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降会场上有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是按字母排列的,他求证这些国旗,并且是1945年时的国旗样式。
从许多黑白的老照片上,陈坚有他的独特发现,日军将官的领章钉法与中方将官不同,将星不在领章正中,而是从边沿钉起,即使一颗星也在一侧;日本军官的袖口都有军衔标志;日军参谋到参谋长佩有绶带,主官却没有,不管多大的职务。日本陆军皮靴有模糊的“马刺”,包括高级将领,这是为什么?陈坚翻阅大量资料,研究日军皮靴的沿革,在其收藏的《爱新觉罗.溥仪画传》画册中得到佐证:日本虽属轴心国,但军队的机械化程度并不高,陆军高级将领在战场上普遍骑马行军,因此皮靴镶有“马刺”。
军人在室内脱帽,中日双方均如此。陈坚发现,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旁边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拿起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时,照片上左侧军服绉褶不对劲,好像鼓出来一块东西。经仔细研究,原来小林浅三郎腋下夹着他的军帽,而他坐着时,军帽是拿在手里的。不少日本军官坐在桌前的照片上也是不见军帽。因此他再画时,中方将领的军帽在桌上,日方将领的军帽只有一顶,是冈村宁次的,他要签字盖章,其他日将的军帽都应该在手上,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
在史料记载和纪实文学中,投降席和受降席是个很简单的概念,而在陈坚的眼中,它们的形状和颜色,都不可能随意想像,要给后人一个真实的记录。他对照当时的几张照片,得出结论,投降席和受降席的大小是不同的。日军将领面前的投降席,是3张长条桌拼成的,桌面宽度很窄;中国将领面前的受降席,则比投降席大一倍,是两张办公桌拼成的。日军将领坐的是帆布垫的高背木椅;中国将领坐的是带扶手的太师椅,扶手雕有回纹型曲线花纹。
听说南京博物院陈列有投降席和受降席的复制品,包括桌子和椅子,陈坚专门去看。老照片上的投降席和受降席包有“三色布”,深浅不一,南京博物院复制时做成了蓝色、白色、蓝色。陈坚认为不对,黑白照片上的“三色布”有三种色差,不可能有两种同样颜色。他参照会场立柱等处的色彩搭配,断定“三色布”应遵照中华民国的国旗色:蓝色、白色、红色,这3种颜色是当年受降仪式会场布置所用的基本色。
后来,陈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那里复制的受降席和投降席的桌布颜色也有同样错误,便提出了异议。但当时一位馆中人员却提出了一个疑问:“国民党怎么会有红色?”令人啼笑皆非。
曾亲历受降仪式的南京政协委员、80多岁高龄的王楚英老人,曾是史迪威将军的英文翻译官、新六军军官,时为受降仪式的工作人员。老人专门去看陈坚的画,肯定了画作,只提出在会场的新六军士兵的美式装备,背囊上有一条卷起的军毯。陈坚找来自己的军毯,反复折叠,终于逼真地添画上去。老人的意见加强了中国军人的威武形象,陈坚非常感激。
历史虽然翻过了那一页,中国人在抗战后迎来胜利的激动时刻并没有远去,中国以3500万人鲜血与生命的沉重代价换来那一天的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永远不该忘记。胜利的光荣属于一个不屈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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