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广州受降（下）
来源：《抗日战争回忆记》，作者:张发奎   2017-07-21 15:05:22

　　(3)所辖区内日本一切现役、未能服役或尚在建筑中之船舰、潜水艇暨其他军备之数量、种类与驻地状况图表。

　　(4)所辖区内一百吨以上现役、未能服役或建筑中之商船(包括前属于任何盟国而转入日本手中者)种类、数量与驻地状况一览表。

　　(5)所有一切装置障碍地带及位置种类详图。

　　(6)所有日本军事，或半军事组织所统制利用，或直接间接拥有全部或一部之工厂、工场、研究所、实验所、试验所、技术图表、模型、计划图样等用具，或用以生产或制造有关日本军事或半军事组织所用之战争工具器材及产业等之位置状况及说明书。

　　(7)所有军事设施及设备，包括机场、水上基地、防空阵地、海港、海军基地、仓库、暂时或永久性之陆上及海岸防御工事、堡垒，及其他设防区域之位置及说明。

　　(8)所有日本控制下之民用财产，包括日本侨民之财产状况数量表。

　　(9)所有军事或非军事交通通讯状况图表。

　　(10)日本侨民姓名、人数、居留地，及其所有之财产武器一览表。

　　盟国战俘及被拘人民姓名及集中营位置图表。

　　伪军组织之主要人员姓名，及其中营位置表。

　　伪军组织之主要人员姓名，及其部队机关状况报告书。

　　田中久一受领证

　　谨收到

　　中国战区陆军第二方面军陆军上将张发奎国字第一号命令一份，当遵照执行，并立即转达所属及所代表各部队之各级长官士兵遵照，对于本命令以及以后之一切命令指示，本官及所属与所代表之各部队之全体官兵均负有完全之责任。

　　日本驻华南支派遣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陆军中将田中久一。

　　三、接收及善后

　　这个历史任务虽已完成，可是整理受降后繁杂的任务，却令人感到不快。这固然因胜利的突然来临，使我们在时间仓卒中不能预作详密的准备。而我们行政方面之低能与社会人心之腐败，也于胜利后不久之际，全部暴露无遗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奸徒乘机抢掠，加上接收情形的紊乱和混水摸鱼的贪污罪行，真令我感到我们虽赢得了胜利，但我们先哲遗下来的羞耻观念，却已荡然无存了。

　　我先述接收的事情，这是战后行政的最大污点。第一是中央对于接收问题，根本没有全盘计划。凡接收机关的派遣，接收部门的分类，接收物质的处理，都没有明白的规定。

　　如当我成立接收委员会时，中央仅派有军政部、交通部、财政部、中宣部和航空委员会的特派员到来，至于其他中央各部门有无派遣人员，及应接收何物，均无指示。但事隔月余，经济部、农林部、教育部、社会部、海军部等特派接收人员又陆续到来。如海军的船艇就须由军政部的特派员再行移交于海军部的接收人员;有国营性的生产工业，就须再移交经济部的接收人员，甲移交乙、乙移交丙，其中损失和舞弊事情，就不难想象了。其次则物质之分类又没有详确的规定，如通讯器材，究属于军政部?抑属于交通部?军用的化学工厂，究属于军政部?抑属于经济部?凡此均引起了接收工作不少的纠纷。接收委员会最初虽有一个概要的规定，但因中央各部门的步骤紊乱，亦无法顺利进行其工作。这些都是当时行政院应该负的责任。多数接收人员的低能和贪污，更直接造成了接收工作的混乱。接收人员，为个人打算的多，为国家设想的少;藏匿埋没，折扣报销，贵贱调换，敲诈勒索，层出不穷。结果发财是私人，吃亏是国家，军政部特派员莫与硕和他的办公厅主任李节文的正法，亦不足以转变此种风气。发“胜利财”与“劫收”的名词，竟是这个时候添入了“辞典”。于是，人民由希望的高峰跌进了失望的深渊。胜利的光荣，也因此而黯淡褪色了。

