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受降堂见证抗战胜利日 21万日军缴械投降
来源：荆楚网-湖北日报   2020-11-27 09:37:44

图为：武汉市中山公园，受降堂外景

图为：游人在受降堂内参观受降会场

　　1945年9月18日，中国第六战区受降仪式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

　　曾在荆楚大地横行肆虐7年之久的日寇，低头缴械，签下降书。

　　受降仪式历时9分钟。这是载入史册的庄严时刻。

　　70年后，本报记者寻访受降堂旧址，查阅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多方还原这一胜利时刻。

　　受降纪念碑见证“武汉受降”

　　金秋十月，汉口中山公园人潮涌动。

　　广场以西茂密的梧桐树下，一排平房气势不凡：大门上方，红底黑字“受降堂”遒劲挺拔;大门右侧，汉白玉铭刻“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字样，庄严肃穆。

　　上午10时，29岁的公园管理员杜蕾打开大门，等候参观的人们鱼贯而入。

　　受降堂内布设了展览，主题依次为抗日烽火、江汉怒潮、血染楚天、受降纪实等。参观者大多沉默不语、表情严肃，当看到按当年场景复原的受降会场，顿觉扬眉吐气，纷纷拍照留念。

　　长条形会议桌上，一边是受降席，一边是投降席，分别摆放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等台签。会场上方，悬挂有孙中山先生画像以及中、苏、美、英等盟国国旗……

　　讲解员的解说，将人们带回到70年前的9月18日——

　　下午3时，在军用摩托车的引导下，一辆插白旗的轿车驶入公园，停在草坪进口处，冈部直三郎走下车，手握军刀，强作镇定，身后跟着他的参谋长中山贞武及来福静岛、冈田芳政、清水勖之大佐等降将。

　　守卫在此的国民党军官快步上前，毫不客气地夺下佩刀，带领投降代表一行走向受降堂。此时，受降主官孙蔚如身着戎装，坐在受降席正中，武汉乃至湖北地区党政军头面人物、中共代表、盟军顾问等88人，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冈部直三郎一行从侧门进入堂内，脱帽敬礼后，立正排列于席前。孙蔚如示意其入座，随后宣读命令书，令其投降，由副参谋长谢士炎递给日方签字。

　　冈部直三郎耷拉着脑袋，沉思良久，然后抬起颤抖的手，执笔签道：“今谨收到，中华民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华民国35年9月18日六战作命甲第1号命令一份，当全部遵照执行……”

　　签字后，命令书由中山贞武呈递孙蔚如。孙将军检视后，令日军投降代表退席，受降仪式结束。霎时，全场欢声雷动，院外爆竹连天。

　　为纪念这一胜利时刻，当时的汉口市政府在受降堂边立碑，孙蔚如亲自题写碑文：“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部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

　　这块纪念碑沉睡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98年才重见天日。此时，原来的受降堂已不复存在。

　　此后，受降堂重修并对外开放，受降纪念碑原件陈列于堂内;另外制作的纪念碑复件，立于堂外右侧。

　　随军记者笔下的“武汉受降”

　　“第六战区负责各地区受降签字典礼，于‘九一八’14周年纪念日下午3时，在中山公园隆重举行，庄严肃穆，历时9分钟即告完成……”

　　受降仪式结束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恩施分社主任徐怨宇立即发出了电稿。

　　1945年8月30日，时年27岁的徐怨宇搭乘第六战区前进指挥所飞机，从恩施飞往汉口。在同行的48人中，徐怨宇作为随军记者，记录“接收武汉”的历史瞬间。

　　前进指挥所的任务，是先期抵汉，统筹受降准备工作。由于日军一向狡诈，而此次投降较为突然，飞机降落前，众人纷纷拔出手枪，以备不测。

　　飞机降落后，日军殷勤招待，还布置了仪仗队。饭后，车队出发驶入怡和村(今解放公园路)前进指挥所驻地。徐怨宇当即架起电台，发出抵汉后的首篇报道——“(中央社汉口30日下午3时电)第六战区长官部派遣汉口前进指挥所全体官佐，于今晨7时15分，由谢主任士炎少将率领，分乘双引擎运输机两架飞抵汉口。日本第六方面军派冈田芳政大佐代表到场欢迎，并偕赴日本军官招待所休息。经过市区时，市民雀跃欢迎。”

　　此时的武汉三镇，仍在日伪控制之下，街面萧条破败，人民困苦不堪，即使有人通过广播得知胜利的喜讯，也不敢组织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而在鄂西等地，国民党军队正马不停蹄向武汉进发。

　　9月3日，《武汉日报》和《新湖北日报》均如此报道：“过宜(昌)时，日本士兵沿途向我敬礼，惟服装破烂，病容满面，其状甚惨”，“现三斗坪船已可直接通达汉口，日方保证途中并未布置水雷云”……字里行间，充溢自豪。

　　档案馆史料中的“武汉受降”

　　武汉受降后不久，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编辑发行《第六战区受降纪实》，全面呈现受降细节。

