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坚：书写中国受降史诗
来源：中国侨网 2006年10月23日   2015-04-13 16:20:47

　　陈坚近影

　　日酋冈村宁次（右）向中国受降主官、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呈递降书

　　文、图／宁军

　　记得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一幅描写侵华日军投降仪式的油画巨作《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公开展出，吸引了无数观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对作者陈坚进行专题访问，中央及北京多家媒体作了及时报道，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此画出了专刊。而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全国第十届美术展览的授奖仪式上，陈坚创作的这幅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荣获本届美展油画金奖。著名油画家陈坚以气势恢宏的整体构架、细腻娴熟的艺术技巧和令人惊叹的真实笔触，将南京日寇投降仪式的历史瞬间展现给世人，引发众多观众对一个逝去时代的思考和关注。

　　身为中国美术协会理事、南京军区创作室副主任，已经人到中年、名声日盛的陈坚，抵御种种诱惑，潜心创作此画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他在追寻历史的过程中有哪些突破？笔者带着一个个问号采访他，跟随他在史海中探寻失落的碎片，感受着一个中国画家浓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之心。

　　一则旧新闻的启示

　　陈坚在当今画坛的名气，与一幅幅优秀的历史题材巨幅油画紧密相连。北京卢沟桥抗战纪念馆有他的《攻克娘子关》，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有他的《攻占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有他的《决战》，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有他的《天京保卫战》，南京近代史博物馆有他的《1949年春：进驻总统府》。透过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陈坚的一幅幅绘画给人以震憾和警醒。

　　说起《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以下简称《公元》)，还得追溯到陈坚调入南京军区专业创作室之时。那是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的那一年，从士兵成长起来的画家陈坚由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走进了南京军区机关大院。这是紫金山下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大院，曾是刘伯承元帅主掌的解放军军事学院所在地，而以前则是当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所在地。

　　1987年，陈坚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淘书”，这是他每次到北京的老习惯。他对记录战争的图书有兴趣，买了一本《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书中收录的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旧新闻，是写中国战区受降大典的盛况，题为《日军签降一幕》，原载1945年9月10日重庆《大公报》。只有千余字，他却读了几遍。旧新闻给他一种新视角，让他感受着中国人在抗战八年后迎来胜利的激动时刻。他似乎觉得，那激动时刻仍然并没有远去。

　　也许真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吧，陈坚的画室就在军区大礼堂侧楼，他每天进出的大礼堂，正是1945年中国战区举行受降大典旧址。他站在大礼堂前，久久凝望这座西洋式的高大建筑，倾听着胜利者的欢呼声和鼓乐声，也倾听着中日双方代表的心跳声。《大公报》特派员采写的那篇新闻稿是当日电传各大报章，直至传遍全世界的。他几乎可以背出简洁的述说：“1945年9月9日九时到九时二十分，是我们历史上最光荣最肃穆的二十分钟。在这二十分钟内，日将冈村宁次到我陆军总司令部签订了中国战区及皖南百万日军的降书，何总司令应钦把这个八年苦战我千百万军民血肉生命换得的荣誉结果用广播传送给全世界……”

　　这是一个中国人应该铭记的时刻，但在很久以来却无人提及，在中国绘画史上更是一个空白。陈坚想用画笔把它们记录下来，激动之余又有些惶惑。国民政府时期档案属于“禁区”，单凭道听途说，包括当年新闻报道，还只是粗线条的概念，无法还原准确无误的受降详情，更无法再现当年发生过的一切。他在创作其他抗日题材油画时，会想到画室所在的这栋楼是怎样的风云际会，奏响过抗日战争的最后乐章。他在思考，在酝酿，在等待。

　　到九十年代初，尊重历史原貌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也给陈坚一个实现多年梦想的宽松环境。他已在专业创作岗位上奋斗近20年，屡获全国或全军美术大奖，锤炼了驾驭这一重大题材的深厚功力。他像一个学者那样，四处搜寻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和画册，尤其是一张张发黄了的老照片。要画，就要画得真实，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1993年，他着手构思草图。那些走进历史的人物又从历史中走出，与他朝夕相伴。他不仅揣摩他们在那一瞬间的神情，还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触摸着他们各自的灵魂脉络，直至中日之战的远因与近果。他大胆跨入历史迷宫，诠释一个个被岁月遮掩淹没的谜团……