　　听说战后法国枪毙了数万的奸伪人员。国家的正义与民气必须申张。文天祥的浩然之气，实足以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条件。奸伪的政治主张，虽有其不同的角度，但卖国求荣的行为是罪无可逭的。所以在胜利后，我就确定以严厉的法律来处理奸伪人员。陈璧君、褚民谊、周应湘、汪宗准、何文灿等，首先就进了我的缧绁。吕春荣、范德星、李剑琴、符永茂等就立即上了断头台。这决不残酷，这是历史的惩罚。

　　广州区的伪军有20余个单位，人数62000人，内中还有4个伪军正规陆军师，这是一个相当数目和值得注意的问题。战后的社会，需要安定，如果对于这大量的伪军处置失当，很足以影响整个社会的不安。本方面军受降部队未开进粤境时，伪军大部散布在广州及广九铁路沿线附近。对这个足以影响受降工作的威胁，我开始即作妥善的考虑。我训令他们严守纪律，不得妄动，并暂负所在地治安维持之责，听候中央处置。中央对于伪军之指示，原以自动缴械解散为原则。但在战争胜利之前，大部伪军都已暗中受过军委会核委名义，为顾虑地方的治安和昭示中央的威信，我对他们作开诚布公的处置，除一部缴械解散外，余均加以改编拨归国军或保安团队之补充。这是一件最为棘手的工作，在两个月内的时间，却很顺利的解决了。

　　四、遣俘

　　另一个困难的工作，是13.7万余日俘的处理问题。广东地区的日军，自1945年9月16日开始分区集中后，于24日实施解除武装，进入指定的集中营，施以战俘的管制。我成立了一个日本官兵管理处，并于琼州、东莞、顺德分设三个分处，掌理其事。

　　我对于日本官兵的生活，完全施以优待的恩惠，这并不是出于海牙公约的限制，而是表示宽大为怀的意旨。民族的仇恨，固不易于顷刻间消除，然人类的同情，是应该发扬的道德。所以虽在贫困的供应景况下，对于他们的生活，总是时刻照顾的。同时我对日俘之教育，更为特别的重视，且认为是管理日俘最重要的课题。自明治维新以来，他们都受侵略黩武思想之熏陶，且具有浓厚之民族优越感，俨然以亚洲领导者自居。虽然八年之对华战争已稍为改变其对我国之认识;四年之太平洋战争，亦已挫折了他们不可一世之气焰;对同盟国之无条件投降，更已彻底揭穿了“皇军不可胜”的愚昧，但战败并不是毁灭，日本民族今后仍将在亚洲、在世界生存。如何使7000万饱受侵略主义薰陶的日本人，从根本改造，接受民主思潮的洗礼，实为同盟国的重要任务。而盘踞在华南、亲历其“武士道”盛衰的十余万日俘，应利用其集中等候被遣回国之期，予以彻底之感化教育，实为管理日俘的中心工作。

　　对于韩、台籍之战俘，为示特别优待起见，曾把他们与日籍军民隔离，并不以俘虏的身分待之。我且命令拨还他们本身所有的财产。这一处置，当时有少数人认为不合理。他们认为韩、台籍人，在华南的罪行，较之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应受日俘同样待遇，更应严究其罪行，加以严厉的惩处。我以为这是一种短视的见解，台湾是中国故土，台人是祖国的人民，他们受了50年的奴隶生活，受着日人教育和思想上的鞭笞，如果他们有助桀为虐的行为，也是祖国放弃了他们才养成的罪恶。韩国为我们兄弟之邦，他们和台人同样过着悠久亡国生活，我们为扶助弱小民族，为争取今后的邻国，对他们都不能与日本人作同样的看待。

　　1946年3月21日，第一艘美国自由轮由虎门开出，船上登载日侨4000余人。嗣后每次均以4000人为基准陆续遣送。此十余万穷兵黩武之徒，终于在其侵略幻梦破灭后，怀着创痛的心情，踏上凄凉的归途。

　　4月25日，全部日俘日侨遣送完毕。我得到幕僚们的报告，也觉得盛衰无常，不胜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