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6日,中国第二受降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日军代表田中久一(左二)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5年9月16日,广州中山纪念堂显得尤为庄严肃穆、威仪万千,当天,侵琼侵粤日军在此投降。投降仪式上,海南岛日军指挥官肥厚大佐脸色苍白、神情恍惚,与其他侵华日军头目一道低下了傲慢的头颅。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海南人陈策在受降仪式上满心激动:家乡艰苦的抗战终于取得胜利。此时,总兵力达13.7万人(其中海南警备府49400人)的侵琼侵粤日军被迫放下武器,就地集结,等待向中国军民缴械投降。
张发奎受命入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获得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消息后,陆军总长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发布命令,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并规定了各区的受降官、指挥部队、受降地点、日军投降代表等情况。海南岛地区被划入第二受降区,该区由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受降主官。
当时,在广东(包括海南岛)的日军总兵力约137300人,除海南警备队外,其余兵力均属于南支派遣军第二十三军系统,司令官为田中久一。当时在广州市区的日军有第二十三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和独立第八、第十三步兵旅团及第二十三混成旅团。
而此时张发奎所指挥的六个军,除第五十四军、第八军尚在黔桂道上外,四十六军及新一军正加紧反攻雷湾。据《广东受降纪述》记载,张发奎当即命令,“参加雷湾攻击的新一军解除作战任务,集结于广西玉林贵县地区,准备开往广州接受日军投降”。
为防止各地伪军在日本投降后陷于混乱状态,张发奎积极部署安抚政策,令各部“于现地集结待命”,“负责各驻地之警备,维持秩序,以赎前非”。
即使这样,在受降部队尚未到达以前,广州也曾一度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伪军和汉奸大肆活动,到处标封房屋,抢劫物资,敲诈勒索,并擅令日宪兵缴械,引起双方武装冲突。
为了使广州受降工作不至于出现差错,当年8月21日,张发奎和美军联络部博文将军,一起由南宁飞往湘西芷江,参加初步受降协商会议。据张发奎记述:“日投降代表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六人,乘一架棕绿色、两翼末端拖着两条红色布条,有特别标志的飞机,在我盟机的监视之下降落于芷江机场。他们的沉默与忧郁,代替了骄纵的表情,他们在南京的昂首傲慢,已如羔羊俯首驯服了。”24日,张衔命返南宁,并当即拟定受降及接收计划的《步骤要领》。
9月7日,新一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广州。广州前进指挥所主任张励一面令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统一指挥所有广州部队,包括徐光英的别动军和伪军等,分驻市区各要点,对日军的移防集中实行监视;一面令广州日军先行集中于南石头及芳村花地一带,候令缴械进入集中营。
在新一军控制了广州之后,张发奎采纳张励建议,决定于1945年9月16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据档案资料记载,张于前一日率领司令部全体官兵乘飞机降落在白云机场,并在广州城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沿途市民张灯结彩,夹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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