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下午,作为受降部队新6军先头部队的第14师,在师长龙天武的率领下分批空运南京,成为政府层面上第一支正式进驻南京准备受降的部队。
经过冷欣等人的准备,何应钦等陆军总司令部人员于9月8日陆续抵达南京。此时的南京,已经有不少重庆军政代表和驻防在南京周边的部队长,这些人齐集明故宫机场恭迎何应钦,新6军的仪仗队和军乐队则适时奏起音乐,使得整个欢迎场面十分热烈。
8日下午,何应钦不等休息,就前往设在励志社的前进指挥所办公。在那里,他听取了冷欣和廖耀湘关于日军、伪军的现状以及南京周边地区的治安报告,顾祝同、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懋功分别介绍了各自管辖区域的受降情况,海军少将陈宏泰、空军少校孙桐岗则分别介绍了海军和空军的接收情况。最后,何应钦听取了由新6军副军长舒适存汇报的关于“九九受降仪式”的有关程序和工作安排,并确定了仪式在原中央军校的大礼堂内举行。
8日晚上,何应钦在励志社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庄重宣告:“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署降书仪式定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举行……八年前的11月26日我们离开首都时,都有沉痛的决心和坚强的自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重回首都。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获得光荣的胜利,重回首都了。”
9月9日上午,在通往中央军校大礼堂受降场所的屋外大道上,竖立起了一座高达10米的彩饰牌坊,下置三座大门,中间为汽车通行,两边为行人通行。牌坊之上,分三层。第一层安置一座巨大的金属制“V”字,悬挂中、美、英、苏四国国旗;第二层镶嵌着青天白日国徽;第三层悬挂一块“和平胜利”的大牌匾。
南京受降场景
道路的两侧,每隔50米竖立一根高5米、漆着蓝白红三色的斜条纹旗杆,杆上分别悬挂51个战胜国的国旗,旗帜下面分别站立着新6军的士兵。这些士兵全副武装,戴着美式钢盔、肩负背包、手持冲锋枪,身着呢布军服,脚着黑色军靴,手戴白色手套,庄严肃立。
受降大堂内,在受降台和受降席的后面,站立着新6军的士兵,入口处,则由宪兵负责警卫。场地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立了中外观礼人员的席位,每个座位都有对应的邀请函和入场证。
9日上午8时35分,观礼人员陆续入场。8时56分,何应钦上将率4名受降官——顾祝同上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萧毅肃上将、空军第2路司令张廷孟上校入场。
8时58分,日军投降代表——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泽山春树中将、第38军参谋长三泽昌雄大佐,以及翻译员木村辰男一行八人,在引导官军令部次长王俊中将的引导下入场,随后在王俊的指示下站在了规定位置。日方人员低着头,鱼贯而入,根据当时在现场的陆军总司令部总务处少将副处夏禄敏回忆,冈村宁次虽然是低头入内,但“眼睛却又在频频偷看何应钦”。
日军进入指定位置后立正,随即向受降席上的5名中国军官行45度鞠躬礼,何应钦则在欠身示答后坐回原位。一分钟后,何应钦再次从受降席上站起,并对中外记者宣布“摄影五分钟”。伴随着阵阵闪光灯的出现,整个现场的记者都忙碌起来,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影像。
9时04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出示投降文件,冈村即命参谋长小林出示。小林浅三郎离开投降席位,将日本政府和大本营授权的两本投降书放置于投降桌上开始磨墨,由冈村宁次用毛笔签名后盖章,随后小林将两册投降书恭敬地呈递到受降桌前交付何应钦。何应钦在仔细审读完毕后,将其中一本交还小林,再由小林回递给冈村。留在中方的投降书,则交由萧毅肃,再转交副参谋长冷欣,由冷氏在当天中午乘坐专机直飞重庆上交蒋介石。
9时15分,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代表退席,并开始通过受降席上的话筒作了为时三分钟的广播演说。9时20分,何应钦正式宣布受降仪式结束,并率受降官退席。整个受降仪式虽然只用了20分钟,但它却标志着日本侵华的彻底失败。
1945年9月9日,何应钦代表中国接受日军投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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