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降为什么选在芷江
来源： 湖南日报    2016-03-23 16:12:32

　　 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70年前的今天，即1945年8月21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一行飞抵芷江，交出了侵华日军兵力部署图，接受了载有命令侵华日军投降详细规定的备忘录。

　　 芷江受降，一举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由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芷江成为胜利之城、受降之城，名扬中外。

　　 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1946年建立的芷江受降纪念坊，这座华夏大地唯一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的标志性建筑，没有花团锦簇的单纯的喜庆，却是一个高耸的白色“血”字造型，象征着抗战胜利是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用3500多万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受降为什么选在芷江?

　　 8月中旬，在芷江受降纪念日前夕，记者来到受降名城，看遗迹、查史料、访专家，探究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的缘由，还原芷江受降内幕，重温血与火的峥嵘岁月，重现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

　　 沅有芷兮澧有兰

　　 接受侵华日军投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放在湘西一隅的一个小县城?

　　 “选在芷江受降，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认为，这是由其显赫的历史地位和雄厚的军事实力决定的。

　　 “沅有芷兮澧有兰。”在湘西的群山中，有一座美丽的小城，风雨桥横跨沅水，吊脚楼林立，这就是芷江，2000多年前因屈原的这句诗而得名。这个千年古城有“全楚咽喉，滇黔门户”之称，历史上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抗战时期，芷江是通往大西南的必经之地，又是大后方联系抗战前线的枢纽，区位及交通条件较好，湘黔、川湘公路交会于此。更重要的是，这里有远东盟军第二大机场，停驻各型号作战飞机400多架，是赫赫有名的中美空军联队和飞虎队的大本营。

　　 在空投常德、血战衡阳、空袭武汉等重大战役中，飞虎队屡创敌军。1945年2月25日，从芷江起飞的飞虎队战机轰炸日本东京，炸中防守严密的日本皇宫，日本天皇和皇室成员成了惊弓之鸟。日本皇室的尊严在日本人民面前完全丧失。抗战末期，飞虎队对平汉、津浦、粤汉、湘桂铁路，以及长江航道进行穿梭般轰炸，致使日军制空权逐步丧失，水路、陆路运输无法保障。

　　 为了拔掉这个“眼中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制定了“战机作战”计划。1945年4月9日，强弩之末的侵华日军发起了芷江攻略战(我方称芷江保卫战、湘西会战)。

　　 侵华日军集结8万余人的兵力，在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指挥下，向湖南西部发起进攻，企图合围芷江机场，摧毁中美空军的战略基地，并一举占领湘西，威胁重庆，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

　　 中国方面调集约20万人的兵力，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挥下，以陆军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为主力，在雪峰山东麓与日军展开会战。在中美空军支援下，中国军队利用制空权和雪峰天险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实施地毯性的打击，不断给日军以重创，最终收复了所有失地，击败了日军进攻。

　　 巍巍雪峰山，日军滑铁卢

　　 芷江保卫战(湘西会战)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最后一次会战，历时近2个月，中国军队以伤亡2万人的代价，歼敌2.8万余人，取得完胜。此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彻底停止进攻作战，直至战败投降。

　　 巍巍雪峰山，日军滑铁卢。芷江保卫战被当时美国《纽约时报》视为“中日战争之转折点”。国内外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予以报道，芷江闻名遐迩。

　　 美国投掷原子弹，苏军出兵东北。在同盟国一系列沉重打击下，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身份致电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日本投降六项原则。

　　 8月17日下午5时30分，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派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为投降代表。

　　 最初，中国战区受降地并非芷江，而是选在江西玉山。对此，国民党不少高层人士提出异议，因为玉山处于敌占区，大部分日军还很顽固、傲慢，不服输。如果在日军占领区内进行受降，不利于受降安全顺利进行，也不利于在心理上给降使造成压力。再者，玉山远离后方，通讯、交通十分不便。

　　 收到冈村宁次的复电后，蒋介石当晚在重庆官邸与驻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和国民党要员就受降地点进行了商谈。

　　 对于国民政府高层要求改变受降地点的呼声，魏德迈持同样意见，建议蒋介石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点，并陈述了理由。

　　 原先确定的玉山机场遭破坏，尚未修复。而芷江处于昆明、重庆、南京中心地带，无论是重庆、昆明派出的中美受降代表，还是南京日军派出的乞降代表，乘飞机来芷江都很方便。

　　 芷江机场保持完好，大小飞机可随时起降，便于受降要员及降使进出。且芷江机场空军实力雄厚，有数百架可以随时起飞作战的飞机，向日军降使展示空军实力，可对日军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争取受降的主动性。

　　 芷江有湘西会战克敌制胜的战绩。刚结束的芷江保卫战，打得日军损失惨重。让日军在此地投降，能让他们体会到失败的滋味。骁勇善战的国军73军、74军、100军、18军、新6军和26军，仍然驻扎在附近，全部美式装备，拱卫芷江。

　　 当时的报纸称，“芷江为新生武力核心之一，广大机场银翼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派朝气”。在这个令日军“谈虎色变”的地方受降，可向侵略者展示武力，日军见此“必凛于中国实力，有所戒惧”。