　　定格在“三九良辰”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内迁后的国民党政府尚在陪都重庆，为什么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在南京？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南京是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时定的首都，也是抗战前的首都，抗战胜利后仍定为首都，不久重庆政府将还都南京。二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制造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人被杀的惨剧震惊中外，南京是遭受日军蹂躏最惨重的城市，时隔八年在这里举行受降典礼，更具有象征意义。

　　史料记载：1945年9月9日，南京满城欢腾，披上节日的盛装，到处喜气洋洋，人们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一些主要街道均用松柏枝叶扎起彩色牌楼，牌楼上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两旗中间是红色的“V”标记，牌楼上嵌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黄埔路的中央军校大门上书写“和平永奠”、“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等字样。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广场四周旗杆林立，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每个旗杆下面站着一名武装士兵和一名宪兵，他们头戴钢盔，脚穿皮鞋，身穿哗叽制服，手戴白手套，紧握冲锋枪。后来，这52面联合国国旗，分别赠送各国驻华使馆保存，留作纪念。

　　其实，中国受降主官的何应钦身为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前一天中午才乘坐“美龄号”专机，在九架战斗机的护卫下，飞抵南京机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从何而来？原来，中日双方在湖南芷江洽降后，国民党新六军即被空运南京，进驻原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当时，南京还在侵华日军指挥机构掌控之下。何应钦参加受降大典，也是八年后重回旧地。

　　定为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主会场的大礼堂，也一洗蒙羞的窘态，恢复了庄严的气派。大礼堂的正面，是一幅用松柏枝扎的匾，上书金色大字“和平永奠”，还插有一幅中国国旗。礼堂正门上，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各个入口处都有士兵和宪兵守卫，戒备森严，气氛庄重。礼堂中央挂着孙中山像，遗像两旁是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下面点缀了红色“V”符号与“和平”两字。遗像对面墙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元首的肖像。日本投降代表签字的地方，悬挂着四盏巨型银光灯，耀眼夺目。投降席对面为受降席，四周肃然挺立武装士兵。签字台两旁是参观盛典的中外来宾和新闻记者。楼上是中外官员的观礼席，共计200余人，加上室内外仪仗队及担任警卫的士兵，有1000人左右。

　　为什么正式受降时间选在9月9日上午九时？蒋介石亲自定的时辰颇有讲究。一至十的各个数字中，中国人向来最崇尚九，以为天地之数，始于一而终于九，逢九即为大吉大利。蒋介石相信风水，因而将受降签字仪式举行之时定在三个“九”字相遇的时候，寓意“三九良辰”。

　　陈坚构思的画面，不是古城的狂欢，也不是广场的盛况，而是锁定了“三九良辰”。最寂静的时候，也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候。他先给他的画起名为《落日：1945年9月9日9时》，后来他感到，应该更公正、更客观，去掉主观评说，索性改为《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中日双方的主角

　　双手托举起军刀，曾经指挥官兵屠杀中国人的军刀，面向受降的中国将领鞠躬，该是日军将领在受降仪式上的典型动作。陈坚知道，军人交出武装，自然是最大的失败，也是投降的标志。他看过南京受降仪式举行之后，在各地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的照片，都有交出军刀的情节。尤其是北平太和殿前的甬道旁，日军指挥官排着队，挨个走上前，低着头把军刀放在桌上。

　　然而，在南京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却没有交出军刀！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军刀带来！

　　陈坚查阅档案，看到受降签字仪式举行之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中字第17号备忘录”致冈村宁次：“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规定：1、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副武器之仪式。2、日军代表于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3、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日军即不得再行佩带军刀。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

　　日本军官随身所佩军刀，从来是不离身的。中国战区决定在日军投降签字时，解除他们的军刀，并将冈村宁次、小林浅三郎、今井武夫的军刀，分别献给何应钦、萧毅肃、冷欣。冈村宁次接到备忘录，违犯无条件投降规定，一再要求中方提示签字时出示证明文件应载明的事项，事先了解投降书内容。日军投降书内容及日军投降签字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颁发“第1号命令”抄件，经请示何应钦同意，由冷欣派员于9月8日晚秘密送冈村宁次阅，约定：1、不许抄录。2、不准提修改意见。3、不得于签字前宣扬。阅后随即取回。

