生吃。
9月,惠州人民终于看到日军投降。一天中午,忽然传来爆竹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不少街坊邻里自发地走街串巷奔走相告。“我随着人群来到当时的闹市中心中山东路,首先看到的是中国军队又重新出现在十字街头,他们双手持枪站在街道两旁,维持治安,疏导人群。”
“包公巷码头举行日军投降仪式(军事接收仪式)。”郭宝泉说,惠州人民听到这消息后,都走向包公巷码头,想亲眼目睹日军投降。包公巷是指水东东路与水东西路和新建路与包公巷码头前一段街道的会合处,总面积不足500平方米。当时这里除了维持秩序的士兵,站满了围观市民,共约六七百人。靠码头的街道两旁,夹道排列着持枪的国军士兵;在左列士兵的前面站立着3个日军将佐。
随着几声长鸣的汽笛声,国军受降代表乘船抵达码头。这时,站立在街道左边的3个日军将佐,立即摘下军帽,同时从腰间取下指挥刀双手横托着放在胸前。这时国军长官快步走到他们面前,接受日军投降。
惠州居民叶培森也曾目睹日军在惠投降场面。“那天天气晴好,包公巷码头人山人海。我在受降仪式现场看见一个熟悉的脸孔,那个日军军官平时戴着眼镜,相貌很凶。那天我见他垂着头站在投降的队列里,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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