　　时光流转近70年，当年发行的书籍大多丢失。记者多方寻觅，在武汉市档案馆查到一本，该书16开本大小，纸张已发黄、发脆。翻开封面，扉页有孙蔚如撰写的序文：“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寇投降，战事终结，本战区奉命进驻武汉，对于敌伪武装之解除、物资之接收，均经先事规划、预为部署，俾能循序进行……”

　　时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郭忏也作序回顾受降经过：“本战区奉命规复江汉，处理败敌，八月三十日开始受降，至十月十四日完毕。”

　　日本宣布投降后，尚有21万日军驻扎在武汉周边。《第六战区受降纪实》记载，8月30日，副参谋长谢士炎率领由19名军官、12名通信兵、4名随军记者及12名宪兵组成的前进指挥所，率先进入武汉。9月16日，第十集团军主力部队从恩施、宜昌进入武汉市区。9月17日，受降主官孙蔚如抵达汉口，次日在中山公园举行受降仪式。

　　全书近200页，分为受降经过、接收事项、俘虏管理、隶清奸徒等九部分，收集有孙蔚如步入受降堂照片、日本第六方面军各部队投降时位置图、解除武装后集中地点图等共计70余幅。

　　在工作人员帮助下，记者找到另一份珍贵档案：当时的汉口市政府《关于修建中山公园受降堂款项支付问题》呈批件，上有孙蔚如亲笔批示。

　　武汉受降堂始建于1942年，原名大众会堂，最早用于国民政府汉口市政厅开会，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第13个儿子张仁蠡任日伪汉口市市长时，为纪念其父在鄂功德改建张公祠。受降前，“张公祠”匾额被铲掉，换上“受降堂”三个金字，房屋结构不变。

　　多年后，徐怨宇曾撰文回忆受降堂的格局：进厅前先上5级台阶，经过一段与房屋并齐的坪台，再上3级台阶，便是正厅，朝南的一方有玻璃门窗，堂前有一大块草坪，四周矮冬青树围绕，开有3个口子供汽车、行人进出，从任何一个口子望去，都可看到“受降堂”3个大字。

　　退休老人眼里的“武汉受降”

　　吕学赶今年71岁，退休前在中山公园管理处工作，曾参与受降堂保护和恢复。今年以来，找他的记者特别多。

　　老人回忆，1998年社会上盛传，将有3条马路穿过中山公园，受降堂区域也在拆除之列。不过，这年有人在张公祠附近的地下室发现一块石碑，经考证为受降纪念碑，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中山公园因此未受市政建设影响。

　　此后中山公园重建受降堂，都是吕学赶一手操办，他遍访沈阳、北京、南京、台儿庄、芷江等地抗战纪念馆，征集到不少珍贵文物和史料。

　　2001年，他突发奇想，以武汉受降为历史背景，以“先锋官”谢士炎、“新闻官”徐怨宇等人的故事为原型，开始构思小说《1945年秋天》。为此，他在图书馆、档案馆泡了2年，查阅旧报、档案，做了大量笔记，仅手稿就有2公斤。

　　构思完成后动笔，一写就是一年。38万字的初稿完成后，他大病一场，病愈不久，到老年大学练打字，把这部心血之作全部敲进电脑，顺便又修订一番。

　　既非专业作家，为何如此执着于一部长篇小说?“那个秋天，武汉发生了很多故事。”吕学赶说，小说全景式描述了“日军的垂死挣扎、伪军的摇身一变、国军的勾心斗角、黑道的挣扎求存、奸商的贪婪黑心”，算是他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记录。

　　遗憾的是，这部书稿在他的书房躺了十年，直到今年才纳入出版社出版计划，最快年底可与读者见面。

　　链接

　　武汉受降大事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8日，蒋介石电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指挥所属各部负责接收武汉、沙市、宜昌地区……”

　　8月27日，第六战区部队开始向武汉、应城、孝感、黄陂前进。

　　8月30日，第六战区副参谋长谢士炎少将等人由恩施乘运输机直飞汉口，成立前进指挥所。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

　　9月17日，第六战区司令部到达汉口，进驻武汉市郊上智中学旧址(今武汉六中)。

　　9月18日，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在中山公园受降堂向孙蔚如签下降书，21万日军缴械投降。

　　受降仪式亲历者去向

　　●孙蔚如

　　内战爆发后，孙蔚如失去兵权，在最后一刻拒绝去台湾，并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后来成为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副省长，1979年病逝。

　　●谢士炎

　　谢士炎从日伪手里接收武汉时，严于职守，与大肆贪污的军统特务斗争，反被诬告，遭蒋介石革职查办。经营救获释后，成为共产党的地下情报骨干，1948年牺牲。

　　●冈部直三郎

　　受降后不久，冈部直三郎被中国军方逮捕，囚禁于武汉大学，后转押至上海，1946年11月，突发脑溢血，死于战犯医院。

　　(本版内容由武汉市档案馆协助)