　　还有一种说法：何应钦主持受降仪式前，曾派他的参谋王武到冈村宁次住处，秘密地告诉冈村，参加投降仪式时可以佩带指挥刀，但必须在礼堂内将指挥刀呈缴何应钦，否则就不带刀。带与不带，可由冈村自己选择。冈村当然不愿成为呈缴指挥刀的败将，而宁肯当“不带刀的将军”。

　　主方受降主官何应钦，对日方日本投降主官冈村宁次，为何如此宽大？原来他们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校之友，而且私交颇深。“九一八”事变后，何应钦忠实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代表蒋介石与日军妥协，曾参与“何梅协定”的签署，成为人所共知的“亲日派”。有人说，蒋介石让何应钦主持受降，是有意识地替他在国人面前洗刷过去的污点。

　　何应钦能有主持受降的殊荣，实在是运气所至。何应钦是贵州兴义人，字敬之，曾任黄埔军校军事总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北伐军东路总指挥、南京政府第一路军总指挥要职。1930年起任军政部长至1944年。抗日时期历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军委参谋总长、国防委员会常委。蒋介石之所以选中何应钦代表他主持受降，首先因为代表日军投降的冈村宁次是大将，并非日本军方最高首长。身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的蒋介石若主持受降，有失尊严。而何应钦兼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职务军阶与冈村宁次相等。

　　在研究受降会场布置时，何应钦竟提出过“圆桌方案”，投降者和受降者围在一个圆桌周围，叫盟军将领大为惊叹：这像什么话！后来，改为日方投降桌对中方受降桌。何应钦对冈村的百般照顾，固然是老朋友，是一贯的亲日立场，更主要因为蒋介石“以德报怨”有言在先。他能体会到蒋介石的用心。果然，冈村日后逃过军事审判，为蒋介石反共而出谋划策。

　　陈坚并没有把何应钦脸谱化，虽然历史如此矛盾地选择了他，但他代表的不是他个人，毕竟是一个浴血奋战的民族。他是以怎样的心态和神情来担此重任的呢？陈坚寻思良久，画出的何应钦，左手轻轻拨动桌面，似乎流露出内心的骚动不安。直立而挺拔的军人姿态，又不失风度地展现了胜利者的自豪和威严。至于他对面的冈村宁次，低下了不可一世的头，他不是向他的老校友弯腰，而是向中国人投降！他这个侵略者，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陈坚说：“当时参加投降的有七位日军代表，我直接套用历史情节，通过行鞠躬礼来刻画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他们的神情同样很复杂，一方面出于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的压力，拱手递降书。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一种不服输、不认罪的心态还流露在脸上。”

　　如果仅仅为了画面的形式感，陈坚可以在冈村宁次的手上添一把军刀。但他尊重历史，如实画来。只不过他还是有些遗憾：那把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军刀，本该是在这个神圣的仪式上收缴的啊！

　　投降席的“三色布”

　　太多历史细节的碎片，在岁月长河中难以找寻了。陈坚对于一个个细节真实的考证，几乎到了严丝合缝的苛刻程度。受降会场上有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是按字母排列的，他求证这些国旗，并且是1945年时的国旗样式，然后买来白布，画出20多面国旗，缩小排列成悬挂状，成为他绘画取样的实物。

　　从许多黑白的老照片上，陈坚有他的独特发现。日军将官的领章钉法与中方将官不同，将星不在领章正中，而是从边沿钉起，既使一颗星也在一侧；日本军官的袖口都有军衔标志；日军参谋到参谋长佩有绶带，主官却没有，不管多大的职务。日本陆军皮靴均有“马刺”，包括高级将领，这是为什么？陈坚翻阅大量资料，研究日军皮靴的沿革，在家中收藏的《爱新觉罗·溥仪画传》中得到佐证：日本虽属轴心国，但其军队的机械化程度并不高，封建军国主义色彩甚浓，陆军高级将领在战场上普遍骑马行军，因此皮靴镶有“马刺”。

