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饱受战火摧残的人民尽快接收到胜利的喜讯,国民政府出动了飞机四处散发传单。8月15日,一架双引擎飞机飞临边陲河口镇上空,低空盘旋时,当地居民以为日军飞机又来轰炸,纷纷跑向防空洞或郊区躲避。突然见飞机上撒下许多纸片,人们拾起一看,原来是胜利的喜讯。这个边陲小镇顷刻间沸腾了。
既有投降,便有受降。根据《波茨坦公告》,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总命令第一号》,规定:中国内地包括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发布命令,将中国战区分为15个受降区(台湾受降区另定),分别由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第七战区长官余汉谋、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第六战区长官孙慰如、第十战区长官李品仙、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第十一区战区副长官李延年、第五战区长官刘峙、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第十二战区长官傅作义主持,拉开了受降的帷幕。
受降前奏
1945年8月20日,蒋介石一纸电令传达到驻开远第一方面军的司令部:兹派该司令官为受降官,指挥所属第五十二军、第六十军、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三军、暂编第十九师、暂编第九十三师,负责接收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为三十八军司令官土桥勇逸,率三十八军、二十一师团、二十二师团以及三十四独立旅团投降,受降地点为越南河内。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在接到电令后,百感交集。他后来在《第一方面军抗战及入越受降纪事序》中回顾了他率六十军出省抗战的艰辛历程:“吾率三健儿,转战鄂、豫,奏功鲁南。台儿庄一役,我军与日本所谓王牌军板垣、矶谷两个机械化师团,浴血奋战二十七个昼夜,前仆后继,屡挫敌锋,粉碎敌人欲仗势攻下台儿庄、再下徐州之企图。1940年日军乘势南下,在越南海防登陆,吾复率第一集团军防守滇南,坚壁清野,再次挫败日寇妄想沿滇越铁路进占我抗敌大后方昆明之企图。”在全民族共享胜利的时刻,以滇军为主体的第一方面军成为中国唯一一支出国受降的部队,这是滇军的光荣。
卢汉在领受命令的同日即飞往湖南芷江,参加国民政府陆军参谋长肖毅肃与日驻华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的受降会谈,研究入越受降事宜。8月底,卢汉致电驻越日军指挥官土桥勇逸,要求其派代表(携驻越日军的人员、武器、弹药等表册)前往云南开远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洽降。9月1日,土桥勇逸派其参谋酒井干城、三好季男为洽降正副代表,乘飞机至蒙自,后改乘中国指挥机到开远。
9月2日,中国第一方面军在开远司令部的大礼堂内举行洽降仪式。按照中国陆军总部的规定,由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瑛、副参谋长尹继勋主持。昆明行营、滇黔绥署、驻云南各机关代表及新闻记者等参加了洽降仪式,地方官绅也前来观礼。马瑛向日军洽降代表酒井干城等人宣读了《中国战区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备忘录》(汉字第一号)规定:
1.无条件投降。
2.不准再有任何军事行动。
3.详尽呈送驻越北纬16度纬线以北的所有日军人员、武器弹药及其它装备的名录清单,向中国军队报告。
4.驻越北的日本陆军集中在河内以东、海防以北地区待命,海军集中在海防,空军集中在河内嘉林机场,各类战争物资集中于河内,听候受降。
洽降仪式结束后,日军代表回到原驻地。第一方面军成立了一个先遣参谋组,与酒井干城等人同机前往河内,并委派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尹继勋随机抵达河内,设立前进指挥所,尹继勋为主任,商洽与筹备中国入越受降的一切事宜。
挥师入越
自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被推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既是坚固的抗战大后方,又是抗战最前线。云南人民捐款捐物,支援抗战,万众一心,在最短时间内用最原始的工具修筑了被誉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妇孺齐上阵,抢筑了40余座机场,这些机场成为“飞虎队”大本营和“驼峰航线”的中枢。40余万云南子弟离开故土,奔赴抗日疆场,转战鲁鄂湘赣,历经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中条山血战、长沙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滇军将士“忠勇奋发,一往无前,弹雨枪林,伤亡枕籍”,伤亡10万余人,赢得了“骁勇善战”“国之劲旅”的美名。在领受入越受降命令后,全军将士无不振奋鼓舞,迅速制定了《第一方面军入越前进计划》,对部队入越的方针、指导要领、前进部署、交通、通信和补给卫生等都作了详细计划。
1945年9月8日晚,第一方面军20余万大军开始分数路向越南北部开进。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由西畴、马关向越南河阳前进,直达海防附近;第六十二军黄涛部由广西镇南关向越南同登前进至海防附近;第六十军由金平、屏边、那发向越南老街、莱昕,经富流至河内;第九十三师由江城、镇越向义安前进;司令部及第九十三军沿滇越铁路向前推进,计划待九十三军到达河内后,第六十军再向南定、顺化、土伦(北纬16度线分界处)推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下令各部队务必于9月20日以前到达指定地点。