　　 多年以后，这一说法在日本降使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芷江机场飞机不下数百架之多，它们每天冒着季节性的浓雾、日夜不停地起飞降落，与日本空军简陋的现状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

　　 有受降安全的可靠保障。当时日军在中国还有一定实力，部分日军有拒降心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绝对忠君的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一股以“一死谢大罪”的自杀狂潮骤然兴起。地处我战区的芷江，可避开这种狂妄的闹剧，这里四周山峦叠嶂，森林茂密，既隐秘，又便于安全警卫。

　　 “完胜之地、交通便利、军力雄厚、安全可靠。”听了魏德迈一番陈述，蒋介石进行了概括，最后决定受降地点定在芷江。

　　 随即，蒋介石电令冈村宁次：“受降地点为湖南芷江。”

　　 然后决定了日军投降代表来芷江的日期及其应遵守事项。晚上8时，蒋介石又电令冈村宁次：“今井总参副长可于8月21日来湖南芷江。”

　　 晚上11时，蒋介石电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授权其为中方受降全权代表。

　　 历史在那一刻定格芷江，一夜之间，胜利的荣光降临到了这座湘西小城。

　　 6架野马式战斗机从云端上空俯冲下来

　　 1945年8月21日，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屈辱得到洗刷，正义得到宣扬。

　　 这天上午，今井武夫一行从武汉登上了漆皮脱落、黄绿斑驳的冈村宁次专机，满是恐惧和沮丧情绪。

　　 降机飞行至洞庭湖上空，一个随行人员向今井武夫报告，在机舱尾部还放着一挺机枪。降机驾驶员说，这是冈村司令官使用过的。今井武夫毫不犹豫地喝令：“扔下去!赶快扔下去!”顶头上司的心爱之物，要是过去，他一定视为珍宝、奉若神明，而这时他认为这是套在他这个降使身上的绳索。

　　 刚定下神来，飞机已到常德上空，只见6架野马式战斗机从云端上空俯冲下来，吓得今井武夫浑身发软、直冒冷汗。原来是中美空军前来对日本降使的降机执行监护和领航任务。

　　 由于过分紧张和恐惧，原本技术娴熟的日机驾驶员松原喜八在有领航的情况下，仍驾机向洪江机场飞去，后经中方领航飞行员周天明及时阻拦，领先飞行，才算飞到了芷江上空。

　　 “我可以下来吗?”11时15分，日本降机降落芷江机场，舱门打开，今井武夫探出头来问道。此时的今井武夫，再也没有以往飞扬跋扈的神采。

　　 经过中方严格检查后，今井武夫投降代表一行走了下来。行李被仔细核查后，他们被引导坐上了插有白旗的吉普车。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内展出的照片上，车队徐徐向前，绕场一周。降车上，日本人直直地呆坐着，眼睑下垂，透出几分无奈和沮丧。中外记者纷纷举起相机拍照。

　　 更有意思的是，照片上，今井武夫乘坐的那辆车是“无人驾驶”。原来在记者拍照的一刹那，国军驾驶员觉得不屑与日本人一同入镜，认为是不光彩的事，于是将头埋在了方向盘上。

　　 今井武夫紧张得喘气困难，头上直冒虚汗

　　 受降典礼在芷江七里桥飞虎队营地举行。中国战区由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典礼”。

　　 当天下午3时35分，新6军士兵荷枪实弹，把日军降使押送到会场。

　　 受降会场是一栋双层结构的西式平房。会场布置简洁而庄重。墙上悬挂中美英苏4国国旗。正面是中国受降代表席，中间为萧毅肃中将，右边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边为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部柏德诺准将。对面是日本投降代表席，中间是今井武夫，右边是桥岛芳雄中佐，左边是前川国雄少佐，右侧是翻译木村辰男。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廖耀湘、郑洞国等战区长官和中外记者参加了受降仪式。

　　 今井武夫等人步入会场，脱帽向中美受降代表鞠躬。面对鞠躬，中美两国代表表情严肃，没有还礼。

　　 受降典礼开始后，中美受降代表对投降代表今井武夫的身份进行了查勘，并验明身份。

　　 桥岛芳雄代表日方毕恭毕敬地向中美受降代表呈交了百万侵华日军兵力分布图。随后工作人员用中、日、英3国语言高声宣读了投降备忘录，表现出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威仪。今井武夫及随员神色紧张不安，桥岛芳雄紧张地不停擦拭汗水，来掩饰其恐慌的心理。

　　 备忘录宣读完毕后，两份早已准备好的《受领证》和毛笔墨盒，由萧毅肃的翻译递交到今井武夫面前。此时，上百双眼睛的视线一齐投到了今井武夫身上，无数摄影机的镜头也瞄准了他。

　　 今井武夫紧张得连喘气也有点困难，头上直冒虚汗，颤抖的右手在《受领证》上写下“今井武夫”4个歪歪斜斜的日文名字，并加盖了一个椭形的朱红印章。

　　 中外摄影师快速地拍下了这一镜头。这一镜头，从此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史册中。

　　 受降仪式历时1小时。人们走出会场时，七里桥的天空奇迹般地出现了一道七色彩虹。一位美国记者竖起大拇指说：“虹，中国的虹，中国的吉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