　　军人在室内脱帽，中日双方均如此。陈坚先在投降桌与受降桌上都画了军帽。后来他发现，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旁边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拿起，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照片上左侧军服绉折不对劲，好像鼓出来一块东西。他仔细研究，原来小林浅三郎双手抬起时，腋下夹着他的军帽，而他坐着时，军帽是拿在手里的。他恍然大悟，难怪不少日本军官坐在桌前的照片上，不见军帽呢。他再画军帽，中方将领的军帽在桌上，日方将领的军帽只有一顶，是冈村宁次的，他要签字盖章，其他日将的军帽都应该在手上，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

　　中方军人的服饰、领章、“中正剑”的佩挂、受降时特有的臂章标记，陈坚也都做到有根有据，绝不草率。他还亲手将它们制成道具，放在不同的光线下，供绘制时参照描摹。他的努力超出常人，他的收益也超出一般。他感慨地告诉我：“我越研究，越发现人们在创作反映那一段时期的艺术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时，在真实性的形象表述方面误差是那样之大。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洋相百出，太不严谨！我鄙视那些唯利是图、歪曲历史的态度，太不负责任了！”

　　在史料记载和纪实文学中，投降席和受降席是个很简单的概念，而在陈坚的眼中，它们的形状和颜色，都不可能随意想像，要给后人一个真实的记录。他对照当时的几张照片，得出结论，投降席和受降席的大小是不同的。日军将领面前的投降席，是三张长条桌拼成的，桌面宽度很窄。中国将领面前的受降席，则比投降席大一倍，是两张办公桌拼成的。日军将领坐的是帆布垫的高背木椅，中国将领坐的是带扶手的太师椅，扶手雕有回纹型曲线花纹。

　　听说南京博物院陈列有投降席和受降席的复制品，包括桌子和椅子，陈坚专门去看，画了速写。老照片上的投降席和受降席包有“三色布”，深浅不一，南京博物院复制时做成了蓝色、白色、蓝色。陈坚认为不对，黑白照片上的“三色布”有三种色差，不可能有两种同样颜色。他参照会场立柱等处的色彩搭配，断定“三色布”应遵照中华民国的国旗色：蓝色、白色、红色，不能想当然定颜色。蓝色、白色、红色是当年受降仪式会场布置运用的基本色。

　　后来，陈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那里所复制的受降席和投降席的桌布颜色，也有同样错误，他便对讲解员提出了异议。那位讲解员进到办公室，向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反映，那人出来听完陈坚的说法，提出了一个疑问：“国民党怎么会有红色？”在一个研究历史的著名纪念馆里，本该专业的人士提出这样一个非专业的问题，令陈坚哭笑不得。

　　创作这幅画时，陈坚征求了同行和非同行的许多意见。在一次纪念抗战的活动中，他结识了曾亲历受降仪式的南京政协委员、九十多岁高龄的王楚英老人。王楚英当时在新六军，是史迪威将军的英文翻译官，担任受降仪式的工作人员。老人专门到画室看他的画，肯定了陈坚的画作，只提出在会场的新六军士兵的美式装备，背囊上有一条卷起的军毯。陈坚找来自己的军毯，反复折叠，终于逼真地添画上去。老人的意见加强了中国军人的威武形象，陈坚非常感激。

　　这幅全景式的史诗性画作，溶入了陈坚的无数心血。他说，他的画室就在他所表现的历史场景的遗址，好像是命运选定了这个作者就是他。他常想起《拿破仑加冕》，法国著名画家大卫的名作，陈坚曾赴法国访问，在巴黎罗浮宫的这幅巨作前流连忘返。画中的每个人物都是真人那么大，在没有照相机的年代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瞬间。“—位画家曾劝我把人物画到接近真人的比例。遗憾哪！没有那样大的画室供我作画。”

　　“十年磨一剑”，陈坚终于捧出了一幅精品大画，并迎来了全国大展金奖的荣誉。他说起他的创作理念充满激情，又不乏冷静：“中国人民以三千五百万人的生命换来了那一天的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永远不该忘记。我感谢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一光辉瞬间给我心灵的震撼！”笔者相信，每个看过他的画作的人也都会感到震撼，因为他的震撼属于一个不屈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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