当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进入越南后,很多当地华侨自发到街上迎接,有的老华侨还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他们纷纷表示,“祖国抗日战争胜利,给华侨争光,日军占领期间,华侨连头都不敢抬,现在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先头部队向越南民众宣传:中国军队入越是为接受日军投降,支持越南独立。
受降部队入越期间,正值越南大水泛滥期,所有越北的铁路、村庄一片汪洋,加之少数日军因不满投降而阻碍入越部队行动,入越部队行军困难。但作为胜利之师,部队士气高昂。9月14日,卢汉、马瑛等人乘“衡山”号专机抵达河内嘉林机场。从机场到河内,沿途挂满了彩旗,用中、越两国文字书写的“欢迎中国军队”之类的标语随处可见。卢汉等到达河内后,当地华侨和越南人民专门组织了一个工作服务队为部队作翻译、向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原法驻越南总督府内,该建筑为一座三层的法式大厦,庄重古朴,中作塔形,分为左右两翼,前为大理石台阶,大厦前广场立旗杆,高悬中国国旗。卢汉在国民政府派出的由行政院、军政部等部门组成的顾问团协助下,向日军发布一系列受降命令。
受降典礼
1945年9月28日,对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日军受降典礼在河内原法国总督府大礼堂隆重举行,卢汉主持了受降仪式。这一天,总督府前的广场布置一新,总督府正面的楼上交叉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两侧的列柱上分别悬挂苏、美、英盟国国旗。大礼堂布置得庄重肃穆,正中同样交叉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中间则悬挂孙中山先生大幅画像。参加受降仪式的除第一方面军各高级将领和顾问团外,还有滇南美军司令加里格和英军驻河内代表及越南临时政府的高级官员、华侨团体负责人及各国新闻记者,共1000余人。受降典礼悬挂国旗时,还发生一个有趣的插曲。据卢汉回忆:“法方代表欲悬挂本国国旗,吾以法非战胜国,坚持不允悬出,法方代表团乃无言退出。”法军远东司令亚历山大仅以个人身份出席观礼。
这一天,总督府前水泄不通,河内城万人空巷,人们争相观望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投降的狼狈状。上午9时,升旗仪式举行。10时,受降典礼开始。日军代表土桥勇逸、服部尚志等人在第三处处长杨家杰引导下步入礼堂,向坐于礼堂中央的受降官卢汉(马瑛、尹继勋陪同)鞠躬致敬后,北面而立,随行日军参谋将驻越日军各种表册呈给卢汉核阅。卢汉旋即宣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一号训令》:自即日起,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军,完全受本司令官节制指挥,办理日军投降事宜。读毕,土桥勇逸在“受降证”上签字,表示完全遵照执行,签毕退席。
卢汉随即宣读《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布告》,申明:中国受降军队不是越南之征服者和压迫者,而是越南人民之友人及解放者。要求越南“各级行政机构一仍旧惯,互相发挥效能,维持秩序”。凡从事正当职业、虔诚信奉宗教、寻求合法权益之善良人民,不论任何国籍,本司令官一律予以爱护。对于破坏秩序之企图及行为者,无论其种族、宗教,均一律严惩。此布告极大安定了越北的人心。当卢汉宣布取消入越日军第三十八军番号时,大厅内欢声雷动。受降全体人员随后走出大厅,在总督府前合照留影。至此,受降典礼结束。
9月28日起,受降工作全面展开。受降日军共3万余人,其中河内1.18万人、海防1.3万人、顺化0.8万人,加上日军家属、日商,共约8万人。接收武器为步枪、轻重机枪、手枪、火焰喷射器等,共4万余件;山炮、步兵炮、加农炮、要塞炮800余门;战马600余匹;飞机10架。中国军队分别在河内、海防、土伦等地设战俘营,制定了《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管理日本官兵暂行办法》,管理战俘。土桥勇逸等189人被列为战犯,交由国民政府广州行营审判。遣返日军工作至1946年4月全部结束。
此外,受降过程中,受降部队还从日军手中接收了日军关押盟军战俘的集中营。受降次日,卢汉即指示成立了接收日军集中营的登记处,负责处理盟军战俘事宜,共从河内、嘉林机场、海防3座集中营解救盟军战俘近5000余人。
受降任务完成后,卢汉于1946年5月在河内发表谈话,指出本受降区“亦即唯一在国外接受日本投降之区域”,对各友邦及越南人士之合作与协助深为感谢,“希望越南每一人民,均能安居乐业,享受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生活”,“希望侨胞有合理之待遇与生命财产获得正当之保障”。
1947年2月,卢汉指令省政府刻制“第一集团军抗战阵亡将士香位”“第一方面军抗战阵亡及入越受降死难官兵香位”各一座,礼送云南忠烈祠内安灵享祀,并通令全省各县市遵照办理,以示眷念忠烈之至意。
胜利,是对抗战英烈最好的祭祀和告慰!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 昆明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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